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诞辰120周年大展：见证“彷徨寻索”与“转益多师”

“我自觉漫长的六十年学书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对于自己的书法之路，沙孟海曾如是说。

今年是一代书法大家、学者、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由中国文联、民盟中央、浙江省政府、中国书协联合主办的“碧血丹心——纪念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11月28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该系列活动由3个板块组成，包括一个展览、一次纪念会和3场学术研讨会。

此次系列活动通过艺术家、学问家、教育家这三个维度聚焦沙孟海，对他的治学旨趣、学术渊源、学术特征及学术影响做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解读。

沙孟海（1900－1992年）

展览现场

11月28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沙孟海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暨学术文献展”共展出来自浙江省博物馆、沙孟海书学院、西泠印社、中国美术学院、天一阁博物院等单位收藏的沙孟海书法篆刻作品、手稿和文献300余件，全面展示沙孟海先生在学术研究、考古文博、书法篆刻创作以及高等书法教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展览规模宏大，将持续至12月6日。

展览开幕式后，“传承、跨越与典范——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以“沙老亲朋故友和门生弟子的缅怀”为主题，回望沙孟海先生的学术和艺术生涯，挖掘梳理沙孟海的时代意义和文化贡献。主办方同时还举办了“全国‘书法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鄞县沙村人。出生于名医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早习篆刻，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沙孟海到上海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有幸接触令他十分仰慕的康有为、吴昌硕等大师，对以后沙孟海的书法和篆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他任教商务印书馆图文函授社，其间，从冯君木，陈屺怀学古文学，使他学艺大进。章太炎主办的《华国月刊》，多次刊载他的金石文字。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其书法远宗汉魏，近取宋明，于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独特书风。兼擅篆、隶、行、草、楷诸书，所作榜书大字，雄浑刚健，气势磅礴。沙氏学问渊博，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沙老与王个簃先生、诸乐三先生及日本友人在超山合影

沙孟海在浙江美术学院为学生授课

沙孟海曾经用三句话总结其一生学书的经历，第一句是“彷徨寻路”，第二句是“转益多师”。对于“穷源竟流”，他曾说：“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

沙孟海先生手稿

沙孟海先生手稿

百年树人四字横幅
作者：沙孟海
创作年代：1983
规格：47×182cm
 

沙孟海文献

西泠印社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沙老是中国近代书法篆刻史上的一个典范，此次纪念活动让大家可以进一步贴近沙老，了解沙老，将其成为典范的元素从中提取出来，勾勒出一个具体的、别具一格的沙孟海形象，“首先，沙老虽然是一位艺术家，但他与整个中国近代政治社会的发展休戚与共。他曾任中山大学预科中文系教授，南京中央大学秘书。1946年，沙孟海应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之邀，在教育部任秘书，也曾为蒋介石重修《武岭蒋氏宗谱》。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留在大陆，又历任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他一直处于社会变革的大浪潮之中，但又始终保持着自己学者和艺术家的独立品格。艺术上，沙老师承正脉，承前启后。沙孟海先生早年师从冯君木、吴昌硕、赵叔孺等。在非高等教育系统的年代，他主动转益多师，篆隶楷行草诸体皆能，习钟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等多家。尚北碑之厚重，最擅行草、榜书大字。在篆刻方面，吴昌硕的‘浙人不学赵撝叔，偏师独出殊英雄’这句点评最为精准。翻看沙老的篆刻作品，就可以发现，他跟当时清末民初流行的时髦的东西不沾边，当大家还在研究邓石如、吴昌硕时，他转身研究古玺印，可以说是孤军奋战。 此外，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在当时公认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等著作，这应该是最早的书法史的文章，他的《印学概述》、《沙孟海论书丛稿》、《印学史》、《中国书法史图录》、《沙孟海书法集》、《兰沙馆印式》、《沙孟海写书谱》等给后学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第三是沙老的学术与艺术齐头并进，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西泠印社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是沙老提出的，用‘印学’而非‘篆刻’，足可见学术在沙老心中的重要性。对沙老来讲，刻印只是60分的及格线，另外40分就是要靠学术。这与沙老长期研究考古、教授古器物学，长期研究上古治学非常有关，他兼跨学术与艺术两个领域，两者齐头并进，在当时也是屈指可数。”

