最后的脱贫户｜宁蒗农民有了县城的一套房，“感觉像住宾馆”

27岁的女工吉火布国埋头在白炽灯下，俯身在缝衣机上，随着她手指的缓缓移动和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她所织的校服上走出一排针脚。服装厂的这份工作，每月能给她带来3000元的稳定收入。

之前，吉火布国的身份是一位农民。在宁蒗县西川乡竹山村，她跟口齿不清、三级残疾的丈夫仅仅依靠种玉米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因为宁蒗县脱贫攻坚中的“易地搬迁”项目，她一家迁往县城住进了安置的幸福家园小区，这使她拥有了这份工作，身份信息也发生了变化，“农民变市民”。

幸福家园是宁蒗县城分三期建成的3个集中安置小区之一，其中一期和二期分别叫小康家园和河滨家园。11月6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幸福家园看到，在这里具有彝族民族特色共6层的一排排住宅楼跟广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园、敬老院等错落有致的分布，小区布局配套完善。

吉火布国一家四口住的是80平米的户型。小区建成后，根据家庭人口数，安置在这里的居民分别选择60平米、80平米、100平米三个户型，“拎包入住”。

宁蒗县是云南省最后一批退出贫困县的9个县市之。宁蒗县官方的宣传资料介绍，幸福家园是滇西北最大的一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当地建成的3个县城集中安置区、7个集镇安置区，安置了该县高寒山区的10400户42000人。11月13日，云南省政府发布通知，批准宁蒗县退出贫困县。

吉火布国他们每天在小康家园的服装厂上班 本文图片来源：澎湃新闻记者 王万春

“云南的西伯利亚”

虽然坐拥令人神往的世界旅游圣地——泸沽湖，但宁蒗县因地处“小凉山”地区，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摆脱 “云南的西伯利亚”这样的俗称。除了具有“老、少、边、穷”等深度贫困地区的所有共性特征外，宁蒗县还是解放后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县份。

情况与吉火布国一家相似的贫困户，在宁蒗县不算少数。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初，宁蒗有82个贫困村，其中有61个是深度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8826户82464人，占丽江市贫困人口近一半，贫困发生率为35.43%。

吉火布国老家西川乡竹山村的房子仅有三四十平米，供他们一家四口居住，他们的房子属于典型的彝族木式住房，“用木板一片一片搭起来的，中间的缝隙可以从外面伸进去一只手，我们叫片片房。”

类似吉火布国他们家以前在农村的“片片房”

支撑一家生计的是4亩玉米地。吉火布国说，因为老家地处高寒山区，缺水，土地只能种植玉米，“一年看天吃饭，天气好玉米就好，还可以喂头猪卖掉，有时猪都养不了，不够人吃的。”平常，口齿不清、三级残疾的丈夫出门打零工，她因为照看孩子无法出去务工，“孩子上学后我们又增加了负担，因为在老家小孩上学太远了，我们到县城租了房子陪读，每月两百元的租金，只有我老公一个人打工挣钱，我们三个人花，压力非常大。”

跟吉火布国一样，孩子上学也是胡顺英脱贫过程中迈不过去的坎。来自原金棉乡红星村委会吉腊村小组的胡顺英说，在老家时小孩上学要步行一个半小时，而家里又没有收入支撑他们前往县城供孩子读书，“去学校的路上，涨洪水时，一般只有男的才能过河，女的过不去，小孩更过不去，所以要接送孩子的话打工就去不了。”胡顺英本人还是四级残疾，她称，小时候被石头砸到腿，致使她无法干重体力劳动。

29岁的河滨家园党总支书记杨发财，原本家住烂泥箐乡马金子村委会小牦牛村小组。他介绍，直到自己读初一，寄宿在县城的亲戚家时才学会了说汉语，“我小时候不知道幼儿园是什么，汉语只能听，不会讲。”

贫瘠的土地，闭塞的交通，想改变命运却又上学不便的现状一直困扰着他们。“出门就下坡，行路羊肠道，运输靠马驮，有病无法医”，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刚开始感觉就像住宾馆”

截至2019年11月，宁蒗县投入易地搬迁资金20.56亿元，占全县扶贫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以进城安置、集镇安置为主攻方向，建成了3个县城集中安置区、7个集镇安置区，将10400户42000人搬出大山，这占丽江市易地搬迁总人数的90%。

幸福家园小区

杨发财清楚地记得刚分到安置房拿到钥匙时的激动之情，“那晚我们亲戚朋友的在新房里简单庆祝了一下，虽然房里空荡荡的啥都没有，那天是2018年12月1日。”杨发财说，在拿到钥匙前，他们搬迁户都不知道自家会被安置在哪里，分配住房钥匙时，由各乡镇各自带队，先在各自的乡镇内部抽签，然后以乡镇为单位排队抽签，以家庭人口数量为限，分别抽60平米、80平米、100平米三个户型，抽到哪一户就入住哪户，“有的简单装修了下卫生间、贴点地砖什么的，更多的直接是拎包入住，不需要花钱。”

