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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新展“呼毕勒罕”，呈现清代活佛文物与生活

叶榕整理

2020-11-30 08:19

来源：澎湃新闻

佛教自西元前三世纪起向亚洲各地传播，于一世纪初传至中原汉地，而在藏地则迟至七世纪始与之接触。经过漫长的融合发展，藏传佛教各宗派形成了“转世化身”的传承世系，汉人称之为“活佛”。十六世纪末，蒙古诸部陆续接受格鲁派为主要佛教信仰，并将藏语Tulku译为蒙语“呼毕勒罕（Khubilghan）”。

澎湃新闻获悉，11月28日，“呼毕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特展以清代活佛相关文物为布陈内容，分“清宫与活佛”“西藏的达赖与班禅”“安多章嘉国师与蒙古哲布尊丹巴”“走进活佛的生活”四个单元，一以介绍清廷与各重要活佛间的互动，一以说明清宫藏传佛教艺术的特色。

御制乌斯藏即卫藏说卷

佛教自西元前三世纪起向亚洲各地传播，于一世纪初传至中原汉地，而藏族则迟至七世纪始与之接触。西藏佛教虽大部承袭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特色，亦吸收相当程度的汉传佛教内容，再融入当地原始宗教习俗，而发展成独特的信仰体系。

经过漫长的融合发展，藏传佛教各宗派皆形成“转世化身（藏语tulku）”的传承世系，汉人称之为“活佛”。无论七至九世纪的“前弘期（snga dar）”佛教或十世纪末復兴的“后弘期（phyi dar）”佛教，藏区佛寺的领导承继皆采师徒或家族制。十三世纪，噶玛噶举（Karma Kagyu）派为决定教派领袖，首先采用转世（Reincarnation）制度。十五世纪，活佛体制已渐为各派采纳，迄今仍系藏传佛教领袖的主要传承方式。

金刚法佛像

十五世纪，宗喀巴（Tsongkhapa, 1357-1419）创建格鲁（Gelug）派，初期发展采师徒传承，后亦兼纳转世体制。十六世纪末，蒙古诸部陆续接受格鲁派为主要佛教信仰，并将藏语Tulku译为蒙语“呼毕勒罕（Khubilghan）”。满族入关前，因蒙古部落影响而接触藏传佛教，入关后更扶植格鲁派为满、蒙、藏三族共同信仰。对于呼毕勒罕的承续，清廷曾建立完整的官方认证体制，透过正式册封与定期纳贡，由格鲁派掌理蒙藏地区政教事务。

嘎布拉供碗　内绘威罗瓦金刚图清乾隆年间

“清宫与活佛”

“活佛”一词最早见于元代汉文佛教文献，意指“在世的佛”；用以指称藏传佛教具转世身份的高僧，则首见于明代中期文人韩邦靖的诗作，然属民间用语，非官方正式名称。清代官方文献述及活佛认证时，一致采用源自蒙文的“呼毕勒罕”音译词，乾隆皇帝曾将之诠释为“转世化生人”。“清宫与活佛”单元以说明汉文“活佛”语词渊源为始，继而叙述清初诸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对活佛的评介态度及往来史实，续以相关文物介绍格鲁派的传承发展与宗派特色。

长安宫女行收入《韩五泉诗》明　韩邦靖撰明嘉靖十六年赵氏刊本

汉文文献以“活佛”一词指称藏僧最早见于元代佛教史籍，至明代较为通行。《韩五泉诗》之《长安宫女行》云：“更宠番僧取活佛，似欲清净超西天”。韩邦靖为明武宗（1505-1521在位）正德三年（1508）进士，后因触怒武宗入狱，被削职为民。明武宗亲近藏传佛教，常延请藏僧于宫内大作法事，甚且自封“大庆法王”，故儒士颇多批评。

番夷求贡疏收入《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　卷四三明　张居正撰明万历四十年绣谷唐国达刊本