振寻天真四字轴_
作者：沙孟海
创作年代：1986

行书 七律毛泽东诗词 沙孟海 纵134厘米 横64厘米 纸本
 

沙孟海书法

行书小窗白云八言联
纵九八厘米 横二〇 · 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行书七言联
纵一四三厘米 横二三 · 五厘米 一九九一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沙孟海 悲回风朱文印

沙孟海为留学生上课

沙孟海手迹

中国美术学院院院长高世名在致辞中表示，沙孟海先生自己的学术基础，来源于清代朴学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他早年受“疑古派”影响很深，绝非一味拟古、抱残守缺之辈。在同代学人中，他较早地引入近代考古学视野，对传统金石学进行反思，批评没有宏观视野与系统框架的文献搜辑与材料罗织。沙先生早期的考碑之作以及诸多文献考证，大多是将书法与考古融为一体的实践，文献爬梳之外，自有其史学之目的与见解。他在史学方面的构建与疏通工作，是书法之学会通经史、连接古今的重要象征。然而他对于书法史最大的贡献，则是在1960年代初，他应潘天寿先生之邀，与陆维钊先生一同在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开创了书法的高等教育之路，于现代学院体系中重新建立起道艺会通、学养相成的书法教育的“通人之学”。

浙江美术学院聘请沙孟海先生为终身教授的聘书

沙孟海《缶庐讲艺图碑记》，1986年

“沙先生作书首重结体之情态，内集外紧，笔画内敛，体势险劲，密繁紧结。除结体之外，他以北碑方笔入行书，笔方势曲，重墨淋漓，厚重沉实，故其单字空间紧迫、点划密集，综观全篇则气脉流通，精力弥漫，气质俱盛。这种老辣矫健、气象峥嵘的书风，与潘天寿先生雄强刚健的艺术风格和“强其骨”的精神诉求契合无间。这或许正是潘先生力邀其加入我校，创办书法专业之根本缘由。”

《夜雨雷雨》，1934年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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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沙孟海自述： 六十年学书之路的“彷徨寻索”与“转益多师”

我自觉漫长的六十年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由于功夫不到，直到老年，写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早年“彷徨寻索”的过程是这样的：

十四岁父亲去世，遗书中有一本有正书局新出版影印本《集王书圣教序》，我最爱好，经常临写。

乡先辈梅赧翁先生（调鼎）写王字最出名，书法界推为清代第一。我在宁波看到他墨迹不少，对我学习《王圣教》，运笔结体各方面都有启发。只因我笔力软弱，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免心灰意懒。

朋友中有写《郑文公碑》、《瘗鹤铭》诸体笔力矫健，气象峥嵘，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为了藏拙起见，我便舍去真、行书，专学篆书。

先父在世时，也写篆书，刻印章，我约略认识一部分篆文。家里有《会稽刻石》、《峄山刻石》，书店里又看到吴大澂篆书《说文部首》、《孝经》、《论语》，喜极，天天临习，加上老一辈的称赞，劲头更足。由于篆书写的人少，一下子出了小名声。

在中学求学时，星期天常为人写屏、写对。但上下款照例应写真、行书，还是见不得人，经常抱憾。后来见到商务印书馆影印梁启超临《王圣教》、《枯树赋》，结体逼似原帖，但使用方笔，锋棱崭然，大为惊奇。

从此参用其法写王字，面目为之一变。

沙孟海书法作

再后几年，看到神州国光社等处影印的黄道周各体书，也多用方笔，结字尤新奇，更合我胃口，我就放弃王右军旧体，去学黄道周。

黄道周，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先后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世人尊称石斋先生。他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

