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汪朝阳：眼底藏花一度

原创 龚芷葳 晔问仁医

人 物 介 绍

汪朝阳，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中华眼科学会眼外伤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玻璃体视网膜学组副组长。擅长眼内肿瘤，高度近视牵引性黄斑病变、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眼底病变、严重眼外伤（眼球破裂伤、眼内异物、眼内炎等）、小儿视网膜疾病、黄斑疾病（老年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前膜、玻璃体黄斑牵拉综合征等）、复杂白内障等诊断和手术治疗。熟练操作白内障超声乳化和玻璃体切除联合手术。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上海市“智慧医疗”等其他等科研课题11项，目前在研课题经费近六百万。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共发表SCI 收录论文30余篇。2012年-2014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完成博士后训练，获得2012年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2015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10年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11-2012年度上海交通大学“青年岗位能手”、2011年上海交大医学院优秀青年教师、2011年度新华医院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以副主编出版的《黄斑疾病微创玻璃体手术》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手术》，被作为中华医学会医师培训工程的视听教材推广，并获得2014年上海医学科技二等奖。

1

从医之路

以高三年级第一名毕业的时候，汪朝阳还没想过自己要做医生。

“走上学医之路，是阴差阳错。直到进入临床、开始实习，医学的魅力才逐渐显现。而选择眼科，专注于眼底病，也是命运的安排。”

汪朝阳说，2002年硕士毕业后分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一开始专业定在白内障组，但是住院医师要求先各专科轮转，轮到眼底组的第二个月，眼底病学科的主任沈丽君教授和宋宗明教授便很欣赏他，建议他从白内障专业转去做眼底。

“当时，我们组织去杭州开会。春日的夜晚，在西湖边散步，沈老师对我说，眼底病挑战更大，你的性格和禀赋，可以胜任。于是，我就一头扎进了眼底病的世界。”

读完硕士，继续攻博，汪朝阳觉得自己很幸运，似乎并未遇见什么真正的门坎。2009年博士毕业，汪朝阳离开浙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向他伸出橄榄枝。

彼时，汪朝阳已经具备了几年的工作经验，对于手术及病人的管理，已有了足够的基础。大量特殊病例的累积，带来“炼狱”般的生活，却也使汪朝阳对眼底病的认识深度和手术技术突飞猛进。

2012年到2014年，汪朝阳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完成博士后训练。他发现，美国医生所接受的精英化教育，与中国医生的培养体系有着极大的差别。

“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与中国医生快速灵活的手术风格不同，完成一项白内障手术，我们可能最多十分钟，而美国医生常常需要十几二十分钟，但是他们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像是制定了精确的流程，可靠而不出错。”

回国不久，应我国著名眼眶病和眼肿瘤专家范先群教授的邀请，汪朝阳转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担任九院眼底病的学科带头人，开启了他的新征程。

2不以物喜，保持谦逊

刚到九院，汪朝阳更加对眼底临床和手术倾注了更大的热情，每周有四个手术日，常常是上午门诊，下午手术。不能跳台时，他的手术往往会持续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七点，他又会准时出现在医院。

“可能是在赵主任身边磨练出来的意志和精力，手术台上，我像打足了鸡血一样，保持足够的亢奋，毫无倦意。”

2019年一整年，汪朝阳主任的手术量达到了2000多例，包括1200多台玻切手术，300多台白内障手术，6000多人次的专家门诊，600多人次的玻腔注射。

眼科的专业很多，汪朝阳始终觉得，眼底专业是最值得研究的，虽然充满风险，但是魅力无穷。

“有些亚专科只有广度而没有深度，或者仅有深度，没有广度；而眼底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在汪朝阳认为，眼底病发病率高，人口基数大——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在中国有三千多万，老年黄斑变性是欧美排名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症。眼底病医生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玻切高”，玻切手术是玻璃体切割术的简称，是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高水准现代显微眼科手术，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眼科治疗史的一大革命，打破很多以前不能治疗的手术禁区，给无数眼疾患者带去了光明。和其他眼科手术不同，玻切的风险往往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或如增生性玻璃体病变，看不见的风险，可以在医生的努力下趋向无穷小，但永远不可能消失。除此之外，诸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疾病的治疗，往往更依赖患者和内科医生的配合。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使眼底病的手术治疗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

对于眼部疾病的治疗，汪朝阳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勤奋，二是谦虚。

“你要知道，在疾病面前，你是渺小的；只要谦虚，就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此般心态，是为敬畏。”

