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破解老人“数字鸿沟”，需要年轻人反哺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以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这切实关照到了老年群体，努力从政策层面打破技术隔阂，实现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

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需从政策层面打破技术隔阂，实现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

玩不转的网上订票，不会解锁的智能快递箱，站在路边招手却打不到车的老年人……这些社会截面，映射出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老年人与时代正面临“数字鸿沟”和“代际鸿沟”的双重叠加。疫情期间，这种矛盾更为凸显，一些老年人不会注册、使用“健康码”，甚至影响到正常出行。

信息社会中，人们可以便捷高效地获取各种社会资源和服务，但新技术并不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友好，尤其是对老年人。虽然拥有一台智能手机，已不是难事，但拥有不等于会用，更不足以颠覆数字新媒体领域的不平等。相反，隔阂还有加剧的趋势。

首先，是技术使用障碍。从交通出行、公共服务、金融机构广泛使用的扫码、刷脸、手机支付，到具体办一个事项时下载注册APP、验证身份、绑定社交账号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流程，包括记住一个个密码，都能轻易困住老年人，将他们置于边缘化的地位，被排除在熟练使用或掌握新技术的人群之外。

而且，普遍来说，老年人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不足，对信息真伪的辨识、分析判断能力较弱。对老年人来说，新技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更高。媒介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社交类账号被盗取、支付类账号被盗刷、各种伪装成红包福利实则为套取用户个人信息的链接等，使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等蒙上了一层灰霾。对这种风险的警惕，让一些老年人在心态上对使用新技术更保守和慎重，甚至主动选择拒绝。

要注意的是，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数字鸿沟：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品味区隔。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文化上占优的一方通过符号斗争，即一种文化以标榜自己先进性和稀缺性的方式抑制另一种文化，并争夺文化的合法性和统治权。通俗地说，就是在建构文化价值认同的过程中，存在一种“鄙视链”，拥有主体话语权、占据主流地位的一方，往往将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

如互联网语境下衍生出的 “二次元文化”“弹幕文化”，原本只是小众文化、圈层文化，但因为年轻人和互联网两大创造力旺盛者的叠加，迅速出圈，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但它不能在短期内为老年人理解。老年群体越是不熟悉它，就越难进入文化意识形态塑造的圈子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老年人的“数字鸿沟”，依靠相关部门提供的制度保障还不够，还需要社会尤其是老年人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后喻文化是指信息时代的“文化反哺”，即年轻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并传播知识，凭借其创新能力成为文化的主导者，而年长者则受制于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学习能力等因素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于是，年轻人开始“反哺”年长者，文化的传输呈现逆向化的趋势。这种理论为老年人实现“再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性。

一些老人使用微信，并不是因为微信支付方便，而是为了和远在异地读书或工作的子女联系。维持家庭关系的需要，驱使老年人学习使用新传播工具。很多老人习得这种能力，不是由社会教育提供的，而是由其子女传授的。

要让这种“文化反哺”广泛地发生，关键在于，年轻人是否有足够的热情、耐心去关心自己的父母，主动将信息时代的必备技能传授给他们，循循善诱地去激发他们学习新知的兴趣，帮助其克服对新技术的陌生感和恐惧感，不断降低代际之间的文化折扣和文化成本，帮助父母融入新技术环境中。

我们或许很难奢求时代发展的步伐放缓，耐心等待那些奉献过、付出过青春的老年人，但通过政策层面的帮扶和家庭教育的“反哺”，我们可以拉上老年人，一起登上滚滚向前的时代列车。这不仅是在帮上一辈，也是在帮终将老去的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