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顶级富豪们, 恰恰是最大的“被慈善”对象

✪ 沙烨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导读】充满挑战的2020年即将过去，未来的道路依然艰险。本文作者沙烨先生指出，中美科技战将是一场至少长达十年的斗争。企业将是这场斗争的市场主体。他预测，斗争的过程将惊心动魄甚至充满挫折，但得益于中国的规模和活力、全社会支持、组织和执行优势，最终中国企业将全面胜出，十年内世界上市值排名前10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的数目将超过美国，并占总数一半以上。但必须关注的是，中国仍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千余元，粗略计算，中国400个富豪的财富相当于6亿中国人两年以上的收入。他指出，那些曾为改革开放奠定重要物质基础的人才和劳动力，贡献了巨大的“牺牲红利”，却未必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受益者，价值创造者和利益获得者完全错配。就此而言，商业不是最大的慈善，商业是最大的被慈善对象。未来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是实质性地推动收入分配改革。而中国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富”群体，有必要深刻领悟张謇精神，与社会共担“共同富裕”的使命和责任。本文原载观察者网，为沙烨先生在观传媒圆桌讨论《危机之后中国企业的新时代》的主题演讲，经沙烨先生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各位思考。

危机之后, 中国企业的使命是什么?

今天请了几个好朋友来做这个论坛。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人，先分享一下我的观察和预测。

毫无疑问，中美科技战将是一场至少长达十年的伟大斗争。企业将是这场斗争的市场主体。我预测，斗争的过程将是惊心动魄甚至充满挫折，就在上周，华为被迫出售了荣耀。但最终中国企业会全面胜出。中国企业将不但以规模取胜，更能够占据高端价值链。十年内，世界上市值排名前10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的数目将超过美国，并占总数一半以上。

我的预测基于三点根本的原因。

第一， 中国的的规模和活力。中国不仅疆域广阔，人口众多，还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像美国是移民国家，却有很多移民城市。这种规模和多样性的交融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活力，也培育出大批充满竞争性和动物野心的企业家。在座的几位就是很好的例子。和美国比，中国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第二， 全社会对企业发展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中央政府通过长期主义的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地方政府通过向企业资源和政策倾斜，共同推动了企业的超常增长。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背后是中国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的移动网络、公路网和铁路网。

第三， 在由互联网带来的全球信息化时代，中国文化中在组织和执行方面产生的优势，将远大于我们在创新方面可能存在的弱势。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在创新领域迎头赶上，相反我们非常需要。但在信息化时代，创新的优势被降低了。创新承担大量的试错成本，可创新一旦发生后，真正的胜利却往往被那些能够成功产业化的企业夺取。字节跳动没有发明AI算法,却做出了全球最成功的AI应用：抖音和tiktok。中国文化中在组织和执行上的结构性优势，最终将让我们在产业化上胜出。

(沙烨先生在演讲现场)

当然在预测中国企业的光明前途后，如果没有进一步思考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就很难做一个称职的社会主义国家投资人。

去年在这个讲坛上，我提出过“牺牲红利”的概念：中国今天所有的财富都离不开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这包括先辈们为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做出的生命的牺牲；也包括建国前三十年为完成社会变革、工业基础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积累，两代人不计个人得失所做的牺牲，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为响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劳动人民用汗水、辛劳和骨肉分离，为市场经济的起飞所作出的牺牲。

在这里，我想进一步和大家思考企业以及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

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是商品和服务建立价格并完成交易的过程，而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态。很多市场派经济学家迷信于一个概念叫自我调节的市场，认为市场产生的结果有天然的正当性。可惜他们是错的。之前我用牺牲红利的概念已经说明，市场经济从来无法孤立地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市场经济是基于社会这个广阔主体上的一个财富游戏。这个游戏以可货币化的交易作为基本单元，通过无数次交易的迭代达到财富的积累和转移。而经济的金融化更让市场的参与者通过数学公式产生出更多可交易的虚拟结构，比如股权、债券、期权等等，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经济的金融化让财富创造不再需要和实业有任何关系。

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群体和从这个财富游戏中获得最大利益的群体并不直接相关，有时候还恰恰相反。比如2008年造成世界金融危机的银行家们对社会没有创造什么正价值，相反他们摧毁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个人却从市场中获利丰厚。

我一直认为，市场经济这个游戏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从属并依赖于社会和政治。市场经济经常从社会这个土壤中吸取价值，并把这些价值货币化后进行利益分配。就如我们的领导人所说：“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

没有比今年新冠疫情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我的观点了。成功治理疫情无疑是在激烈的中美竞争中对中国的巨大利好。如果把中美竞争比作腾讯阿里双巨头间的竞争，腾讯突然全员上下拉了两年肚子，你说这还怎么打？那么治理疫情最大的功臣又是哪些人？首先是我们的政治决策者。就如我的合伙人李世默曾经写道：武汉乃至湖北大规模封城的决定只有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能定夺，所有后果也只有他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决定拯救了整个国家。当然还有我们千万万万最可爱可敬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社区防疫人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和志愿者。是他们让我们免于欧美正在经历的社会灾难。

疫情恢复后，经济复苏股市大涨，龙头股、科技股成为最大受益者。不出意外，今年中国又会多出上百个十亿级美金富豪（billionaire）。据最新的福布斯报告，今年上榜400位富豪总财富从一年前的1.29万亿美元飙升至2.11万亿美元，增长了8,200亿美元。与之相比，美国400富豪榜上榜者的总财富只增长了2,400亿美元。这些显然受益于中国对疫情的控制。但是那些为我们成功抗疫的英雄们，他们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受益者。2020新冠疫情大考年，价值创造者和利益获得者完全错配。

在这里，商业不是最大的慈善，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对象。牺牲红利正在进行时！

再由此扩展。市场主体的核心参与者最关注的往往是利益分配，而市场经济外围的社会角色却往往关注的是价值创造。当一个公司招募新的CEO或者高管时，他最想知道的往往是他能有多少股份或期权。但是你能否想象省委书记和地方政府商谈，中国经济增长部分中有多少比例可以归他自己？同样，你能否想象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和病人谈判这条生命的货币价值，或者一个诲人不倦的教师和学生家长谈判这个孩子前途的货币价值？因为真正的价值往往受道德约束，无法被简单货币化，而社会道德也不允许这些价值被完全货币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这个矛盾我的理解是：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崛起，市场经济中，科技和金融的发展让一小部分人对财富垄断式的拥有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初心和理想的矛盾。前面讲到中国富豪榜前400总财富2.11万亿美元，今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在人大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简单算下数字的话，400个富豪的财富相当于6亿中国人两年以上的收入。

怎么能缓解这个矛盾？在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在中国近代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国家领导人对企业家们的期待。11月12日，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曾称赞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回到今天的议题，危机之后，我的预测中国企业将愈战愈强。同时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也将日益明显。我期待中国出现更多张謇式的企业家。我相信社会主义会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