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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来了”：明朝曾遭遇了丰臣秀吉怎样的挑战？

2020-11-30 18:0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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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倭来了”

《倭奴遗事》有一则故事：嘉靖三十年（1551）二月，一县城报事人飞奔入城，说“我来了”，守城人误听成“倭来了”，于是，民众顿时惊慌失措。记载说，“举城鼎沸，守城兵皆弃戈而走”。

将“我来了”听成“倭来了”，导致全城惊惶，连守军都不战而走，可见嘉靖期间国人对于倭寇的恐惧心理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如果这就是大明帝国塑造假想敌之目的，这一目的倒是确实达到了。这种恐倭心理，一直延续至明朝末年，《明史·日本传》说，“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不过，这种手法所造成的后果并非制造拳击“沙袋”那么简单，它倒有些像“狼来了”那则儿童故事，假话说多了，一时真假难辨，或者弄假成真。倭寇在国人心中引发的那种恐慌，最终会像预言或者谶语，不仅会自动实现，还会将真倭“召唤”过来——这就是万历年间的“真倭”——丰臣秀吉——的入侵。这回不再是那些冒称的小股海盗，而是被大明王朝当作真正敌人的日本国家发动的战争，一场前近代东亚史上最重大的国际战争，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壬辰之战”。

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对大明帝国的挑战，正是利用了大明帝国制造的这个“倭寇”符号。

《明史·日本传》记载：

（丰臣秀吉）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召问故时汪直遗党，知唐人畏倭如虎，气益骄。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虑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贡。

这就是说，在战争发动前，丰臣秀吉对于大明帝国的对日态度有过预估，他找到“倭寇之首”、新安商人王直的部下询问，发现大明帝国对日本十分恐惧（朝鲜史籍《李朝宣祖实录》也有同类记载，说王直部下回答丰臣秀吉时说：“吾等曾以三百余人，自南京地劫掠横行，下福建迢一年，全甲而还。唐畏日本如虎，灭大唐如反掌也”）。于是，其侵略之志益发坚决，气焰更为嚣张，且根据这些情报，分头安排向导，北方一路采用朝鲜人，东南一路使用江浙等沿海民众，同时控制琉球与明帝国的交通，避免情报泄露。

明廷参战的决策

史学界对这次战争过程做了大量研究，不必赘述。这里要补充的是，其一，战前，当时驻琉球的中国商人曾将丰臣秀吉的意图报告明廷。明廷兵部曾“移咨朝鲜王”，但朝鲜国王并不知情，只是替自己开脱，史籍载其“但深辩向导之污，亦不知其谋己也”。所以，尽管最初琉球一再报警，甚至正式行诸公文，但明廷仍旧将信将疑，且担心这是日本与朝鲜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阴谋。即使在丰臣秀吉侵入朝鲜、战争已经爆发、朝鲜政府请求支援时，明廷还是担心被骗。朝鲜《李朝宣祖实录》记载，明朝曾追问朝鲜求援使者：贵国为东国之强者，为什么突然失陷？贵国既然求援，为什么不曾提及几月几日哪里沦陷？发生了什么战役？损失多少兵马？将领有谁战死，臣子有谁死节？朝鲜使臣经过三个月的密集外交努力，并把日本威胁朝鲜的信转呈明廷，表示没有二心，才得到明廷的认可——可见在这个所谓的天下体系中，即使是对“最亲密”的藩属国，天朝上国也是难以信任的——表面上看，天下体系为亚洲区域提供了整体秩序与集体安全，但事实上，连这个体系的领导者自己也没有多少安全感，遑论其余。

如果仅从单方立场看，战争似乎纯粹由日本发动，是日本帝国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但如果仔细考量双方的决策过程，则可以看出，在战前，明廷曾经有过详细的战略规划，这场战争绝非日本的单方面挑战，它与大明帝国以日本为假想敌有着直接关系。新生代研究者郑洁西在其《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中指出，战前明廷已经有了充分的备战举措。万历十九年（1591）七月时，内阁辅臣许国就综合沿海情报奏报中枢，神宗皇帝下诏沿海督抚“预讲调度兵食之计，申严备御海汛之方”，明廷并开始募集和训练精兵，打造战舰，筹措军粮军费，并向战略要地调配兵力，加强军事设施等。同年，各种征讨日本的战略建议纷纷上奏朝廷，当时91岁高龄的仇俊卿甚至提出先发制人，仿汉武帝剿灭西南夷的“横海楼船故事”直捣黄龙，以“张中国威”。神宗皇帝且下令朝鲜联合暹罗、琉球等国“合兵征剿”“合兵抄击”日本本土，不过，无论是朝鲜还是暹罗对此都无响应。待到战争爆发，朝野上下对于“征倭捣穴”的献策雪片般送至朝廷，至战争胶着期间（万历二十五、二十六年间），神宗皇帝再次临朝决断，敲定征讨日本本土的动议，且正式启动实施程序。

