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庆：良知热血催椽笔，中国记者与士人精神

陈安庆：良知热血催椽笔，中国记者与士人精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 （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记者是“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纳尔逊·波因特有一句名言：“宁做报纸编辑，不做世界首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说：“如果有来生，还要做记者”。

01

媒体是社会良知的守望者，做一名优秀的记者,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知。光有知识没良心,就太可怕了。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理当立足于为社会群众服务的精神，自觉捍卫真实历史，深入调查事实真相，以手中之笔墨为受众书写正义，真实报道新闻。

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在职业生涯始终怀着一份敬畏的心，对待职业，怀着一份激情对待工作，行走在通往采访与调查真相的路上，不舍不弃。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把新闻当作事业去追求，不为稻粱谋，不畏艰难，孜孜以求，勤于采访，用心写稿，精心打磨，反复推敲，精益求精。

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为各种诱惑所动，坚守公众利益，讲正气，鞭挞“假丑恶”。

为了追录真相，我们才成为记者；因为说出真相，我们被称为记者。

我的观点是——做记者，不能为了新闻而新闻，不能为了职业而新闻，要为人而新闻，所以要学会说人话，先做人后做事，人事人事，人在前事在后。

由于理想和技术的缺失，许多记者编辑实际上缺少一种对新闻的职业敬畏感。

在美国《新闻60分》的已故主持人麦克华莱士，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凤凰中文台的阮次山、杨锦麟也都是垂垂老者，他一辈子都是记者，没有什么官职。

但是，他们赢得了大众的欢迎和尊重。在他们看来，做世界第一流的记者，并不比美国总统逊色几分。

02

勇敢、坚定、正直、诚信，在这个时代像金子一般珍贵。

中国媒体做舆论监督报道，其实面临着复杂挑战，资本与公共权力的结合。国人被分成极不平等的两个群体：有钱人和没钱人，特权阶层和普罗大众。

目前社会不同的领域都被资本化，不仅是企业、媒体都被资本化所侵噬，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忧虑的。权力与商业资本的结合，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而无所不为，官员生活的腐败化，此导致社会风气奢靡化，拜金主义盛行，社会矛盾激化。

舆论监督要警惕公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围猎，记者与媒体，请别沦为权利和资本的复读机，记者的职业之所以受到公众景仰，媒体的存在之所以受到社会尊重，关键正在于它们是社会的守望者、看门人，为社会预警，给民众希望，并在芜杂繁复的乱象中抽丝剥茧，高扬理想主义旗帜。

把金钱和特权看成人生的理想，这种媒体人和或学者，根源在于信仰的缺失和文化的断根化，导致对金钱与权力的疯狂追逐。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有句名言：勿忘人民。

国家的安危依靠人民，国家的荣辱依靠人民，官吏的贵贱依靠人民。人民是万世万代的根本，不可欺侮。

媒体记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体恤民生民情，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先锋，新闻记者是具有文化良知和天职的一群人，必须秉持自己的文化操守，思想先行。

在当今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明了世事，但不敢发声、不愿发声，失去了中国传统文人报人灵魂和脊梁的支撑，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犬儒。

缺乏知识分子对现实慷慨指斥的斗争姿态，崇尚平和静穆，也缺乏新闻媒体记者批判、质疑的职业气质。不温不火，歌功颂德，很难见到建设性监督报道。

缺乏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对中国文人思维形成了束缚。在传统的士人人格中，真性情的压抑主要表现为怯懦自欺，闷不敢言，自我纠结。逃避问题、回避真相，根源于人格中，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担当。

一个职业记者，必须要有自己特殊的职业气质。他要有职业尊严，心胸不能狭隘，心态要开放。不要说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最起码，一个职业记者该有点精神气。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记者必然是个受尊敬的好记者。

好记者要同情弱势群体。现在媒体更过的只发表强势阶层，而对弱势阶层的声音没有人去关注。

所以好记者一定要为民说话。

03

曾几何时，在中国曾经有一批被称为报人的媒体人，曾不被强权左右，能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为国家、为民生福祉呐喊。

