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纳：我高估了书的重要性

我们新近出版了人文主义大师乔治·斯坦纳的谈话录《漫长的星期六》，相比于文艺理论，这是一本非常好读的访谈录，书中你可以找到许多跟现实有映照的地方，今天我们节选了斯坦纳谈阅读的部分，斯坦纳说：“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取之不竭的，它们于生活的每个时刻都在你的内里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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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 ：如果说您全部的作品都透露出一种迷恋—— 它既是折磨又是咒语——那就是对书的迷恋。迷恋书的重要性，迷恋书的传承之于文化的重要性，迷恋书对我们日常的、精神的、形而上的存在的重要性。书始终在哺育我们。我想，对您来说，只存在唯一的一本书。

斯坦纳 ：对马拉美和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在盎格鲁 - 撒克逊文化中，《圣经》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参照物， 我一开始读的就是伟大的钦定本。然而，这些年来我最终意识到自己远远高估了书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要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脱离音乐而存在。即使是处在经济或政治发展初级阶段的社会，即便是戈壁沙漠中的赤贫社会也有音乐， 而且往往是很复杂的音乐。但书面文学并非如此。

世界上的书面文学数量很少， 远不及口传文学的数量。荷马其实与福楼拜、乔伊斯非常接近。他之前的两万年，人们已经在讲故事，这些故事后来成了荷马史诗的基础。

书写是晚近才出现的现象，是高级文明的一部分，这里指的主要是欧洲、斯拉夫和盎格鲁 - 撒克逊文明，当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一些重要篇章。但在世界范围内，传授宗教、叙述记忆的天然形式是口传文学。人们说话、交谈，记忆是一座庞大的图书馆。

从历史的角度看，书面文学是晚近出现的，它向上可追溯到古巴比伦的伟大史诗《吉尔伽美什》，向下差不多延续到了今天。不过我们还不清楚人类是否会继续阅读， 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档案馆的出现，它们的记忆能力比人类对文学、语法和词汇的记忆力要高出百万倍。

阿德勒 ：在您看来，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文本意味着什么？这些作品何以经久不衰？

斯坦纳：伟大的文本可以等待几个世纪。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在那篇出色的文章中说的：“不必心急，一首伟大的诗可以忍耐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书籍终究会到来，处于危险中的不是书，而是读者。伟大的文学文本包含着再生的可能、不断追问的可能，但它并不会在那儿静静等着成为大学研讨会的材料，或一份被解构的文件。那是本末倒置。渺小的我并非把莎士比亚当托词，而是用一生去试图阅读他，满怀激情地解说他，不断回到他。正如伟大的音乐与绘画艺术，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取之不竭的，它们于生活的每个时刻都在你的内里发生着变化。我因此充满激情地沉迷于背诵，甚至招来别人的厌烦。

没人能拿走我们牢记于心的东西。它和你在一起，它生长，它变化。你自高中时代背诵的伟大文本与你一道改变，随着你的年龄、所处的环境而改变，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没人能说这是一项随随便便的练习，或仅仅是一种语言游戏。我想肯定不是这样。

阿德勒：您暗示了“阅读”这一行为在未来的命运具有不确定性。您认为书和阅读会在未来面临危险吗？

斯坦纳：读者永远都存在。即便在中世纪“蛮族”入侵的时期，修道院成了庇护所，人们仍然在那里阅读。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修士识字，但总有那么一些能阅读的人。不过，能写作的人极少，几乎没有。

然而，成为“文人”是非常没有保障的。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和 19 世纪是他们的高光时刻、黄金时代。私人藏书馆——我们可以想到蒙田、伊拉斯谟或孟德斯鸠的——成了非常罕有的奢侈。今天的居室已经不允许大规模藏书了。那是一种例外状态。今天，在英国，小书店如噩梦一般地一家家倒闭。在意大利这个我喜欢的国家，从米兰到南方的巴里，一路上只有报刊亭，看不到严肃的书店。在意大利，人们不读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乡村，人们很少读书。在天主教统治的区域，阅读从不受欢迎。

阅读是高等布尔乔亚的一种形式——这个词用起来很危险。在某些时代，阅读、通过阅读来教育的理念迅猛发展，并创造了诸多奇迹。比如，19 世纪时，一些现在已被经典化的作家（维克多·雨果、狄更斯）是畅销书作家。

在俄国，阅读就意味着人道地、政治地生存着。在专制国家或政治“落后”的国家，伟大文学与审查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有创造性的。

今天，有人对我说，“年轻人不再读书”或者只读文摘（digests）或漫画。我们的考试，即使是大学的考试，越来越基于选定的文本、文选或获得《文摘》奖项的作品。“读者文摘”这个传遍全世界的词是非常可怕的。而且还设立了“文摘奖”。那是别人咀嚼、消化过的食物。出于礼貌，我们就不谈它是通过什么出口排出去的吧？好吧，我讲得太粗俗了。

