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女王与苏丹》：16世纪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往来

杰里·布罗顿著《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张珉璐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

本书作者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担任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文艺复兴简史》《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合著）等。他常常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艺术、文化、政治、历史、贸易和东西方关系，也曾为BBC广播制作和录制题材的节目。本书原版于2016年出版于伦敦，并荣获2017年英国历史作家协会非虚构奖。

在本书中，布罗顿也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戏剧作品论证了16世纪伊斯兰世界对英国的影响。其叙述线索较为清晰，先是通过三个商人的个人冒险经历讲述了英国和伊斯兰世界建立贸易联系的过程，然后进一步论述了这种贸易联系背后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并升华到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但我们并未对异质文化感到陌生和排斥，这种习以为常了的和谐感正是源于历史深处。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Andrew Wheatcroft）曾在《1683维也纳之战：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中详细地讲述了奥斯曼人对战争的细致准备，并生动地刻画了欧洲对奥斯曼的恐惧。奥地利格拉茨大教堂也有一幅名为《上帝降灾》的壁画，形象地说明了对当时哈布斯堡统治下的人们而言，奥斯曼人的进犯是和黑死病、蝗虫过境一样的大灾难。深究这种恐惧的源头，一方面是奥斯曼势如破竹的扩张。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政治力量，在公元7、8世纪时快速取得了成功，而相反，基督教先是经历了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数百年迫害，又经历了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不断扩张且难以抵抗的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自然有着天然的抵触和偏见。另一方面，这种恐惧和仇恨的心理也来源于不了解。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不具有较强的流通性，古兰经的拉丁文译本又很少，因此，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缺乏了解的途径。他们所能了解到的多是奥斯曼帝国残忍无情的继承制度——苏丹需要杀死所有兄弟来确保统治稳固，这无疑是加剧了他们的恐惧心理。

在本书中，布罗顿也谈到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恨。1534年，奥斯曼海军元帅海雷丁（Kheired-Din）掠夺意大利和北非的海岸，于8月攻占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突尼斯城。1535年，查理五世远征突尼斯，在艰苦的围城战和激烈的市郊战斗后，击败了海雷丁。这是16世纪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最激烈的冲突之一。战争的胜利被艺术家用挂毯的形式记录下来，也暗示着人们异端需要被消灭，并且将会被战胜。由此可见，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定位是异端，穆斯林的残忍冷酷威胁着欧洲社会，因此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根除或消灭。但是，他认为这种仇恨和恐惧大过想要寻求友好关系的情况，在伊丽莎白时期得到了大大改变。

伊丽莎白女王在玛丽女王去世后，于1558年11月加冕登基。与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所不同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信奉新教。而玛丽的丈夫腓力又和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于1559年签署了《卡托—康布雷西条约》（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共同对付新教。在这种情况下，伊丽莎白被孤立在了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之外。为了开拓新的市场，她需要绕过欧洲这些天主教国家，寻找新的航道和合作伙伴。在布罗顿的笔下，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走向寻求友好合作的新方向正是源于这一大的环境背景。

此时，即将促成英国和伊斯兰世界贸易联系的三位商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第一位是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他先是设法觐见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获得了苏丹本人签署的正式贸易特权。之后，他开始了俄国之行，得到了沙皇的接见，并和俄国达成协议建立一条经由白海的海上贸易航线。然后他又向波斯出发，不过这次他没能促成贸易联系。一是因为他早先已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商业联盟，而奥斯曼与波斯正在进行战争；二是因为他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和民族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不仅没能达成此行的目的，甚至还差点丢了性命。不过，后来在詹金森和其接班人的多次努力下，英国也终于和波斯开始了贸易往来。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走出了友好的第一步。

