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元化｜张汝伦：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王元化先生

2020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经授权发表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在“古典资源的再发现与现代重建：纪念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王元化先生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先生生于1920年，即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先生的思想出生证上，写着的是“五四精神”，先生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恰如其分，毫不做作。先生文革复出后对人道主义的阐扬和新启蒙的提倡，无不体现着他的五四血统。先生于2008年离世，那一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和两年后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现代化强国，近百年前，正是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与焦虑促成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先生的一生，见证了现代中国的诞生。但先生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并不仅仅与此有关。如果我们把“五四”算作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肇始的话，那么王元化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同龄人。就像康德是启蒙的集大成者，又是启蒙的殿军一样，元化先生也是五四的集大成者，又是五四的殿军。

已故冯契教授曾把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问题归结为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现代中国不是凭空出现和产生，而是从古代中国脱胎而来。它产生于一个西方现代性文化主宰的世界，充满各种矛盾和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现代性自我批判的产物；进入中国后，迅速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且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现代中国的精神世界，是由中国传统思想、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主要是以启蒙为代表的现代性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三个要素构成的。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能真正打通这三种思想传统的人，直到今天都少之又少。王元化先生，却是一个难得的能贯通这三个伟大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思想家。

先生出生在一个他那个时代非常难得的中西文化皆擅的书香门第。先生尊人王芳荃虽是清华英语教授，却写过一部《怎样欣赏中国古诗词》的著作。母亲既通英语，也擅清代弹词，先生幼年常在母亲低吟的弹词曲调中入睡。先生趋庭之际，已受浸染，用他自己的话话说：“童年时代所获取的印象像一粒种子埋藏在儿童的心田，慢慢地发挥它的潜在功能。”故此，先生毕生对中国文化保持着温情和敬意，并不懈追求，从未像许多新派人士那样，恶言相向，视若寇仇。先生以《文心雕龙》名家，亦曾从熊十力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先生早岁投身革命，中年遭遇坎坷，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和思考，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为许多专治传统思想文化者所不及。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与见解，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先生言谈举止，儒雅高致，令人折服。他也许是最后一个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

先生家学渊源，于西学一道，有广泛的涉猎与深入的浸润。尤其对西学之核心的哲学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钻研一丝不苟，问学多方。对莎士比亚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对西方古典文艺理论和俄罗斯的文学思想，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歌德、巴尔扎克、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这些西方和俄罗斯文化巨人的思想与作品，如数家珍。到了晚年，先生对西方思想传统的学习与兴趣丝毫不减，他对卢梭、韦伯等人的思想，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与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对谈，更是中西思想交流的一件盛事。先生是思想家，对于西方思想文化他不会采取知识主义的态度，他了解与钻研西方思想文化，为的是丰富和深化自己的思想。所以他也从不会视西籍为神圣，视西人为帝天。我国治西学者往往不脱此病，因而也就谈不上登堂入室，为我所用。

元化先生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运用，挥洒自如，炉火纯青。他在青年时代就“主张回到马恩原初理论上去。”与时下一些人不同，元化先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读（曾写有十余本读书笔记），《资本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辩证批判的思想方法对元化先生的思与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的《文心雕龙》研究之所以自成一家，不同凡响。除了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和西方的文艺思想外，与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给他的思想方法利器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使得王元化这部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著作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思辨性。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至今还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成功典范。

读元化先生的著作，与元化先生交往，都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西方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三者在他身上是融贯统一的，这不但使得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出入中西文化游刃有余，也使得他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他有极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对传统文化一往情深，可他从来不是孤臣孽子式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西学传统也是求知若渴，赞扬有加，可他从未像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派那样，惟西方思想马首是瞻，只会五体投地。没有丝毫批判。他对马克思主义心悦诚服，但他却从不是言必称马列的教条主义者，而是真正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人们往往容易偏于一边，这就使得后人很容易给他们贴上“某派”或“某主义”的标签。像元化先生这样允执厥中的人凤毛麟角。他厌恶人们将他“归类”，更不愿“选边”，特立独行的思想人格，昭昭可鉴。

思想上特立独行，保持独立人格，谈何容易。它需要一个人有很强的自反意识，或自我批判意识；否则往往被别人或潮流牵着走而不自知。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意识是较弱的。“吾日三省吾身”也好，“慎独”也好，都不完全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即认识到自己思想的缺陷甚至错误的意思。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很难找到像王元化那样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虽然他自己说“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实际上他自青年到老年，曾经有过多次反思。正是这种自我反思，形成了王元化思想独立的品格。而真正的思想家，必须有这种思想品格，才能称得上是思想家，否则只是没有自己思想的应声虫而已。

也因为有这种自我反思的思想品格，王元化才能既是五四的儿子，又能对五四进行反思。这很像西方思想史上的康德。作为批判哲学的大师，康德既是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又是启蒙的批判者。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康德的理性批判并不是否定理性，而是要看到理性内部包含的问题与缺陷。康德对启蒙的批判绝不能理解为对启蒙的否定；相反，康德通过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深化了启蒙的主题。同样，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也绝不是否定“五四”，他始终坚持自己“五四”的精神血统；他只是反思以“五四”的名义违背“五四”精神的思想观念。他对“五四”的反思，首先反思的是以往对“五四”的简单化理解，如把“五四”的文化论争理解为“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等等。但他反思“五四”最重要的成果是反思“五四”以来在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如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等等。这些错误观念成为不少人的意识形态基本架构，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极大障碍。这些观念并不起源于“五四”，却由于人们对“五四”片面的意识形态理解而得到极大的加强。

“五四”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后人对它必然会有种种评论。但是，迄今为此，对这一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人们往往采取简单化的评价态度，即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海德格尔有句名言：形而上学的命题倒过来还是形而上学。对“五四”无论是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是“五四”精神本身要提倡的态度。简单肯定与简单否定都不是真正的反思。真正的反思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即在新的思想视域中更好地保留并改变所批判的东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这样意义的扬弃的一个典范。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是他对自己思想反思的题中必有之义，它的目的，绝不是否定“五四”，而正是发扬“五四”思想解放的基本精神。

先生的去世，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时代——经典现代性时代的结束。一个未知的新的思想史时代，正在到来。今天世界之复杂，是五四先贤难以想象的。没有既定的模式和套路，足以应对今日之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这是王元化最喜爱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二百多年前，面对正在展开的现代世界写下的一段话。它也可以作今天这个时代思想者处境的写照。王元化的后继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继承的却是“五四”先贤未竟的事业——会通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具有原创性的现代中国思想。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元化先生不会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