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婚买婚屡禁不止, 暗含农村底层逻辑的无声断裂

✪ 吕德文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导读】近日，一段“某村18岁高中生迎娶14岁初中生”的视频流传网络。而此前备受关注的因不能怀孕被虐待致死的农村儿媳，也在不满法定结龄时就已出嫁。类似新闻层出不穷，让人们惊讶于低龄婚配、包办买婚等现象仍然盛行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农村治理中的诸多难题。

吕德文先生认为，低龄婚姻等被现代法律明令禁止的传统习俗之所以在乡村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乡村“生活”的逻辑之强大，哪怕国家强制介入农民生活，也会被乡村社会的固有系统所吸纳。对于很多农民家庭而言，让家里有个男孩，男孩娶上媳妇、生下第三代，以对得起祖宗先人，是最大的人生价值。在地方性规范极其严苛的乡土氛围中，这种家庭策略背后是一种社会安排，个体自主性并不强。

而今，乡村问题已从国家与农民关系主导的传统治理领域，转向人们如何安排家庭和个体生活的“生活治理”范畴。农村的巨变从根本上转变了原有家庭结构和“人生任务”内涵，但农业社会的生活惯习仍然顽强地延续着，新的生活理性并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断裂之下，农民也越来越焦虑。作者认为，当下乡村问题的驱动机制，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的不稳定性，这很难仅仅通过社会的自我治理来解决。就此而言，如何有效安顿农民生活，才真正考验着基层治理能力。

巨变时代中国乡村生活的重建

当前，“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确实得到了极大缓解，而“农民真焦虑”却是很多农民的真实写照。乡村社会问题也从基于人际关系，尤其是国家与农民关系主导的传统治理领域，转向了人们如何安排家庭和个体生活的“生活治理”的范畴。而今，农民“过日子”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已逐渐转化成为带有新特征的社会问题。如何安置好农民生活，也许是有效治理乡村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

▍生活安排的治理视角

生活与治理本无太大的关联。农民如何过日子，安排好生活，其实是一个习惯。“春播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的就是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如某人违背这些生活方式，也由社会自己协调，自有一套矫正机制。其中，“污名化”就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机制。比如，那些不遵循“日出而作”，经常睡到“太阳晒屁股”的人，很自然地会被冠上“懒汉”之名。

生活的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哪怕是国家强制介入农民的生活安排，也会被社会的一套系统所吸纳。比如，计划生育是一种强力干预传统家庭生活的公共政策，可在很多农村地区，农民家庭迫于“断子绝孙”的恐惧，抑或村庄竞争的压力，仍然顽固地坚持传统家庭策略的内核，如性别偏好。

可见，强大的生活逻辑不单体现在家庭策略之中，还与农民价值观念纠缠不清。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过日子”不仅是一种生活技艺，还是一种价值信仰。尤其是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会不会“过日子”直接关系到人生价值实现的程度。

至今，在北方的大多数农村，每个农民都陷于“人生任务”中而不可自拔。对于很多农民家庭而言，让家里有个男孩，且让男孩娶上媳妇、生下第三代，以对得起祖宗先人，是最大的人生价值所在。由此衍生而来的是，家庭生命周期需围绕这一终极目的展开，刚生下儿子的年轻家长为着将来能让其结婚，就得“对标”安排未来十几年的家庭策略：盖一栋房子、准备不菲的彩礼钱、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或许还得有更多的积蓄，预备着突如其来的、无法预见的开支。

不能不说，对于处在一个地方性规范极其严苛的氛围中的农民家庭而言，其家庭策略是一种社会安排，个体自主性并不强。何时何地干何事，是由未来决定的。一旦违背规律，为了眼前的、个人的想法而不顾（小孩）未来，很容易被冠以“不会过日子”的骂名。

传统农村，会不会“过日子”，取决于会不会安排（劳动）时间；农民理性，说到底是时间安排的技艺。

一是勤劳。勤劳被视作为中国农民的一个优良品质，殊不知，它其实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农民的标配。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勤劳与否直接影响家庭生存。农作时间自有其规律，错过了某个环节，就会影响收成。因此，“抢收抢种”时节很考验一个家庭、一个农民是否勤劳。每道工序干得如何，也很能体现一个农民家庭“过日子”的技艺是否合格。农业生产的非标准化及弹性化时间管理，也给勤劳提供了机会空间。一个勤劳的农民，总可以在农闲时间找到副业，从而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与别的农民家庭拉开距离。哪怕是工业化、城市化已经扩张的今天，很多农民家庭仍然按农时来安排家庭时间，农闲“打工”往往是过去副业的延伸。

二是计划。农民常说的“安排生活”，涉及面极广，包括家庭劳动力如何分工、家庭财政如何开源节流、家庭资源如何分配等，而这些都涉及时间安排。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农业技术变革极其缓慢，人们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毋庸置疑的家庭策略，计划性其实是潜意识的。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说到底是一种高效率的“合适”的农业生活方式。另外，乡间盛行的娃娃亲、童养媳等婚姻策略，本质上也是具有极高稳定性及预见性的家庭计划制度化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传统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内含农民生活自我治理的逻辑。只要农业社会的核心，如农民以农为生、依照“农时”生活、聚族而居，其生活其实无需太多的外力介入。哪怕个别家庭生活出现了问题，也自是有一套地方性规范来加以规制。国家哪怕想介入农民家庭生活的治理，其实也是殊为不易的，除非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可是，从实践中看，这种比政治革命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殊为不易；一种游离于基层治理的生活轨道依然延续。