这种精神气质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做“士志于道”，用西方人的话说，叫做“社会良心”。

比如民国时期的张季鸾先生，践行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不求权、不求利、不求名、不畏强权、不溺富贵，呼唤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包容异己。

张季鸾留给中国新闻界的最大财富，是自由主义的报业理想，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努力和实践。

然而，报人这个曾经被人们尊重和景仰的群体，今天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质疑。

依附权力，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者有之，为自身利益无视真理与真相，指鹿为马者有之。蛰居一隅、一言不发者有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官僚和士大夫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士人精神与家国情怀，影响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两千余年。

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内蕴坦荡胸怀，天下、国家的视野。

家国情怀是以“天下一体”为逻辑基础，以经邦济世为社会实践方式，追求“天下太平”的价值理想。

将个人修身的意义上升到平天下的高度，将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紧紧联系起来，个人已不再仅仅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已超越单独的个体。

在大一统的政权中，士人的忧国忧民之情，源于对国家、对百姓的挚爱之情，期望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富足。

曾几何时，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有一群人坚持为民说话，这个群体的名字叫中国调查记者。

调查性报道，是职业新闻记者通过独立、深入、细致、全面的侦查式、访问式调查，所完成的一种揭露被某些人或某些组织故意掩盖、损害公众利益或公民权利行为内幕的深度报道，又称之为揭黑报道、揭发报道、揭丑报道、扒粪报道。

调查性报道的核心特征有三：一是捍卫公众利益或公民权利，二是揭露黑幕，三是记者独立调查。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称之为调查性报道。在我看来，媒体人的责任：打开灯光。这个世界有很多黑暗的角落，媒体人的任务就是努力的打开灯光。

这个世界因为光明才美好！

而这正是揭发黑幕、揭开黑盖子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调查性报道的价值和意义。调查性报道中，质疑是我们一开始的工作，而它的真谛就是追问、求证，通过不断地追问、求证，找到最能说明事实真相的证据。

04

“经邦济世”成为文化精英们，践行家国情怀的方式。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实世界的精神和行为。

古代士大夫们的经邦济世精神和行为，一是为官，治理社会；二是为师，教化天下。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一种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们以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参与政治，关注民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彰显士人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有黎民百姓、大众社会之意，是一种普世情感，是针对天下苍生的。

千百年来，传统士人在孔儒之道的引领下，以责无旁贷、自觉担当的气概，逐渐养育成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北宋儒学大师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士人们的忧患意识还体现为潜心于学，力图以思想救世。

明末清初，很多士人眼看挽救时局无望，便退而著书立说，遍游中国，所到之处，访风问俗，广泛搜集史料，著书立说，沉潜于学问的研究之中。

顾炎武的学问，目的性极强，那就是为了警世。王船山他认为士人虽然“权藉”不如君相，但只要加强自我修养，静以待时，即使是“一介之士”，也必然能够“莫不有造”，有所作为，决不可轻易放弃历史赋予人士的使命。

05

王船山先生坚持经世致用求实精神，治学凸显经邦济世实用特色。

他的一生，有过很多的人生低谷和逆境，却从来没有放弃努力，始终坚持自强不息奋斗，开启民智。

长期隐居荒山，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坚持斗争，含辛茹苦，埋头著书40年。

 资中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主流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国情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勇于担当。二是重名节，讲骨气。

他们一旦仕途失意，便拂袖而去，高蹈林泉，放浪形骸，宁可世外穷处，也不委屈自己身心，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人格。

