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脱贫户丨借助种养产业，这个11个孩子的家庭走出困境

【编者按】

贵州威宁县村民李训芬曾是扶贫干部眼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此前她独自带着两次婚姻中留下来的11个孩子，在贫困中艰难度日，但随着村里发展种养产业，她成了村里变化最大的脱贫户。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间。11月23日，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已全部宣布脱贫摘帽，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仍有待检验和巩固。

成绩的背后，曾经的贫困地区如何引进产业解开贫困枷锁，如何啃下最硬的骨头，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防止返贫？澎湃新闻近日跨7省区走访8县，讲述最后一批贫困户摆脱贫困的故事。

在第二任丈夫患上精神疾病接受强制治疗后，李训芬一度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这个大山里的农村妇女独自带着两次婚姻中留下来的11个孩子，靠着地里的土豆和政府的低保艰难挺过了8年。

李训芬居住的村子叫曙光村，位于贵州省威宁县板底乡，距离县城约有一小时车程，沿途均是绵延的环山公路。在这条路修好之前，由于交通、经济、教育和意识等多方面原因，这个约500户的村子里，最多时有272户贫困户，而李训芬则是他们当中的“典型”。

李训芬和孩子们。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曙光村。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1974年出生的李训芬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略显苍老。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己19岁结婚，第二年就生下一女，受传统观念束缚，他与第一任丈夫一心想要个男孩，但一连4胎生下的全是女孩。2002年，前夫因病去世，她改嫁后，与同样带着4个女儿的第二任丈夫组建成一个十口之家。

二人婚后又生下三个孩子，终于在2011年有了一个儿子，但第二年，丈夫就因患上精神疾病被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李训芬说，那时，她一个人带着11个孩子，每过一天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看不到希望，我得把这些孩子一个个都养活，只能咬牙撑着”。

李训芬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当地扶贫干部的重视，在他们的帮扶下，这几年，李训芬家里的情况逐渐有了好转，不仅有了稳定收入，还住上了二层楼房，今年9月实现了彻底脱贫。她说，自己曾是扶贫干部眼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现在成了村子里变化最大的脱贫户。

李训芬女儿帮她做饭。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超生致贫

李训芬已记不清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附近几个村庄的名人，她的出名源于她一手带着的11个孩子。她说，即便是在农村，家里这么多孩子也十分罕见，这使她成为一个“异类”，也是她多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重原因，是因为她是“单亲妈妈”。

李训芬1974年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19岁时，因为家里贫困，为了给父母“减负”，她经人介绍嫁到了威宁县板底乡曙光村。李训芬回忆称，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孤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曙光村鲜少有人走出大山外出务工，除了地里种的土豆，唯一的挣钱方式就是去附近的矿洞里背铁矿。

“矿洞很小，背矿时要跪在地上往前爬。”李训芬说，那时候村里一些男人在农闲时会去矿洞背矿，丈夫也跟着去，从早到晚，一天爬两个来回，能挣二十元左右，丈夫每天回家都是浑身泥污，几乎要累瘫了，虽然辛苦，但日子也还过得去。

婚后第二年，李训芬生下一名女婴。受传统观念束缚，他们一直想生个男孩，便婚后九年间陆续又生下5个孩子，尽管第四胎曾生下一名男婴，但他出生后第六天就夭折了。

2002年，就在第五个孩子出生后不久，李训芬的丈夫突发急性阑尾炎，因为医疗条件等诸多原因限制，最终丢下李训芬和四个孩子撒手人寰。

李训芬说，那时她独自带着4个孩子，其中最小的还不到一岁，她甚至顾不得悲伤，就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后经亲友劝说，她与第二任丈夫重新组合家庭，“他跟我一样，也带了四个女儿，因为家里太穷，妻子丢下他和孩子离家出走了”。