▍巨变时代的生活安顿

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日这样，生活议题会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心话题，以至于婚姻、反贫困、性别平等，生活政治俨然主导了现代政治。实际上，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一些议题本有其内在规范，属于自我治理的范畴。如，人们普遍将“吃喝嫖赌”视作越轨行为，对犯戒者进行社会规制。对于偶犯者，其家庭成员会出于“过日子”的家庭理性加以规劝，“吃喝嫖赌”不仅浪费，同时也违背家庭生活的时间安排规律，耽误生产。

笔者在乡村问题的长时段观察中发现，家庭主要成员的懒惰、无计划的“吃喝嫖赌”行为，曾一度主导了家庭矛盾与纠纷。在2000年以前，南方青年妇女的高自杀率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案例研究显示，农忙时期恰恰是年轻妇女自杀的高发期。人们在解释妇女自杀时，通常都会言及年轻妇女因不满丈夫在干农活过程中过于消极，“一气之下喝农药”。可以这样认为，传统农业社会对农民家庭潜在的生活理性有极强的规制力。过好日子并非个人的事，亦非政府的事，而是家庭共同体成员的集体事项。

问题在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这一巨变的内核之一便是，那些不言自明的生活惯习，普遍受到质疑。人们都在问，美好生活在哪里？一个传统农民，虽穷一点，但只要勤劳本分，按照通行的家庭策略行事，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完成人生任务：娶妻、生子、盖房，直到老去。一旦出现挫折，那也是命运作弄。但是，今日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是，“人生任务”内涵已发生巨大改变，其实现途径也大不相同；因而，如何安顿生活成了问题。

大体而言，依据代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北方农民的父代对子代有极强的责任，为儿子娶妻、建房的任务极为明确，很多农民在生子之日就着手家庭积累，以保证将来儿子可以顺利结婚生子；与之相应的是，父代对子代也有极高的期待，子女如不孝顺，会发生剧烈的代际冲突。南方农民父代对子代有一定责任，为儿子娶妻、建房只有道义上的责任，却并非如北方农村一样是刚性责任；但是，子代对父代却有不亚于北方的赡养（包括精神抚慰）责任。长江流域地区的农民，代际关系较为薄弱，其相互之间的道义责任都不算高，更多的是依据情感投入来平衡关系。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中，这几种代际关系都属正常；从长时段看，父代和子代之间仍然维持着“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只不过它们之间权利义务间的交换程度有所差别而已。但是，巨变时代的中国农民，都面临着生活安顿的困境。

第一，相当部分农民实现“人生任务”的难度越来越大。多数中国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任务”带来的挑战，也许是计划生育政策。现如今，多数地区的农民通过生育观念的转变，化解了“多子多福”带来的人生任务压力。哪怕是在生育偏好极为明显的农村地区，“多子多福”也并非生活理性。对生子数量的自我限定，适应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挑战。当前，一股更大的、全方位的挑战席卷全国。即，婚姻市场竞争及农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压力下，为儿子娶妻、盖房等带来的现金压力，几乎成为相当大部分农民，尤其是村庄竞争极其剧烈的华北农民的梦魇。

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挑战，还可以通过躲避、抵抗甚至于基层政府有意的政策执行偏差来缓解，直至人们转变生育观念，建立新的生活惯习的话，市场经济带来的现金压力，则无可逃避。每一个农民家庭都在骨子里面感受到“人生任务”带来的压力。

第二，一部分农民因闲暇时间增多而对生活无所适从。对多数中国农民而言，为子女而活是其生活惯习，也是安排其晚年生活的重要考量。因此，大部分农民哪怕已经年老，也为着减轻子女负担而力所能及地参加劳动，承担家务。在这个意义上，在传统农民的生命周期中，其实是无“退休”生活的。在节日期间短暂的闲暇生活，也被家庭或社区的公共活动填满。但生育观念转变较快、且外出务工较早的地区，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返乡，且因子女较少而早早完成了人生任务，他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面临着如何为自己而活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农村地区感官刺激性的消遣活动，迅速蔓延开来。典型如赌博行为，在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影响家庭生存的严重影响“过日子”的越轨行为，如今却已经去污名化，乃至于各种形式的赌博行为被赋予了娱乐消遣的正面意义。甚至于，地下教会的迅速传播，也很大程度上是因其解决了农村中老年妇女闲暇生活的功能性需求。

这两个困境，看似南辕北辙，却同根同源：农业生活已经渐行渐远，建基于此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也就失去了安顿农民生活的能力。举例而言，如果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个农民勤劳本分的表现，也是其时间安排的惯习的话，那么，能否在流水线上扎扎实实“待下去”，最好还可以适应晚上加班的生活，才是判断一个农民（工）是否合格的标准。