随着新的贸易航线的建立，伊丽莎白起草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限制进口，鼓励海外出口，派遣海军进入更远的几内亚、巴巴里和莫斯科地区。看到英国的贸易利润随之提高，原本就参与孤立英国的葡萄牙更是开始向英国施加政治压力，禁止其与摩洛哥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教皇也发布谕令《在至高处统治》（Regnans in Excelsis），对伊丽莎白施以绝罚。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朝着更紧密的方向前进。第二位商人威廉·哈本便在此时被选为带领英国打开与奥斯曼贸易的“合适人选”。他突破重重困难，推动了奥斯曼苏丹和英国君主之间的书信往来。土耳其公司随之出现，开始处理和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往来。西班牙方面恐惧于这种英-奥贸易，害怕英国会绕开意大利，选择通过君士坦丁堡和俄国从波斯进口商品，从而获得全球垄断地位。当然，也许英国此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英-奥贸易的发展势头足以让西班牙方面深感不安。西班牙计划入侵英国，但是由于奥斯曼帝国也从英-奥贸易中获益颇丰，所以英国有了奥斯曼作为反西班牙的战略联盟。天主教势力对此愤怒，却也无能为力。随着贸易联系的不断稳固，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较以前更为亲密了。

但是到了1595年，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Ⅲ）驾崩，英奥关系受到了一定影响。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和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与商业关系大部分建立在她与穆拉德诚恳的私人通信上。新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uhammad Ⅲ）似乎并不会追随其父亲的脚步而继续支持英国，而英国人也并不认为新苏丹足够聪勇且值得信赖。再考虑到双方一直存在的明显宗教差异和冲突，以及奥斯曼一直以来以自相残杀保障政治继承的残忍方式，英国方面对这段贸易联盟关系感到十分担忧。这种不安和不信任的关系转变也体现在了最后出场的安东尼·舍利爵士（Sir Anthony Sherley）的经历上，虽然他渴望为苏丹、沙阿和皇帝提供服务而获得国际声誉，但最终却沦落到流亡和遭受辱骂的境地，甚至没有足够的钱买面包和衣服。异质文化间一直就存在的利益问题和宗教矛盾最终使得贸易联盟不了了之，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似乎也渐渐归于平淡。

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有些学者关注它们在对方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形象，如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穆斯林发现欧洲》中，讲述了一些穆斯林在欧洲的游历，主要展现的是穆斯林眼中的欧洲形象，较为新颖地为东西关系研究提供了穆斯林的视角；丹尼尔·戈夫曼（Daniel Goffman）在《奥斯曼帝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中介绍了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在经济贸易和战争方面的往来，虽然主要以威尼斯为例，偶尔涉及一些意大利其他城邦，但是他也提出要尝试用奥斯曼的视角看待欧洲，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刻板印象，并认为16世纪的奥斯曼在和欧洲的接触中越来越像一个“欧洲国家”。也有学者注意到双方交往产生的相互影响，如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中，认为土耳其的改革受到了西方的推动，但是这种学习也是因地制宜的，因此它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的追随；宋保军在《被遗忘的边疆——奥斯曼帝国扩张与16世纪基督教文明东南边疆的收缩》中阐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对基督教文明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客观影响；田瑾和唐晓红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特点》中讲述了奥斯曼从西方文明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改变；安德鲁·惠克罗夫特在《1683维也纳之战》中，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基督教世界对奥斯曼的恐惧和仇恨，强调了异质文化交流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并以此分析了维也纳之战对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影响。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本书的不同之处便是首先将英国作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代表，重点讲述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往来。以往学者也会选取某一国家代表欧洲，但是常常以德国为例，探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关系，认为“德国寻求扩大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经济与政治影响，而奥斯曼帝国在国内改革、重建军队以及削弱英法的经济影响上需要德国的帮助”。布罗顿则重点挖掘16世纪的英国，他认为历史学家对都铎王朝的探究往往忽视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民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实际上双方在这一时期有了许多的来往。

其次是在布罗顿的叙述中，他颠覆了以往我们对这段关系的看法。安德鲁·惠克罗夫特写道：“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便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于欧洲。”他认为这种“源于东方的恐怖”由来已久。但是布罗顿却看到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确是充满了矛盾对立与冲突，但是在国家利益的影响下，依然催生出了一段相对友好的贸易关系。丹尼尔·戈夫曼也强调奥斯曼与欧洲国家的往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例如威尼斯在军事衰落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实力是因为奥斯曼，而奥斯曼也在和欧洲的交往中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改变。不过戈夫曼的论述重点还是在于突出奥斯曼社会制度的灵活性与宗教宽容。而布罗顿则在本书对利益之下的友好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丰富了我们看待东西方交往的视角。最后，也是布罗顿的最大特色，便是他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了自己的论证。

布罗顿主要研究文艺复兴，他认为文艺复兴是一场国际性的、流动性的现象，是一个关于地图、商业、科学和国际交换的问题。基于此，我们看到他对地图、贸易和艺术等都有一定研究，并将其用于自己的历史叙述。