斗转星移，世事轮转，士人已陨。

现实是士子精神日渐式微。

高校是一个塑造灵魂，培养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摇篮。

大学应该是一个拒绝诱惑、坚持操守，努力用精神、气质、理想主义，来呼唤社会良知，引导社会前行的精神家园。

但目前的现状是，不少高校教师热衷政治，早已蜕变成“藤本植物”，目的在于攀上“官员”高枝，以谋取自己的“贵族化”。

某些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担当情怀，严重缺位，甚至连基本的人格都被踩在脚下。

除了少数专注于三农问题、基层民主、乡村自治、农民工等问题的研究者，尚能一定程度上，接近和了解社会基层民众，余者绝大多数则受到体制的束缚，专注于沽名钓誉，埋头故纸堆。

高校学者们忙于应付职称功名，穷于务虚，且疲惫不堪。一股脑的专注于发表论文的数量，发表刊物的级别，这些量化管理的条条框框，主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使得这些当代文人，失去了对社会实际问题和民生疾苦的关注。

更有甚者，文人中一心一意追名逐利，趋向上层、投靠财富、热衷名流的不在少数，与社会基层民生脱节，与公众利益背离，自身德行、内在精神与实际行为、言论剥离，面目虚伪，令人厌恶。

长久以往，戚戚然于高校科研院所的职称名利得失，几乎忘却了知识分子的天职。

难怪有人惊呼，中国的大学里充斥着一群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味地追逐名利。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

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屈膝卑躬钻营打洞，把一切阻碍其做官者为仇寇，除之而后快。

做官上瘾，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导致腐败，而腐败又正好满足人性中的原始贪婪本性。升官是为了发财，一朝做官，便大肆敛财，陷入越上瘾，越依赖的恶性循环。

为了做官就要示好，投机，媚态百出地迎合能够提拔他们的命里“贵人”。

各行各业概莫能外，媒体人和高校里的传媒学者当中也不在少数。

不少人追求仕途，过度夸张的歌颂讴歌式赞美报道，地方官员则给予他们应有的经济赞助“回馈”。

于是，传媒和官员便越来越成为一体了。尽管他们只是既得利益盘子里的边缘，但是官腔打多了，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官员了。不少没有骨气的媚官文人谎话说多了，自己也认为是真理了。

06

百年前，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林白水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史量才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不报，国将非国。”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近年来，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腐败泛滥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因为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法行政、司法不公。

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象作出自己的思考，并不惮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关心社会公众的利益，重视社会公众的诉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这就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关键所在，就是对公共领域的深切关怀，和对社会事务的批判介入。

 若干年后，在一个遥远的春天下午，回首往事，时代群像里还有一帮秉笔闯荡的报人，他们以“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风骨，对自己的儿孙说，爷们当年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牛逼调查记者！粪土当年万户侯，对待世事常有惊世骇俗之举，对待强权暴力傲骨铮铮，可爱、可敬、可歌、可叹??

古代士大夫舍生取义，近代文人内外交困却风骨不减，知识分子屡经浩劫，却依然有黄万里、梁漱溟、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敢于捍卫真理与良知，不惜被批判、被打倒。

与古人相较，当代知识分子令人唏嘘。

在强权面前、强度的体力折磨与改造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

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脊梁。

士人精神，高尚的形象被污损，缺少人文情怀，缺少社会关怀，缺少责任意识，缺少道德自律，是不少所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07

冯友兰说，“风流是一种人格美”，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的风流思想，深深影响了湖湘大地。

湖湘士人继承了“南蛮”、“楚狂”的禀赋，具有着狂狷的气质，他们狂放不羁，敢想敢做，敢于挑战权威和流俗。

他们率真洒脱，人生道路、意志、志向既有淡泊自持的一面，也有狂狷潇洒的精神气质。

天下之流俗成乎习尚，而君子之取舍必在性情，而我以性情谅之，断然与之而无疑也，则狂狷是已。

狂狷是君子性情的自然流露和呈现，是一种积极奋斗、不屈不挠、敢想敢做的精神境界。

报幽独之孤志，持静正之风裁，率真潇洒，性情正直，洁身自好。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怀一颗平常心，抱一腔平民情怀。