在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进行调查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年轻的农民工几乎都不喜欢“进厂”，认为“不自由”，都喜欢那些自由度较高、最好工资也还不错的工作；一些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虽工资高、自由度高，却不见得攒钱多。原因何在？关键在于他们是否适应了工业社会的时间表。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不自由”、工资也不高，却可以培养一种现代生活理性。因有明确的时间表，其闲暇（假日）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使得在工厂工作的农民工更具有生活规划。从结果来看，他们的家庭积蓄或许还更多、更稳定。如果这些农民工有一定的见识，进正规工厂（可交五险），那么，他们返乡之后或许可以真正过上“退休”生活。

现实情况是，人生任务轻重与否，农民（工）都更倾向于那种工作自由度高、但是工作时间长的工作，他们不愿意为自己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活。对于人生任务较重的农民而言，只有最大限度的获取现金收入，才能保证让儿子娶上媳妇盖上房，自己的未来仍然是属于子代的；对于很多人生任务较轻的农民而言，打工已经极大地改善了生活，何必太苦太累呢？因而，一种农业社会的生活惯习，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仍然顽强地延续着，新的生活理性并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因农民生活无法安顿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

▍乡村问题的驱动机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传统社会为何可以无为而治，乃至于有所谓的“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本质上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乡土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能将农民生活有效安顿。而农民生活的有效安顿，恰恰是建立在家庭稳定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中国农民为子女而活的内涵；也可以理解，夫妻关系可以较为稳定。问题在于，巨变时代的中国农村，农民家庭的深层价值，与农民生活安顿密切相关的家庭形式和家庭策略却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观察今日之乡村问题，其驱动机制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家庭的不稳定性。

一是家庭共同体解体后，农民为谁而活？稳定的家庭关系是由夫妻间的纵轴以及代际间的横轴这个三角关系构成的，任何一对关系变得脆弱，或不平衡，家庭稳定性都会受到影响。现如今，农村离婚率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说明家庭关系的横轴已经逐渐脆弱。从性别平等的角度看，这当然与妇女地位上升有关，说明妇女权利的觉醒。但公平地说，当前夫妻关系的不稳定，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此。在深层意义上，是所有中国农民，无论男女都面临着为谁而活的问题。

传统时代，一个丈夫，哪怕其在家庭内拥有绝对权力，依然没有“吃喝嫖赌”的权利，因为他必须为全家负责。但在个体权利觉醒、物质丰裕的今天，“吃喝”已是所有家庭成员的基本权利，“赌”也是适当的娱乐活动，唯有“嫖”还不允许，但那不是从家庭生计（浪费）角度来考量的，而是从夫妻间的忠贞（爱情）来考量的。

对于很多仍有选择权的中青年农民而言，家庭共同体解体或许并非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对于那些仍秉持传统价值观念的农民而言，通过打工拼命积累，甚至于牺牲老人的利益，来为小孩结婚打算；对于那些已转变价值观念的农民而言，自己生活的快乐、潇洒，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但对于那些已经丧失了选择权的老年农民而言，则面临着巨大尴尬。他们仍秉持着传统的生活轨迹，寄希望于将生活的安顿建立在子女孝顺的基础之上，可突然发现，子女开始准备为自己而活了，代际冲突就难以避免。因代际冲突而导致的老年人自杀问题，在若干农村地区甚为常见；它本质上是新旧社会制度交替所致的社会问题。

二是当农民都为自己而活时，如何寻找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是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基本形式。这一家庭形式在缓解当前农民的人生任务的压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正因为这一家庭生计策略，使得农民大致还可以承担高价彩礼，维持高额的人情消费，承担建房、买车等带来的消费升级压力。可是，这一家庭生计策略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极大地损害了家庭作为农民日常生活安顿的功能。

概言之，农民个体，无论是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都难以从家庭内部获得生活安顿。家庭已无统一的作息时间表，家庭内部也难有共同活动，天伦之乐很难日常化，如此，每一个农民都亟需安顿生活的“去处”。问题在于，恰恰是在家庭分裂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居住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家庭私密性极大增强，邻里、社区也逐渐丧失了生活的公共性。而至今为止，政府在农民生活安顿上是缺位的。于是乎，一些带有市场性质的公共空间越来越重要，麻将馆几乎成为很多农村地区的最重要的、乃至于唯一的公共空间。很显然，让麻将馆这个只提供感官刺激，具有消费主义色彩的场所，来安顿农民生活，显得过于单薄而无力。那些能够提供更为刺激的娱乐工具，如赌场、脱衣舞等，一定会借势起来。

最近一些年来，最为吸引人们眼球的乡村问题，如离婚、自杀、光棍、高价彩礼、赌博等，与过去由国家与农民关系驱动而来的“三农”问题，这些乡村问题主要是由农民生活无法安顿驱动的。而农民生活安顿问题，无论是在传统时代，还是在现代政治观念中，都属于社会自我安排以及私人生活领域问题，国家介入的合法性并不高。问题在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人们很难寄希望于社会的自我治理，继而形成新的社会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有效安顿农民生活，考验着基层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