在《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中，他研究了地图和地理在欧洲地理学家对非洲和东南亚的思考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人们对常被忽视的贸易、外交和科学史的关注；在《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中，他探讨了1450-1550年间艺术家与艺术接触之间的联系，并讲述了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和英帝国之间挂毯、勋章、雕像和肖像的交换，试图讲述这段历史对欧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影响；在《十二张地图中的世界历史》中，他从过去两千年中挑选出了十二个地图绘制的案例，讲述制图师的观念和动机以及时代的精神和风尚对地图的影响。他认为世界地图一直受到其出资者、制造商、消费者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这个世界的影响。因此，透过地图制作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技术进步的过程，也能窥视到人类价值观的演变。

他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应用于本书，用大量戏剧作品的台词和相关的剧评，来论述在这段异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伊斯兰世界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以及随着英国和伊斯兰世界贸易关系的变化，英国民众对待伊斯兰文化的态度转变。例如在论述“伦敦的土耳其化”时，布罗顿细致剖析了当时风靡伦敦的戏剧作品——《帖木儿》（Tamburlaine）。他从帖木儿本人的传奇经历到该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个人理解，从剧中语言和情节的创新性结合到新一代剧作家的模仿和评价，都为我们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英国人对伊斯兰世界产生的好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英国人眼中的穆斯林的形象，多是野蛮残酷，并对权力有着非凡的野心和欲望的，而且当时的观众们对这种无休止且明显不顾道德的征服欲望是既震惊又着迷。

布罗顿深入分析的这些戏剧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有些剧作家也通过戏剧表达自己对当时一些政治事件的观点。乔治·皮尔（George Peele）在《阿尔卡扎之战》（The Battle of Alcazar）中，就试图劝告伊丽莎白不要与摩洛哥的君主曼苏尔结盟，并且远离天主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虽然布罗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戏剧之外真实而普通的伦敦生活，也没能具体说明“土耳其化”的程度，但是他对戏剧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可读性，也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和写作方式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从一些容易被人忽视或是不易产生联想的事物上，引出一个较为宏大的事件或观点。

这种“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在近几年的著作中也十分流行。例如《行者诡道》通过哈桑·瓦桑的故事和他撰写的《非洲寰宇地理志》讲述了其个人所经历的16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织的“双重世界”；《维米尔的帽子》一书用绘画作引，通过贸易往来讲述了17世纪的荷兰与遥远的中国明朝之间的联系；《胡椒的全球史》通过胡椒贸易展现了16到19世纪英荷两国争夺世界贸易霸权及美国开始参与亚洲事务的历史进程。这一方式更形象具体，且充满趣味地为我们看待不同体制、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交往提供了新的视角。

纵观本书，布罗顿选取的角度、想表达的观点以及研究和叙述的方法成为了本书的亮点，但是本书也存在不足之处。他将商人通过个人经历促成商业联盟建立的过程放在了本书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则是大量地讨论了戏剧作品，用以引证英国和伊斯兰世界间的关系。这样的结构安排，也许较为明了，但是不利于阅读。对读者而言，大段的戏剧台词的引用和对押韵规律的分析等，都太过陌生而稍显枯燥。而且，分析戏剧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辅证商业联盟的建立过程与双方关系的微妙变化，那将对戏剧的分析贯穿全书而不仅仅是集中地大量堆砌在后半部分是不是会更好呢？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一书中，就是将绘画作品和贸易往来的史实巧妙自然地融于全书，在不失趣味性的同时依然服务了主题。

不过总的来说，布罗顿的《女王与苏丹》的确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作品。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和往来，肯定会存在摩擦与冲突。以往我们总是专注于挖掘双方在宗教和政治体上的不同，并竭力寻找这一矛盾的根源，或者反过来对这些战争和冲突进行研究，试图为其某一时期的历史发展盖棺定论，以至于我们常常忽视了对异质文化间友好往来的关注。矛盾冲突不应该是其主题，在国家利益的共同诉求下，友好的交往也能成为某一时期的明显趋势。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间的交往依然是冲突与合作并存，而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中，求同存异并互惠互利，作者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将我们带到了16世纪的英国，正是想告诉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向历史深处探得更多的解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