两个破碎家庭重新组合后，李训芬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她说，一个家十张嘴要吃饭，除了种地背矿，他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此后的九年间，李训芬又陆续生下三个孩子，在2011年生下一名男婴，此时家里已经有了11个孩子，“越生越穷”的窘境早已经形成；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在儿子出生一年后，他的第二任丈夫突然患上精神疾病，整天胡言乱语，还有暴力倾向，被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我想他可能永远都好不了，也回不来了。”李训芬记得，丈夫被送走的那天，她坐在门外许久站不起来，听着身边孩子们的哭闹声，她第一次对未来感到无助和害怕，她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将孩子们养活。

李训芬回忆起最初几年带着11个孩子艰难求生的日子时说，她过的每一天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做家务、干农活时总是抱一个孩子背一个孩子，其他孩子在身边的要哄，上别处玩的怕丢，“最难的是，喂不饱12张嘴，我经常会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但我不敢死，为了孩子，我必须咬牙坚持”。

打破穷苦困境

和李训芬一样，32岁的周登文在曙光村也是典型的贫困户。

周登文一家。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据周登文介绍，他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因父亲年轻时修铁路受伤致残，失去了劳动力，直到41岁时才娶妻生子有了他。小时候，家里没有收入来源，周登文从小穿的用的，都是别人用过的，也从未有过任何一样玩具，直到小学毕业辍学回家，他的旧书包也未曾换过。

几十年过去了，周登文至今仍对上学时其他孩子在村子里滚铁环的场景念念不忘。他说，自己从没有玩过铁环，对于八零末出生的男孩来说，这算是一个遗憾。说到此处，他憨笑着挠挠头说：“现在年龄大了，就算买得起，也不好意思玩了。”

因为父母年迈，身体又有残疾，周登文从小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省吃俭用。他说，自己心里一直有种强烈的失落感，“但家里就是这样的情况，父母能将我养大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从不敢抱怨，也不敢开口要任何东西”。

小学毕业后，周登文一直在家帮父母务农。他回忆称，尽管家里只有十几亩耕地，但因为没有劳力，每到农忙时还是吃不消。通常村民们庄稼收完后，他们一家人还要在地里继续忙碌许多天，“那时天天盼着长大，想能干重活儿，可真正长大了，其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我却不得不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庄稼”。

2013年，周登文在婚后与家人商议，由妻子照顾父母，自己外出务工补贴家用。他说，那段时间，他每个月有约3000元工资，眼看着日子有了起色，但不到一年时间，他的孩子出生，被查出先天性残疾。无奈之下，周登文只能辞掉工作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上下两代人均身患残疾，这将刚刚对生活燃起希望的周登文再次“绑”在了曙光村，只能靠着十几亩庄稼养活一家人，“突然觉得我可能注定一辈子都是穷苦命，挺绝望的”。

实际上，当时的曙光村包括李训芬和周登文在内的贫困户大约还有270户，占到全村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个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2100米，距县城37公里的山村，在过去数十年间，因地理环境封闭、道路交通不便，群众意识偏低、收入结构单一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长期贫困，许多村民一直面临着住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重压，甚至还有人曾为吃饭问题发愁。

而当地的扶贫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并正在打破周登文家两代人穷苦的困境。

脱贫摘帽

受多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脱贫对于曙光村这样的山村来讲并不容易，尤其是像李训芬和周登文这样的特殊家庭，更是难上加难。曙光村现任村主任李荣告诉澎湃新闻，经过几任脱贫干部的共同努力，从2014年开始到今年9月，曙光村272户贫困户已陆续全部实现脱贫，其中也包括李训芬。

早在2012年，从李训芬第二任丈夫患上精神疾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开始，扶贫干部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家庭。据李荣介绍，板底乡扶贫工作实行帮扶责任人分配制度，李训芬家正是他的帮扶对象，第一次去李训芬家时，他就被对方家里的情况惊到，“他们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平房里，家里来了人的话，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通过与前任扶贫干部沟通，李荣得知，李训芬家早在2012年便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因为家里人口多，他们每个月能领到约1700元低保。2017年，扶贫干部曾对她家进行危房改造，花了三万五千元修建了两间平房。尽管这几年随着李训芬的几个女儿长大出嫁，家里的人口减少，但在今年5月的“全排全查”工作中，扶贫干部发现，李训芬家仍然存在功能区分不全、人均住房面积过小等问题，经过上会商讨，他们决定为李训芬家加盖二楼。