文穆公许国像

不过战争的发展过快，先是日本出乎明廷预料之外，不是从江浙沿海登陆而是首攻朝鲜，导致明廷的战略预备全然失效。随着1593年中国参战，日本军队被迅速击败，其军队又大量倒戈，丰臣秀吉转而采取谈判姿态，要求朝鲜割让四道给日本，明朝公主前往日本为人质（迎娶公主为皇后）。谈判拖了数年，毫无成果，丰臣秀吉的要求遭到拒绝，于1597年再次发动战争，而明朝军队以绝对优势予其以毁灭性打击，丰臣秀吉又恰于1598年死亡，日本残余部队无心恋战，撤回日本。结果，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也就搁置起来。

“牛耳之盟”，等级秩序中的生存游戏

丰臣秀吉发动这场壬辰之战，前后动员军队达50万人，战舰超过700艘，放在当时的背景看，其规模是相当惊人的——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相比这场战争就只能算是一场海上操练。

只是，丰臣秀吉何以会倾全国之力，以几乎孤注一掷的决绝态度发动这场完全无胜算把握的战争？史学界至今还是聚讼不已，原因不仅在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因为历史研究者自身的局限，一般学者总是囿于民族主义立场，从单方视角考察国际关系，忽视了国际关系乃是双边甚至多边互动的结果。

要理解丰臣秀吉的挑战，首先必须从由中华帝国建构的华夷秩序之下的那种等级关系中寻找答案。

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留下了明廷大臣石星与日本谈判使者小西飞（内藤如安，小西行长的内臣）的对谈史料，在近乎审讯的对谈中，小西飞一一回答了明廷的质询，解释自己的战争行为，主要内容是：日本侵略朝鲜，根源在朝鲜曾阻止日本向明廷请封事，日本曾请朝鲜代请，但他们隐瞒达三年之久，且诛杀日人。

朝日关系确实一直以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前辈外交家袁南生大使曾指出，中国三次抗日援朝战争多少都与朝鲜的谋略有关。由于华夷秩序是一种等级有差的国际体系，在中华帝国看来，朝鲜、日本虽均属藩国，却随着关系远近而有轻重之别。在朝鲜看来，远离帝国中心的日本，其国际地位要低自己一等，但从日本角度看，这种等差而降的地位不平等是对自己国格的侮辱，尤其是受制于朝鲜这样的小国，更是无法忍受的耻辱。

即使是在战争期间，大明帝国也绝不给日本以平等待遇，只考虑给它某种与蒙古统治者相似的地位，位居朝鲜和越南之下。议和期间，朝鲜和中国派遣的议和官员级别也很低。朝鲜尤其重视自己在各藩属国中排名第一的位置，甚至连派遣王室成员为特使都认为有损朝鲜颜面。

丰臣秀吉对于朝日关系的不平等有着切肤之痛，认为传统的朝日关系是“牛耳之盟”。在朝贡体系内部，存在的这种不平等，对于日本来说，是双重压迫与屈辱，它不仅要承认上国大明的盟主地位，同时还得承认同为属国的朝鲜之优等地位，这就埋下了挑战的根源。日本幕府认为自己比朝鲜优越，而朝鲜却认为日本应该低人一等，体系之内、属国之间的这种相互鄙视链条正是华夷秩序有意留下的政治遗产。而处在这一秩序之下的诸属国为此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争取帝国的好感，尽管面对上国时他们会刻意隐藏这种屈辱，但属国之间相处的那种不适却深深刺痛着他们敏感的神经，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表面雍雍穆穆的天下秩序中，早已埋下了分歧与冲突的种子。康灿雄在《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中指出，“朝鲜和日本两国的主要分歧，是各自在等级制度中的确切地位”，可谓确见。这种分歧直至战后仍旧无法处理，1607年7月4日德川家康发给朝鲜的信就被朝鲜认为是极大的侮辱，要求日方予以修改。德川家康信中有“贵国吁请复交，我国奚能拒绝？”这样的词句，而且信中使用的年号既非朝鲜国王的，也非中国万历的，而是日本的年号庆长，称号也使用了平等格式，这就更糟糕了。

德川家康

由此，丰臣秀吉1590年致朝鲜国王宣祖的信所引发的冲突，就可以想见。信中丰臣秀吉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朝鲜国王宣祖的回信则直接对丰臣秀吉的平民出身、缺乏教养而大加指责，称其“辞旨张皇，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为之党，不知此言悉为而至哉？”国交关系于是变成了人身攻击，这大约是天下主义者所无法想象的吧。

丰臣秀吉的“华夷秩序”

战争史实尽管基本上弄清楚了，但关于战争何以发生的争论却始终众说纷纭。一些研究者关注贸易这一核心问题，也有人强调日本国内政治整合因素的影响，还有人从丰臣秀吉个人的野心出发，认为他“对海外军事占领的兴趣明显不如对名望的热衷”，这些都可成一家之言，不论。

