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郎神”大战“关老爷”：财神的明清之变

恭喜发财、财源广进、招财进宝之类词汇，穿越千年，始终是国人津津乐道的祝福语。无需赘言，也无论旧时王谢还是寻常人家，对于财富，总是保有着发自内心的孜孜以求。所以，从古至今，从南到北，请财神、贴财神、供财神、拜财神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熟悉。那么，对于人见人爱的“财神爷”，作为一种民俗的和文化的符号，当它遭遇“权力”的时候，又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呢？

财神的愤怒

宋代著名的笔记体小说《夷坚志》中有个很特别的故事。说的是有个叫刘庠的商人，娶了一位郑氏夫人，因生意不太好，他就常到酒馆去跟一帮损友混，只把夫人晾在家里。这位夫人是位美女，宅在家里很是寂寞，久而久之生病一场，性情大变，刘庠回家时，夫人要么不理他，要么嘲笑他，总之不让他靠近。刘庠本来就因生意萧条而落魄，在家里又受窝囊气，干脆出走了。

刘庠走后，郑氏将自己关在屋里，不与外界来往。然而奇怪的是，邻居总能听到她与某位男性的窃窃私语。从窗户偷看，却又只能看到郑氏一人。刘庠后来回家，发现家里白银成堆，丝帛成山，一追问，郑氏坦白，说是他走后，有一位自称五郎神的过来同居，这些财宝都是五郎神给的。此后五郎神现身，警告刘庠从此不得亲近郑氏，而刘庠也明白：这是财神找上门来了。于是做了一尊铜像敬拜，五郎神则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不仅给他找了一位新妻子，又偷了一个小孩给他继承香火。

偷来的小孩是地方官西元帅的第九个儿子，尚在襁褓，邻居发现之后便告了官。西元帅于是将刘庠夫妇投进大牢。这下可惹恼了五郎神，他大发神威，调动鬼将，破牢释放刘庠夫妇。西元帅则下令不准祭祀五郎神，五郎神更是暴怒，火烧官府衙门，又运用神力，飞砖打瓦，使救火人员全靠不得边，结果衙门就全烧毁了。西元帅不得不认输，允许当地百姓祭拜五郎神。

五百年的人神大战

依据美国汉学家万志英（Richand von Glahn）所著《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的说法，五郎神还有五通、五显神等称号，洪迈的《夷坚志》中最少有十二个故事提及了这尊神。比《夷坚志》更早的关于五通神的文献，是天台宗僧人智圆的文章，这位僧人发现寺院里供奉有土地神和五通神，于是下令撤去；但当时杭州的百姓几乎每家都在供奉五通神，于是智园僧人写了一篇《撤土偶文》（1016），将五通神贬为“魑魅妖孽”。此后的道教亦步亦趋，将五通神归为“五行不正之精”的山魈之类，指责其“诈称圣贤，私通妇女，起水放火，抛掷砖石，引弄六畜”等等。但是，民间仍不屈不挠地将其当作财神崇拜，宋朝官府也认可其合法性，到13世纪上半叶，五通神（官方的称法是五显）在官方神仙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庙宇遍布全国各地，“祠庙寝广，香火之盛，几与道释神等。”

不过，元明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被万志英戏称为朱元璋的“宗教革命”。

朱元璋“宗教革命”是从大规模禁毁淫祠开始的，目标似乎就在五郎神。此后的明廷官员，沿着太祖指示的方向一路推进，在东南地方发动了一拨又一拨的五郎神“斩首”运动。其中比较严重的一次，是15世纪40年代苏州知府李从智的毁神运动，不过，他本人不久便暴毙身亡，这当然被解释为五郎神的报复。但官府行动并未中止，此后，1488年常熟知县毁了上百座神庙，1520年松江官府也发动了类似行动……只是，一切运动似乎都有着五分钟热度的特征。至隆庆开海时，这种打压慢慢缓解，而五郎神虽历经压制，江南的地盘他还是牢牢地掌握着。

到了清代，官府对五通神（清时惯称五通神）的打压更加严厉。1685年，由江苏巡抚汤斌首发，到1686年时，这场行动就变成全国性质的了，江南地方凡五通神庙几乎尽数摧毁。1686年是甲子年，那一年发生大瘟疫，民间的说法仍是五通神报复、五猖鬼作乱。但也有传闻，说是用背面有“福”字的康熙铜钱就可以镇祟。是耶非耶，就很难考证了。

五通神

南北财神大比拼

在打击五通神的同时，汤斌奉命将关公塞到五通神庙去。自此，南北财神大战的好戏开始上演。

在这场跨越宋元明清、长达五百年的神人大战中，清廷的“胜利”与其加封战神关公有关。我们知道，三国、六朝、唐乃至北宋前期都没有对关羽的国家祭祀，直到宋徽宗时才开始封其为忠惠公——一个级别小小的神。大观二年倒是加封为武安王了，但此后关公的神位也一直在“王”这一级徘徊，而且还是县级级别的（湖北当阳）。

那时，关公的名声尔尔，地位自然也难高。正史比如陈寿的《三国志》，其对关羽的评价就颇低，说其“刚而自矜”“以短取败”。而在旧属东吴的江南一带，当地百姓就更没有好脸色，他们甚至编出民谣大加嘲讽。《宋史·乐记》记载，说有民谣唱道：“关背德，作嚣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