李荣记得，那天散会时已是傍晚，他第一时间前往李训芬家中，将这个好消息告知对方。那时，李训芬刚从地里干完农活回到家，得知家里的住房问题终于能得到解决后，她脸上的疲惫一扫而光，激动得原地转了几个圈，“她说住房问题一直困扰她多年，但村上此前已经为她建过房，又送牛送羊，她不好意思再提要求，只能自己克服”。

仅一个月时间，在村民们帮助下，李训芬家二楼几间房就建成了。

李荣说，除了住房问题外，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为李训芬和周登文这样的贫困家庭增收，除了低保外，还为他们家送去家畜搞养殖，安排公益性岗位让他们当上了护林员，“现在李训芬家的低保、护林员工资，加上种植和养殖，每年的总收入有7万多元，在今年9月28日正式标注脱贫”。

周登文如今当上了护林员。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9月28日，对曙光村的扶贫干部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村里包括李训芬和周登文这样“极端个例”在内的最后一批贫困户，经过审核标注脱贫了。李荣说，近些年来，在县乡两级政府的统筹和帮助下，他们通过产业增收、就业增收、林业增收等方式，使村民的收入结构逐渐多元化，收入也大幅提升，同时通过旧房改造、重建、异地搬迁，资助、补助等方式，为贫困户补齐了来自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短板。如今，曙光村的贫困发生率已从2014年的46.5%下降到0%，“现在，这些贫困户家家有肉吃，有房住，有钱赚，相比5年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山城巨变

提到村里贫困户的变化，李荣如数家珍。他说，从2014年开始，随着扶贫工作的逐步深入，曙光村的脱贫人数也逐年递增，从最初一年十几户，到2019年一年脱贫59户，今年9月低，剩余的30户贫困户也已全部脱贫，“最后这30户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大多没有劳动能力，或居住环境极度恶劣。我们是通过政府兜底保障、异地搬迁、发展产业脱贫等方式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

李荣所说的产业脱贫，是曙光村在长期探索中总结出的“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新模式。他说，近些年，曙光村党支部已领办合作社3个，其中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养鹅专业合作社和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各一个，目前合作社已有700余头肉牛、1200多只鹅，马铃薯、荞菜等种植业也搞得有声有色。

“所有的收益35%作为合作社分红，其余65%都会给用来给贫困户分红。”李荣为澎湃新闻算了一笔账称，以李训芬家为例，她家每年低保总额19000余元，每天在林区负责看护防火、修剪树木一年的工资有10000元，此外，通过产业脱贫，参与种植和养殖，她现在每年还能有约42000元收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脱贫标准。”

李训芬是曙光村最后一批脱贫户，也是变化最大的贫困户。她说，自丈夫患病住院后，一直咬牙坚持，要将孩子们养大，后来温饱问题解决了，她又怕他们自卑，一直期盼着他们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想为孩子们撕掉贫困的标签，“现在日子越过越好，我再回想起以前的事，反倒没那么苦了”。

实际上，曙光村的脱贫工作，也是威宁县的一个缩影。五年前，威宁县曾是贵州省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这个150余万人口的山城中，贫困人口占到7.3万户34万余人。

威宁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5年努力，6.5万余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脱贫致富，建成的7万亩的蔬菜基地解决了1万名贫困人口的就业难题。此外，威宁县在近几年打造特色经果林和林下经济，开发绿色食品，发展生态旅游，使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重组，也为农民的脱贫增收提供了助力。

目前，威宁林下经济产业综合产值已达1.7亿元，带动了全县5万余人实现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一些农民通过易地移民搬迁，不仅成了“城里人”也通过务工或经商有了稳定收入。据统计，目前威宁县通过易地移民搬迁实现脱贫致富的已有6.5万人。

上述扶贫办负责人称，如今，威宁的贫困人口已从五年前的34万人下降到3.8万人，今年年底将实现全部脱贫，“那个‘威宁哥哥下山来，麻布衣裳破草鞋’的时代将彻底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