但一般的史家都忽视了丰臣秀吉对日本在东亚国际秩序中地位的诉求，尤其是忽视了这种诉求乃中国文化塑造的结果，其理论来源于中国文化。

古濑奈津子在《遣唐使眼里的中国》中提出日本也存在着一个小型的朝贡体系，这是模仿中国的等级秩序。一方面日本始终在努力争取获得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但同时，它又试图建立一个属于日本领导的华夷秩序，一个小型的“天下”，这个秩序以日本为中心，将新罗、渤海等视为附属国，同时还按照中国的华夷秩序观，将世界分为“化内”“化外”，化外又分为三等——邻国、番国和夷狄，日本华夷秩序中的“夷狄”主要指虾夷、舍卫等未受天皇“感化”的“野蛮人”。

任何采纳这种华夷秩序的国家，都免不了认为自己就是文明的代表，是天下的中心，有责任教化蛮夷，对周边国家实施统治。

这可从丰臣秀吉写给“列国”国王的信中见出。

万历十六年（1588），九州南部岛领主津义久向琉球施加压力，令其朝贡：

方今天下一统，海内向风，而独琉球不供职。关白方命水军，将屠汝国。及今之时，宜其遣使谢罪，输贡修职，则国永宁矣。

三年后，丰臣秀吉亲自修书琉球国王，表明次年将要出兵朝鲜，令琉球派兵加入。战前的万历十九年，丰臣秀吉委托商人原田孙七郎送信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敦促其进贡，丰臣秀吉在这封用汉字写的信函中写道：

予也诞生之时，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壮岁领国家，不历三十年，而不遗难丸黑总（痣）之地，域中悉一统也。遥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

这封汉文书，即是用汉文化的天下观对日本人眼中的四夷发出的朝贡命令，因此，在信中，丰臣秀吉还威胁说，如果不听令，则将大军讨伐，“若徐行而来，愆期而至，必立伐尔国”。

对朝鲜，自1587年开始，丰臣秀吉先后三次发出命令，要求其向日本进贡，参加对明战争，并充当先锋，朝鲜自然一一拒绝。因此，1592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名古屋设立司令部，同年4月，率15万大军登陆朝鲜釜山，并于5月占领朝鲜首都汉城，发动侵朝战争。

绘画《釜山城战斗图》，描绘日军在釜山登陆的朝鲜画卷

华夷秩序的危机

明廷参加抗日援朝战争，代价不菲，《明神宗实录》记载：“前此东征，虽有两战之捷，而兵马损失甚多，所用钱粮，几至二百万，辽东疲极难支……辽左益危，而畿辅重地，或生他变。”《开明中国历史讲义》概括说，朝鲜战争“损失兵力数十万，靡费饷项数百万，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从此，中国的实力已经暴露于天下，遂起满洲民族的觊觎，所以朝鲜战争与明朝的灭亡实在大有关系”。

但这种结果性评判并没有切入战争根源，《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提出，日本已经发展到不适合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念了，日本学者上田信在其所著《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东欧亚的稳定关系到以何种形式将日本拉入体系中，这也可以说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所引出的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自明以来，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已经无法涵盖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这种华夷秩序，不仅没有得到东亚之外诸力量的认可，在华夷秩序的体系内部，尽管天下主义作为某种理论传播周边，但体系内部的诸国并没有得到有效而稳定的安置。在这个秩序中，他们感到的是不适，而非亲和，秩序本身也面临着内部的挑战，究竟谁有资格成为天下中心，或者说，华夷秩序中的霸主究竟应由谁来担当，并不是当然，丰臣秀吉的挑战本身即证明这一秩序面临的危机。

日本称万历朝鲜战争为文禄庆长之役

这次战争尽管最终以日本失败而结束，日本也由此转向闭关自守，从而为东亚的和平留下近三百年的时光，但这种和平并非儒家式的等级秩序创造的。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家滨下武志观察到，战后日本对中国商品的强劲需求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走私和商业化并非朝贡贸易体系的产物，而是某种以商业交易为基础的平等体系的自然结果。在东亚社会中，存在着某种与朝贡体系平行的贸易机制，这个机制被儒家文化与朝贡体系所遮蔽，正是战争打破了这种遮蔽，从而使得自由贸易获得了解放。

不过，由于日本的战败，华夷秩序的制度基础并未破坏，它随着中央帝国力量的恢复而再次制约东亚社会，处在等级秩序边缘的日本也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放弃挑战，其对平等的追求总会因其国力的强大而逐渐激活；同时，在由中华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社会中，替代华夷秩序中那种等级结构的方案至少在前近代并没有机会发明，也难以从其自身资源中找到，而这却是化解战争危机的唯一希望。因此，战争的根源依旧存在。

亚历克斯·罗兰德说：“德川幕府闭关自守，放弃了战争，但没有放下武器。”确实如此，此后的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多少与华夷秩序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危机及其替代方案的缺失有着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