这样的敬畏，不仅是对于疾病，更是对于患者。

人的信息90%来源于眼睛，双眼失明是除了失去生命的第二大恐惧。对于病人面对手术的焦虑，汪朝阳感同身受。

所以，在向患者讲述病情时，他常常把治疗描述为“修一个破碎的古董、修一个失灵的灯泡，又或是中断一部疾病的交响乐”。

他的学生有时会说，汪老师对病人最好。

“我现在的心态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于每一场手术，都尽心尽力、力求问心无愧。”

3创新，再创新

谈起眼底外科医生的工作，汪朝阳反复提及“幸福”二字。

“眼底病医生讲究内外兼修，前后贯通，那是多么精彩的艺术啊。”汪朝阳坦言，眼底手术很多时候以医生为主导，追求个性化、艺术化。在这个大发展的时代，面对先进的器械设备与大量的病例，他怀着感恩的心态，不断尝试着研究与创新。

作为上海眼科学分会玻璃体视网膜学组的副组长、九院眼底病的带头人，汪朝阳对于成人最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葡萄膜黑色素瘤进行了深入研究。

葡萄黑色素瘤的恶性程度非常高，手术难度大，即使眼球摘除后仍会因转移而致命，目前没有有效的化疗、靶向药物，对放疗也同样不够敏感。汪朝阳表示，即使在眼科技术非常发达的英美各国，敷贴治疗是一线治疗，但肿瘤的局部切除手术也只在少数的眼科中心开展。

“我们利用敷贴联合眼内切除技术，放疗剂量能够大大降低，对视网膜和视神经的放射性损伤也将大大减少。不仅能把眼球保下来，还能保住病人的视力。”

汪朝阳曾给全球首创做脉络膜黑色素瘤局部切除保眼手术的牛津大学Demato教授写过一封信，并附有手术照片，邀请他前来中国访问。

只过了四个小时，汪朝阳就收到了教授的回信。对方夸奖他，手术做的非常好，非常乐意来到中国。虽然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这次访问未能进行，但这样的技术创新，已然得到国际大牌教授的认可。

除此之外，对于眼部美容针操作不规范所导致的“眼中风”（视网膜中央动脉或分支动脉阻塞），汪朝阳同样进行了手术创新。通过一根比视网膜中央动脉更细的50微米细针，溶栓物质能够从眼球内部进入，使患者的视力最大限度地得到恢复，比常规的手术方法更为有效。

人工视觉、基因治疗……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遗传性眼底病、晚期老年性黄斑变性等难以治愈的眼底疾病，汪朝阳不愿陷入手术越做越多的怪圈之中，他更想做的，是创新。

临床是基础，病人是老师，医生提供需求，科学技术不断革新。“肿瘤面前，人类的知识缺陷还有很多，所以需要一直努力学习、不断实践。”

再次谈到学医的初心，汪朝阳说，把外科工作比作完成一项工程。

“我曾经想过做一名造桥修路的工程师，后来我想，做外科医生与工程师差不多，一样都有挑战、有机遇、有成就感。只要你努力、有谦虚的心态，怎么可能做不好呢？”

“人有时候要有点憨劲。”汪朝阳说。

这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憨劲”，或许才是一名医生矢志不渝的初心。

口述实录

龚芷葳：汪主任，您说过，看不见的地方有疾病的变化，可以通过医生的技术来减少这种变化的发生？

汪朝阳：当然是的。你可以让它趋向于无穷小，但是永远不可能消失。比如视网膜脱离手术，我们的成功率是95%，国外一般只有80%-90%。那么，手术成功率为什么不能达到100%呢？事实上，把脱离复了位，裂孔地方打了激光，但最后愈合的时候，有些人有特殊的体质，会产生增生性视网膜玻璃体病变——就像有些人疤痕体质，会形成疤痕。

还有，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本来是好的，由于血糖的原因导致视网膜的病变。这一次把视网膜复位了，但糖尿病本身没有被治愈，如果病情进一步发展，那这个手术就像在刻舟求剑了。你可能追求完美，尽量减少并发症，但总归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

龚芷葳：对于眼底疾病的治疗，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汪朝阳：相对来说，医生的成长曲线较长，眼底医生的成长曲线更长。最重要的是：勤快与谦虚。勤快就是，不停地看文献，不停地学习；谦虚就是，你要知道，在疾病面前，你是渺小的。在疾病面前，在病人面前，都要保持谦虚和敬畏。