不过，到了明末，关公的运气来了。万历二十二年，道士张通元请封，关公得以进爵为帝；四十三年，又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赵翼《陔馀丛考》）。到清顺治九年（1652），则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二十三年（1758），再次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并定下由太常寺春秋祭祀的规矩，还听任民间建庙崇祀。经过清政府的超级提拔，“关公”神位一路飙升，由公而王而帝而圣，尤其是这种兼圣兼帝的地位几乎都要超迈于孔老夫子之上。

显然，清廷知道民情不可过于违背，既要打压五通神，就不得不拿出个替代品来，百姓饭可以不吃，信仰却不可以全空，于是挑来挑去，把关羽捧上了财神的位置。不过，财神只是他的兼职，武神才是他的根本，宣称“我朝以武力取天下”的清廷看中的自然是他那身“过五关斩六将”的好功夫。这样，有了如此强势的官府站台，“有华人处就有关公”也就不足为怪了。

关公

“关背德”由此借助官府的声威，其权势也进入曾经的东吴地盘，南北财神似乎要由这位赳赳武夫统一天下了。不过，官府的胜利是表面的，仅限于靠农耕为食的北方，自由贸易的南方还是五郎神的天下。

比如，明代晚期（1611）的统计，北京的关公庙有20座（排在第二位的是观音庙，10座），没有一座五郎神庙；而南京的五郎神庙竟然有14座（仅次于19座的观音庙），不过关公庙也有5座。这个数据很有意思，一方面说明，朱元璋的“宗教革命”并未成功，另一方面也说明，财神各有各的地盘，北方是国家财神关公的辖地，而南方还是民间私神五郎的地盘。南方是南方，北方是北方。想以人力强行改变这种神力的版图，无论是武力赫赫的官府还是圣明齐天的天子，其实都显得力有不及。

到20世纪40年代，趋势就更为明显。当时嘉兴市的嘉善县统计，在580间祠庙（不包括佛寺道观）中，五圣庙就占了289间，在所有783间庙宇中（包括佛寺道观），五圣神塑像达1455尊。显然，在江南，五圣神（五通神）是一神独大了。

原因呢？正统的说法自然是农耕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南北分界，不过百姓更相信这是神的事。官府虽然可以封神，但这样的神是没有神力的，只是木偶一尊，而真神自然应该有神通、会变化。官有政策计划，神有万千变化。当然，北方是关（官）公的天下，但南方仍旧是五郎神的江山；官府捧出个“战将”来，民间就对等捧出个“元帅”（赵公明）来。关公随从只区区二人，赵公明却带着四个部将——招财、纳珍、招宝、利市——财富都归赵公明这边统管，而且还有天尊、仙官的神位。不言而喻，究竟百姓会向谁顶礼烧香呢？

钱与银

其实，这番南北财神大战，不如称之为钱神与财神的战争更恰当。因为官府有官府的财神，严格说来应称之为钱神。在宋之前的晋代，某位叫鲁褒的文人，就曾写过一篇《钱神论》，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像”之类。这尊有着“内方外圆”堂堂正正形象的钱神与我们这位歪歪邪邪的五郎神显然是大有区别的——形象的正邪区分，背后掩藏的其实是南与北的区分、官与民的区别、钱与银的区分。

至少在明清时期，“钱”与“银”区分还十分明显，且十分紧要。《春明梦余录》中有一句话很经典，足可载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高头讲章之中：

银产于地，人得而私之；钞者制于官，惟上得而增损之。

在当时的语境中，钞与钱属于同一个阵营，属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国家管控的货币。银却并非货币，而是具有准货币性质但可以自由流通、自由买卖的货物，这类货物包括金、银、珍、宝等等一切“值钱的”物品，但它不是钱，它具有财富的性质，却未被官方正式认可，尤其是未被纳入货币体系，而这“化外之地”却正是“财神”的管辖范围。

这个区分，用我们现在的说法，那就叫自由市场与国家垄断之间的区分——一条清晰的经济类型分界线。

从唐朝诗人们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这个分界线。韩愈《奏状》中就说“五岭买卖以银”，元稹也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诗中有“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这些，说明唐朝的“化外之地”——岭南地方，还相对自由。《宋史·仁宗纪》记载：“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这条记录也说明，宋朝地方当时上交国库的赋税通用的是钱，但允许福建两广地方用银替代，国家货币（缗钱）仍旧没有被岭南接受。

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岭南还处在“化外之地”，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官府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允许“可得而私之”的银在经济生活中作为“非法货币”流通。到了明初，承续元代政策，一开始还是钱（铜钱）、银、钞三者并存，官府的控制并不严重，但此后朱元璋启动全面的国家主义革命，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他禁止白银的自由开采与流通，甚至私藏者死罪，传说中的沈万山之死就因为这个。从经济史角度讲，这是国家主义对自由市场的挑战，但有意思的是，这种“钱”对“银”的战争，却是从与财神的斗法中启动的。可见，五通神故事的背后，隐藏的是自宋以来的中国人经济生活中的某种极为严重的冲突，只是大家不好明说。

所以，由一名战将掌握钱财确实符合“钱”字的本意（1818年出版的小说《镜花缘》说：“你看那钱字身旁两个戈字，若妄想亲近，自然要动干戈，闹出人命来。”），但它的暴力味道还是要略加掩饰才好，所以，标准的关公像总要文绉绉地拿上一本《春秋》装像。而五通神、五路神似乎就亲民得多：五路，东西南北中；五通，无处不到，无处不通（这倒是更符合古泉字的含义）。这显然是与官府对着干（朱元璋时期发行路票，凡略远距离的移动都需要官府允准）。不过，商业本来如此，有无相通的贸易本来如此，这就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的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