张居正（1525-1582）为明神宗（1572-1620在位）登基后前十年的内阁首辅，所撰《番夷求贡疏》云：“看得乌思藏僧人锁南坚错，虏酋俺荅所称活佛者也”。“俺荅”即蒙古土默特（Tumed）部领袖俺答汗（Altan Khan, 1507-1582），曾于万历五年（1577）邀藏僧锁南坚错（Sonam Gyatsho, 1543-1588）赴青海弘法，奉以“达赖喇嘛”名号。锁南坚错自此被视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前两世。次年，三世达赖向明朝进贡，并致书张居正，载于《明史》。这是“活佛”一词首见于明代官书，惟应属蒙语直译，并非官方用语。

藏程纪略收入《西藏志》清　焦应旂撰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康熙五十六年（1717），蒙古准噶尔（Dzungar）部攻入拉萨，四年后为清军逐退。《藏程纪略》为焦应旂随军入藏所记见闻，其亲见七世达赖（1708-1757）部分，多处使用“活佛”一词，如“活佛之生，代有其人，本系原身转世，脱胎无过番民之家”。

西黄寺收入《清高宗御制诗余集》卷十清高宗撰清嘉庆五年内府乌丝栏写本

乾隆在《西黄寺》注云：“喇嘛之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故呼图克图涅槃后，例于附近各部落幼孩中访择聪慧有福相数人，能认识前辈法物者，俾为呼必勒罕，袭其名号衣钵”。此段文字与其《喇嘛说》内容近似，指出蒙语“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意。“呼图克图”亦属蒙语音译，本意为“有福者”，在清代成为专授蒙藏高位活佛的称号。凡属此级人士，均载理藩院册籍，每代转世须呈报清廷认证与册封。

自皇太极于盛京建实胜寺以来，清初诸帝与藏传佛教互动频仍，不仅和格鲁派高僧多所往来，从御敕经序与内廷佛教文物，亦见其深刻信仰。

龙藏经清康熙八年内府泥金藏文写本国宝

《龙藏经》写造完成，康熙皇帝奉孝庄太皇太后（1613-1688）之命作序，亦以泥金缮写为满、藏二体文字，冠于首函（Ka函）卷首。满文题名为“大藏宝经序”，藏文题名作“佛法之大藏甘珠尔序”；其内容略以太皇太后慈心奉佛，某日巡视内廷府库，见前朝遗存之《甘珠尔》，岁日年久，乃命人仿之重抄，望讲劝慈悲之道，普宣自他利益，令教化流布，国泰民安。

在这一单元，观众还可透过宗喀巴金像、宗喀巴事迹唐卡等代表性图像与造像的展出，引介格鲁派传承的重要上师与本尊，理解此一重要宗派的背景与特色，以及对清宫宗教信仰的影响。

宗喀巴金像清乾隆四十六年　清宫作品

六世班禅（1738-1780）为庆贺高宗皇帝七十寿辰，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自扎什伦布寺出发，次年七月底承德避暑山庄觐见，时献礼清单中即可见一尊“三界法王宗喀巴像及金座”。六世班禅不幸于当年十一月初二日在北京因染天花圆寂，乾隆皇帝为申致纪念，特于次年命造办处依班禅所献宗喀巴像先后再造三尊。其中，两尊为铜合金造像，现藏北京故宫；唯一的纯金造像即为此尊，原供避暑山庄。据背光背面铭文，本件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以西藏原作为型，照式范金铸成。宗喀巴（Tsongkhapa, 1357-1419）双手胸前成说法印，手中各捻一茎莲花；花顶左侧托经，右侧托剑，皆象征智慧，亦说明黄教创教宗祖为文殊化身。

“西藏的达赖与班禅”

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Gedun Drupa, 1391-1474）与克主杰（Kedrup Je, 1385-1438）分别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与第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系西藏最重要的两支格鲁（Gelug）派活佛世系。“达赖（Dalai）”为蒙语，意指大海，乃蒙古土默特（Tumed）部领袖俺答汗（Altan Khan, 1507-1582）赠予第三世达赖（1543-1588）的头衔。有清一代，达赖世系的传承为第五世至第十三世。“班禅（Panchen）”为“大班智达（Great Paṇḍita）”之意，“班智达”系梵文Paṇḍita的音译，表示智者，乃蒙古和硕特（Khoshut）部领袖固始汗（Güshi Khan, 1582-1654）赠予第四世罗桑秋吉嘉参（Losang Chö kyi Gyaltsen, 1570-1659）的尊称。班禅额尔德尼于清代的转世世系，由第四世至第九世。“西藏的达赖与班禅”单元除以图像介绍达赖与班禅世系的重要转世上师外，亦展出五世达赖与六世班禅赴京面见清帝的重要历史文物，并说明清廷以“金瓶掣签”制择定呼毕勒罕对西藏活佛世系的影响。