龚芷葳：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目前的手术可以达到怎样的疗效？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汪朝阳：糖网的手术要解决，牵涉的问题其实蛮多的，是一个系统工程。病人和医生都不能仅仅迷信手术技巧，指望眼底外科医生通过一两次漂亮的手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有些病人不听医嘱，自己管自己搞一套，这样的病人控制血糖是挺痛苦的。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从手术角度来说，我可以做得很好，视网膜平平整整、看着清清爽爽。但病人说，视力还是不好，那是因为糖尿病视神经病变，就像修灯泡，灯丝修好了、搭上了，但电线坏了。目前也没有办法。所以，仅仅手术做的好，病人获益了吗？

总而言之，糖尿病的病人，手术及时做的，或者依从性好的，效果会比较理想；有的迟迟才来治疗。那需要好好沟通。糖网的发病率很高，和病程也呈正相关。患病时间越久，出来的问题就越多。

龚芷葳：您再说说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疗？

汪朝阳：眼底葡萄膜黑色素瘤是成人最常见的眼内肿瘤，有种族特异性。白人很多，黄种人次之。这个手术，即使在英国，也只有在少数的眼科中心开展，难度太大。我们的保眼球手术，可以说是华东地区享有盛名。

全世界第一例做保眼球内切除手术的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Dr Demato，他兼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眼科主任。我和他做的有些不同，他主要是外切术，我做内切术，内切术切口更小，难度更大。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想邀请他来中国访问，把我术前术后的照片发给他，他说我做得特别好，很乐意来。但疫情突如其来，十分可惜不能成行。

我自己研究眼底葡萄膜黑色素瘤，时间虽然不长，只有几年的时间，但是起点很高，我们九院眼科是全国眼肿瘤眼眶病的中心之一。黑瘤在欧美发达国家，虽然早已经通过临床多中心大样本长时间的研究证明，眼球摘除并不比敷贴放疗减少转移率和死亡率。但在我国，由于医生认识水平和医疗环境等原因，以前的手术，大都采取摘除眼球。但摘眼球后，过几年还会复发转移，转移到肝脏、肺脏里，甚至摘除眼球的病人，与什么都不做的病人相比，术后18个月有一个死亡高峰。黑色素瘤的恶性程度很高，目前为止没有有效的化疗药物，对放疗也不敏感，它放疗需要的剂量是肺癌的两倍、乳腺癌的接近三倍。

龚芷葳：您现在做的保眼球手术，是相对来说能为患者提供的最优的方案吗？

汪朝阳：对，我们每年大概做100例葡萄膜黑色素瘤手术，这个量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了，也非常感谢全国各地的同行把病人介绍过来。80%的病人还是能保眼球的，国外有文献报道，保眼球的方法不仅能保眼球，保住一部分视力，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还能延长他的生命。但是，路还很长，未知的东西太多了。

龚芷葳：您是眼底病学科带头人。最近10年，眼底病诊疗发生了沧海桑田。且每年国际上会公布一些眼底疾病“最佳治疗”，或者说“一线治疗”方案，那我国目前的诊断规范是怎样的？新标准有哪些突破和变化？

汪朝阳：以前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很严重的会发生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玻切术后的发生率约7%，不仅失明，还会眼压高、眼睛痛。目前药物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从我进入眼底专业这十几年，技术飞速发展，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开玻切，常常做两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以前听说有个病人做玻切，做了七个小时，有一次，手术室的护士突然听到台上有人哭，抬头一看，原来是医生在哭，压力太大受不了了。

我做的第一例黑瘤手术是六个小时，那个时候做黑色素瘤因为步骤太多，最后还需要放有辐射的敷贴器——将一定剂量的放射性核素，均匀吸附在镍或金箔上制成的具有适应病患形态、大小的敷贴治疗装置，还需要穿铅衣。现在已经缩短到了两三个小时以内。

总的来说，现在的眼底医生还是挺幸福的，那个“术前手动，术后动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黄斑变性有了效果很好的药物治疗，并且进入了医保。因为手段比较多，真正束手无策的时候已经不常见。

龚芷葳：这样的变化，医生参与了多少努力呢？

汪朝阳：共同努力，也借助于现代科技、工程器械的进步。医生是提供需求的，没有这样的互动就不可能做得好。所有细节的感悟，需要依靠医生，还有病人，病人也是老师。

龚芷葳：您认为，医生与患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您是如何和患者相处的？

汪朝阳：我的亲和力还是蛮强的。我的病人常常有夫妻俩同时来的，也有全家三代人组团的，还有同一小区互相介绍的。有亲和力的原因是，我保持了谦虚的心态，这是真的。九院眼底病的底子相对薄弱，还属创业的阶段，我们必须保持初心。