他的书法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行书和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体势方整，书风雄健奔放。有力量，又有姿态，是黄道周行草书的主调。他以隶书铺毫和方折行笔，点画多取隶意；字虽长，但强调向右上横势盘绕，让点画变得绵而密，虽略带习气，但奇崛刚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尤显出其人刚直不阿的个性。

与此同时，我结识钱太希先生（罕）。他对北碑功夫很深，看他振笔挥洒，精神贯注，特别是他结合《张猛龙》与黄庭坚的体势来写大字，这一境界我最喜爱，为人题榜，常参用其法。

我也曾按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篇》所启示的程序临写北碑，终因胆量欠大，造诣浅鲜，比不上别人。但这一过程也有好处，此后写大字，参用魏碑体势，便觉展得开，站得住。

廿三岁，初冬到上海，沈子培先生（曾植）刚去世。我一向喜爱他的书迹，为其多用方笔翻转，诡变多姿。看到他《题黄道周书牍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宋荦旧跋说黄字似虞世南、柳公权），给我极大启发，由此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用黄道周笔意上溯魏、晋。

我就进一步去追黄道周的根，直接临习钟繇、索靖诸帖，并且访求前代学习钟、索书体有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鉴，如唐代的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的宋克等人作品，都曾临习取法。交游中任堇叔先生（堇）写钟字写得极好，我也时常请教他。这便是我“转益多师”的开始。

上海是书法家荟萃的地方。沈老虽过，吴昌硕（俊卿）、康更生（有为）两先生还健在，我经人介绍分头访谒请教。

康老住愚园路，我只去过一趟，进门便见“游存庐”三大字匾额，白板墨书，不加髹漆，笔力峻拔开张，叹为平生稀见。吴老住山西北路，我住海宁路，距离极近，我经常随况蕙风（周颐）、冯君木（开）诸先生到吴家去。

在我廿五岁至廿八岁四年中间，得到吴先生指教较多。听他议论，看他挥毫，使我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

三十岁左右，我喜爱颜真卿《蔡明远》、《刘太冲》两帖，时时临习。颜又有《裴将军诗》，或说非颜笔，但我爱其神龙变化，认为气息从《曹植庙碑》出来，大胆学习，也曾偶然参用其法。

我对历代书家也不是一味厚古薄今的。我认为临摹碑帖贵在似，尤其贵在不似。宋、元以来诸名家作品，尽有超越前人之处，我都引为师友，多做借鉴。

行书凤凰大桥题标

对篆书，大家学邓石如，我也同时取法王澍、钱坫。隶书，明以前人不足学，我最爱伊秉绶，也常用昌硕先生的隶法写《大三公山》、《郙阁》、《衡方》。行草，我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道周、傅山、王铎都爱好，认为他们学古人各有专胜，各有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避地到重庆，手头无碑帖，只借到肃府本《淳化阁帖》一部，择要临习。我对第十卷王献之书下功夫较多，尽管有伪帖，我爱其展肆，多看多临，有时会有新的境界出来。

因想到传世王铎墨迹多是临写古帖，取与石本对照，并不全似，甚至纯属自运，不守原帖规范，这便是此老成功的所在。昌硕先生临《石鼓文》自跋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这个道理。世人或讥评吴昌硕写《石鼓》不像《石鼓》，那便是“门外之谈”。

宋元人不重视南北朝隋代碑版，或者未见前代有些碑版，妄指欧阳询真、行各体全出二王，太不切实际。又如：苏轼曾称赞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宋人看到前代碑版不多，只见其雄浑刚健，大气磅礴，非初唐诸家所有，所以这样说。

事实上各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讲究“字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专研古文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皆与颜字有密切关系。

颜真卿书法是综合五百年来雄浑刚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独步一时，决不是空中掉下来的。

我用上述方法来对待历代书法，学习历代书法。是否合理，不敢自信。

（本文据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及浙江新闻等相关报道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