不能走出名缰利锁的缠绕，不能在心灵深处唤起为民族与天下奋进的情怀，更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的义务与责任。

光有知识，没良心,是可怕的。

很多媒体人因为媚官，所以特想做官。因为想做官，所以也特别媚官。

都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不少人的官瘾大概和性瘾是一样强烈的。见到领导手舞足蹈，做欢欣雀跃状，唯唯诺诺、点头哈腰。

 欣然间似乎自己脸上也与有荣焉，攀官、崇官、媚官，表现出阿Q式的强大精神胜利法。

因为渴望权力，渴望升迁，想做官，不少急功近利的媒体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公权力、话语权、宣传权、以及老百姓媚官的心态，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

作为平头老百姓，他们也不能把官位和业务水平、治理能力彻底的分清，多数人认为，有了官衔就一定很有水平，很有本事。当了官便自然有了水平，不然人家怎么能当上官呢？你不是自能吗，为啥你咋没有当上官啊！

细细想来这些逻辑似乎滑稽可笑，但这也是中国人评价一个人社会贡献和人生价值大小的伟大发明。

在权力还牢牢掌握，并决定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生存的态势下，权力就自然会把发出逆耳之声的言者玩弄于股掌之间。

于是，知识分子要么沉默不语，要么顺着权力说话。

08

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他的一生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

真正的报人只有锱铢必较、视新闻职业羽毛如生命，为民生社稷奔走呼号，不趋炎附势、不媚态有风骨才能称之为真记者！

现如今，新闻专业毕业生到媒体行业工作的比重不到10%。

很多学生高考志愿填新闻专业，是奔着记者这一职业的理想光环而来的。可是，读了新闻系，才发现理想离现实是那么遥远。

钱学森之问，到现在仍然是困扰中国大学的现实之问，我们的新闻学院并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追求真善美、坚守科学精神、独立人格、有创新意识，是大学教育应该赋予学生的优秀品质，真正的一流人才，也不太可能在血汗工厂富士康那样的生产线上批量生产的！

中国大学里的新闻教育没有软件的强大，纵有高楼大厦、精尖设备，也无法让我们走在一流传媒教育的行列。

新闻是一个“理想者”的行业。新闻传媒从业者是社会的哨兵了望者，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新闻学院在教学过程中讲了采写编评，讲了摄影，讲了广告艺术外却恰恰忽略了“新闻职业理想精神”的启蒙与提升。

毫无疑问，这样的新闻教育失去了灵魂。

在此，我们认为：

◎记者第一重境界是为了工作赚点稿费，养家糊口，熟练工、技工。

◎记者的第二重境界是涉及公众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笔侠人生，千秋家国梦。

◎记者的第三重境界是在国家层面推进公共政策变革，真正推动社会发展。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 好记者要在众生喧哗中，有自己的思想坐标系，乱云飞渡中，需要确定价值主心骨。在新闻最萧条的年代，你们仍能发现富有理想和情怀的新闻信仰，看到真正有活力的人和事，潮水褪去，还有人在弯腰捡拾贝壳。

◎做个好记者要尽力帮助别人，设身处地想一下，悲情发生的时候，俯下身子为孩子和妇女擦拭泪水，别忘了带纸巾。

◎ 永远不要忘记，记者不是一个职业，记者是一种人。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作为新闻私塾南方传媒书院已经走过了12年，但是中国民间新闻教育这一教育实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棵树的力量肯定极其有限，倘若有一天，这棵树变成了一片森林了呢？

 ◎当下的中国社会，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在抱怨，觉得责任全是别人的。那你在做什么？

每一个媒体人，不妨扪心自问，你具备家国情怀的新闻理想吗？你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著文是否辣手？一句话，你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

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敢质疑、阻碍思考，只有唤回中国媒体人，中国知识分子士人精神，才能重振民族精神!要坚持独立的人格，说出事实的真相，总是很难。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他们的风骨气节，也以此他们才赢得世人的敬重。

（传媒智库—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陈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