阅读需要一些特定的先决条件。人们并未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首先，它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安静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昂贵、最奢侈的东西。在我们的城市里（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的城市，比如纽约、芝加哥或伦敦，夜生活跟白天没有区别），安静和黄金一样昂贵。

我不是在攻击美国。我的孩子在那里生活，我的孙辈们也是。这是人类的未来，唉！我不是攻击。他们的统计比我们的要可靠。他们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出什么呢？85% 的青少年如果不听音乐就无法阅读，由此产生了心理学家所说的“闪变效应”，类似于荧光棒的效果：当我们想阅读的时候，电视机就在视野的边角播放着画面。没人能在这种情况下阅读严肃的文本。只有在尽可能完全安静的环境，人们才能读上一页帕斯卡尔、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或者其他你想读的作家。

第二个条件：要有一个私人空间。房子里要有一个房间，即使是很小的房间，只要是能和书共处，只要是我们能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跟书一起对话。说到这儿，我们触及了一个很少被真正理解的话题。音乐的美妙在于它可以和别人一起分享。可以一群人一起听音乐，可以和自己爱的人、朋友一起听音乐。音乐是一门分享的语言，但阅读不是。

当然，我们可以朗读，而且现在应该鼓励更多的朗读。我们不再为儿童朗读，这是很可耻的事，而成年人的情况则更糟！19世纪的文学常常是为了朗读而写的，我可以举例说明：整页的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它们的节奏和结构韵律都是极为便于口诵的，要去听，去领会。非常幸运的是，在我还不理解（这是秘密），还无法完全领会之前，我父亲就已经朗读给我听。

所以，安静的环境、私人空间很重要，而我下面要说的第三点意见是非常精英的（我喜欢“精英”这个词，它仅仅是表明有些东西比另一些东西更好，别无他意）：拥有书。大型公立图书馆是 19 世纪教育和文化的基础，对20世纪的心灵也构成同样的意义。但拥有属于自己的藏书，成为书的所有者，而不需去借阅，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读书的时候必须握一支铅笔。

阿德勒：我感觉您把人分成了两种：拿笔读书的和不拿笔读书的。

斯坦纳：没错。我还要重复一遍：我们几乎可以把犹太人定义为“读书时总拿着笔的人”。因为他坚信，他会写一本比他正在读的这本书更好的书。这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悲剧性民族在文化上的一种大傲慢。

要做笔记，要画重点，要跟文本竞争，在书页边缘写上：“好蠢啊！这都是些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比写在大作家边页上的笔记更有趣了，那都是生动的对话。伊拉斯谟曾说：“没把书翻破就不算读过。”这有些极端，但其中也包含着莫大的真理。拥有一个作家的作品全集，就像家里请来一位客人，我们既对他表示感谢，也会原谅他的缺点，甚至会爱上这些缺点。几年过后，我们试图附庸风雅地、以某种权威性的傲慢去隐瞒我们错误的读解或阐释的痕迹。但这是最愚蠢的！我父亲带我们沿着塞纳河散步的时候，曾买给我一本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先生的《战利品》——它只值几个苏，没人要买——从此诗歌的大门就朝我敞开了。

我现在就随身带着我的第一本埃雷迪亚。时至今日，我仍觉得自己亏欠这位先生很多，虽然写的东西不自然、浮夸、学究气，但他不失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发现一本书，这会改变人生。我曾在法兰克福车站（这段轶事我时常提及）转车的时候——这就是德国：在报刊亭出售好书——看到一本书，作者的姓氏“策兰”是我没听过的。保罗·策兰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在报刊亭翻开这本书，第一个句子立刻吸引了我：“在未来北面的河流中……”我差点误了火车。从那以后，它改变了我的生命。当时，我就知道那里面有一种辽阔的东西即将进入我的生命。

阿德勒：读您的书，听您说话，我们有时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对您来说，文明的发展在 17 世纪就停止了；那时对人类和自己、和美感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着包罗万象的感知。

斯坦纳：相反，作为批评者，我的大门对最现代的作家随时敞开，比如，我把策兰引介到英国。我常常阅读最年轻的一批人，并为他们扫除障碍。不过，如果一种文明没有超验的可能——被尼采称为人的“敬畏之谜”（mysterium tremendum）的东西，海德格尔（有所保留地）试图思考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其中不能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说：“如果有可能，我会把我的哲学探索奉献给上帝！”，对我而言，失去了这种可能性的文明无疑处于极大的危险当中。

原标题：《斯坦纳：我高估了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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