龚芷葳：您说过，眼睛也会“中风”，需要争分夺秒抢救，您解释一下？

汪朝阳：这种眼中风，除了原发性的，还有一种是眼部美容针的操作不规范，导致逆流到眼睛里。我现在是进行手术创新，用一种非常细的针，只有50微米，比视网膜中央动脉还要细。通过这根细针，从眼球里面进去，把溶栓药物打入，手术效果很好。

几个月前，有个女孩子做了美容针失明了，溶栓没有效果，我为她手术之后，光感恢复了。还有个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的病人，做完手术后，视力1.0。我做了很多手术上的创新，将来都会写成文章。

龚芷葳：如何看待临床、科研与教学的关系？

汪朝阳：临床是基础。临床医生不可能天天待在实验室，所以，我们做科研要做临床科研，要做来源于临床问题的科研。新技术、新设备的发明，有争议的治疗方法的比较，都需要来源于临床。要做你的特长，要与擅长的东西相关，要有临床思维。

龚芷葳：您作为副主编，编写了《黄斑疾病玻璃体微创手术》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手术》，您认为手术新技术的推广和规范有什么样的意义？

汪朝阳：我还没怎么思考过这个，我想的都是怎么发展新技术，把新技术用起来、教会同行，把技术进行创新。再过十几年再想这个问题。我们科每一期有三四十个进修医生，一年有三期，每年都能教会好几个。

龚芷葳：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和智慧医疗技术在眼科疾病方面的应用？

汪朝阳：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上海智慧医疗重点项目”，是做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或者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人工智能项目，还在初期。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的应用目前有三个，一个是帮助诊断、筛查，节省人力；第二个是判断预后，根据大数据支撑，预测病人将来的视力；第三个是手术机器人，直接做手术。我还想做一些预测性的探索，一看就知道病人的病情和预后。

龚芷葳：对学科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谈谈您的感受？

汪朝阳：不完美的地方很多，需要改进。在制度、技术、科学、现实层面，要做的还有很多。从自身来讲，刀越开越多，技术越来越熟练，但不能陷入自己营造的这个小小的舒适圈中，还是想要创新。还有一大类病——视网膜色素变性、遗传性眼底病、晚期的老年性黄斑变性，现在有人工视觉、基因治疗的方法，我都在做。我在美国就做过基因治疗。对于无法治的病，要么基因治疗，要么人工视觉。我也参与了一个课题，把晶片像卫星照相机一样埋到失明的眼睛里，很高级。

龚芷葳：从眼科医生的角度来说，您现在如何理解医学的价值？

汪朝阳：眼科医生是挺幸福的，眼底外科医生更加幸福。同样的手术在不同的人手上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有个性化，有艺术的成分。而且，正好赶上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器械设备和国外一样，病人又多，所以要有感恩的心态，好好做研究。

眼科有内科又有外科，眼底病医生是“内外兼修，前后贯通”。我还是眼底外科医生的思维模式，手术是治疗手段之一，能手术解决的最简单，不能手术解决的，要和病人多沟通。病人其实很焦虑，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龚芷葳：在生活中您是怎样的人？

汪朝阳：我挺爱读书，基本上是手不释卷，除了医学方面的书，其实最爱看的是文史类的书， 《聊斋志异》、《杜甫诗选》，“雪夜闭门读聊斋”，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龚芷葳：对于青年医生的成长，您有什么建议分享？

汪朝阳：人有时候还是要有点憨劲，不要太聪明，只要认认真真去做了就可以。医生的生长周期是很长的，据统计，即使博士毕业，大概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地成为一名有一定建树的医生。

龚芷葳：如果重新选择，您是否还会选择成为一名医生？

汪朝阳：如果只能做医生，我肯定还是做眼科、做眼底。如果不做医生，可能会选择做工程师之类的专业。

龚芷葳：您认为眼科医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汪朝阳：我也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努力把自己做好。人生有很多事不是个人努力能决定的，也有机遇的原因，只要努力去做就可以了。

龚芷葳：2020是不安分的一年，我在一份赴鄂请战书上看到了您的名字，在这个特殊时期有哪些故事可以和我们讲讲吗？

汪朝阳：没什么。眼科医生确实有去的，也有眼科医生李文亮烈士得了新冠去世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份责任。当初我从没想过要学医，但是当我真正做医生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做好，做这一行的，这就是你的使命。

采访/龚芷葳

编辑/汪奥丽、刘美伶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