2018年12月，一期的小康家园和二期的河滨家园分别建成，开始搬迁，2019年11月，三期的幸福家园建成后搬迁。吉火布国、胡顺英这些贫困户，他们来自不同的乡镇、不同的村子，在宁蒗县城的安置小区组建新的社区。

宁蒗县城分三期建成的3个集中安置区

“以前做梦都没有想过。”吉火布国说，之前为了孩子读书只能租住在县城，深知县城的一套房子就算她两口子不吃不喝几十年的收入才能购买一套，“要在县城有套房，从来不敢想。”她家是2019年11月，幸福家园建成后搬迁入住。

突然在县城拥有了一套住房，这彻底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甚至起初搬入时还不太适应。

“刚开始感觉就像住宾馆，上厕所也不太习惯。”小康家园的胡顺英说。

“农村的时候，我爸妈早上起的早，起来干活，他们年老的还有晒太阳的习惯，搬城里后早上没事干，太阳刚出来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就在小区楼下晒太阳，以前做饭是烧柴，刚搬来那会儿做饭燃气灶也不习惯，还害怕出事。”河滨家园的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发财说，起初傍晚在广场放音乐时大家忸忸怩怩不敢跳舞，到后来一放音乐全都跑到广场跳舞，“恨不得晚饭也顾不上吃了。”

“搬过来时老家的啥东西都不要了，都用不上，连床单被套那些都用不上……”幸福家园的吉火布国忍不住笑出了声。

澎湃新闻记者看到，在县城安置的这3个小区，除了一般的绿化、路灯、垃圾箱、公厕、活动广场、篮球场、社区服务中心外，还有幼儿园、敬老院、图书馆，小区也特意配套了定点屠宰场，以便于居民们逢年过节时屠宰牲畜。

安置在集镇的大成新村

除此，在集镇安置区的贫困搬迁户也对新落成的家园激动不已。从红桥镇大梨树村委会农场村小组搬迁至宁利乡大成新村的杨工作认为，尽管自家依然被安置在农村，但相比之前的不通路不通电，大成新村的交通方便，去县城也近，“我是庭院式的房子，还可以种地。”

杨工作在他的庭院式新家

“让娃娃考个好大学”

集中搬迁安置后，带给吉火布国、胡顺英们最大的舒心是孩子能够就近入学了。

早在贫困户们搬迁入住前，2018年9月，占地150亩、投资2.3亿元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凉山学校投入使用，现可容纳4500名学生。

该校位于县城3个安置区中间，均步行10分钟可到，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配套学校。校长卢英常向澎湃新闻介绍，学校现有92个教学班，其中进城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1792人，低保家庭学生1013人。

吉火布国的两个儿子均在小凉山学校就读，大的上三年级，小的一年级，目前在服装厂上班的她，每天能接送孩子上下学。

她和胡顺英所在的服装厂是宁蒗县人社部门与金开生物开发有限公司开设的扶贫车间，位于一期小康家园小区。服装厂吸收了3个安置区的贫困户家庭成员150人就近就业。

据吉火布国介绍，刚开始试用期跟着老师培训时工资2000元，出师转正后每月稳定有3000元的收入，他的丈夫在建筑工地干活，每月也有三四千元的收入。

在集中搬迁安置后，女人们在县城就近务工的同时照看着孩子，而男人们大多选择出门务工。来自宁蒗县劳动就业局的数据显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47947人，截至2020年10月，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32511人，组织输出12932人，在今年疫情期间共组织输出11批次的劳动力赴上海、温州等地务工。

父母们为命运的挣扎，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宁蒗的教育，在整个丽江都是名列前茅的。近三年来，宁蒗有5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市区就读的学生家长，羡慕宁蒗的教育资源和模式，丽江的本地媒体也发出“丽江教育怎么办？‘宁蒗海安模式’能否复制到全丽江？”的疑问。

幸福家园小区家里，一面墙上贴满了孩子的奖状

所谓的“海安模式”，是指32年前丽江宁蒗与江苏海安的东西部教育合作——以“木材换人才”，即海安派出优秀师资力量支援宁蒗的教育，宁蒗则以优惠价格为海安提供紧缺的木材。尽管现在海安已不需宁蒗的木材，但依然支持宁蒗的教育，就在2020年的高考中，参加高考的海安班45人，仅有1人差一本线两分，其余成绩均超过一本线。

其实，这与宁蒗的重视教育不无关系。“在宁蒗县，你会看到修的最好的房子，那肯定是学校。”宁蒗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说。

就教育来说，读书不多的吉火布国和胡顺英们因为孩子“孟母三迁”，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考个好的大学，这是他们彻底改变命运、走出大山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