达赖喇嘛是格鲁派内最早成立的活佛世系，五世达赖（1617-1682）则是首位受清廷册封的格鲁派活佛，该派与满清的长久关系自此开展。

五世达赖唐卡十七世纪西藏作品

唐卡中头戴黄帽的喇嘛胸前束绳插了一支普巴杵，说明此尊为五世达赖。他虽位居格鲁派领袖，亦以支持宁玛（Nyingma）派，并拥有宁玛派传承而著名。宁玛派意为“旧派”，普巴杵为派内教法特有的法器。值得注意者，系五世达赖右手所拈，而于右肩上盛开的莲花上，可见以金线勾描的“透明”四世班禅（1567-1662）。四世班禅寻访了五世达赖，为其最重要的上师，也在五世达赖掌权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收入《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三、七四清顺治十年四月丁巳

明崇祯十五年（1642），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3）借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之助，结束西藏政权分裂局面，奠定格鲁派统治地位，建立“噶丹颇章（Gaden Phodrang）”政权。清顺治七年（1650），世祖（1643-1661在位）邀五世达赖访京；九年（1652），五世达赖抵达，住在顺治特为之修建的西黄寺。十年（1653）四月，顺治赐以金册金印，并授予“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头衔，是为清帝册封西藏高僧之始。

乾隆皇帝邀请六世班禅赴京访问，系颇重要的历史事件。班禅虽不幸因天花于北京圆寂，短短数月的相处，仍留下不少珍贵文物足供凭吊。这些珍贵的文物，如拟定班禅尖宿程站里数清单、嘎布拉念珠都将在“西藏的达赖与班禅”单元展出。

拟定班禅尖宿程站里数清单

十八世纪，不同蒙藏势力的纷争迫使清廷数次派军入藏平乱，迄乾隆朝中期方将治藏权力交付达赖喇嘛，并由驻藏大臣率军就近监管。九至十二世的达赖喇嘛是段隐晦的西藏历史，四位均未长寿，多由摄政呼图克图辅佐，虽政治纷扰不少，然与清廷间的册封与进贡仍行礼如仪，直至清末。

“安多章嘉国师与蒙古哲布尊丹巴”

章嘉国师为清代漠南（内蒙）、安多（甘青藏区）与北京地区位阶最高的格鲁（Gelug）派活佛，头衔源自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钦赐之“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其清代转世世系为第二世至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则系清代外蒙地位最高的格鲁派活佛，转世世系为第一世至第八世。第一世罗桑丹贝嘉参（Losang Denpai Gyaltshan, 1635-1723）入藏学习时，曾获五世达赖（1617-1682）授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号，继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圣祖册封为漠北（外蒙）黄教教主。章嘉历代传承中最著名者，为乾隆（1736-1795在位）朝的第三世若必多吉（Rölpé Dorjé, 1717-1786），相关文物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颇丰。哲布尊丹巴世系中最具影响力者，为康熙朝的第一世（1635-1723）与清末的第八世（1869-1924），“安多章嘉国师与蒙古哲布尊丹巴”单元着重展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相关文献。

名胜镇海寺收入《西巡盛典》卷十五清　董诰等奉敕撰清嘉庆间武英殿聚珍本

“走近活佛的生活”

格鲁（Gelug）派活佛世系多于清代形成，不仅见于藏族地区，更遍及内外蒙古，即使北京亦有所谓“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不同地区的活佛角色呈现相当多元的样貌，对其驻锡所在的影响力亦不尽相同。受正式册封的重要活佛不仅是宗教导师，对地区内的政经发展尤具影响力，因而成为政教领袖。最后一单元“走近活佛的生活”以各类相关文物展示清代活佛在个人修持、公务往来、仪式法器等领域的面貌，而清宫内廷供奉的藏传佛教文物，更将使观众得见活佛对清室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