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之城｜对话城市生态修复先行者

随着气候变化与全球生态系统破坏的危机日渐凸显，生物多样性恢复迫在眉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特派专家Odile Conchou曾坦言，“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二造成巨大影响，全球50%的GDP将会遭到打击。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是一种系统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今年9月30日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强调，生物多样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目标和手段，我们要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城市为人类创造了美好生活，但同时也破坏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虽然城市的面积不到地球陆地面积的1％，却承载了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城市生态系统的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与安全。然而，过去的城市规划中基本没有考虑生物多样性问题，城市生态系统是所有类型生态系统中受人为干预破坏最大的。因此，生态系统的修复，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不能仅在保护区进行，更应当走进人类赖以生存的城市。

自2013年以来，作为沪上知名自然教育品牌，城市荒野工作室开设过科普课程近50门，拥有10万余用户。但鲜少有人知道，城市荒野其实是一家从事生态修复的专业机构，甚至是目前中国唯一有成功案例的专注于“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机构。

2016年，城市荒野在上海浦东宜嘉苑保育区，设计并实施了中国首个成功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项目。通过物种引入和群落构建，三年后，面积仅3000平米的保育区内已容纳了乡土生物410余种，形成了顶级群落，项目获得成功。2019年，城市荒野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再度为17000平米的场地做生态修复，设计并运营了中国首个以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为主题的科普教育基地。不到一年时间，基地已经记录到50多种本地鸟类与哺乳动物，其中不少在上海已近濒危。

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地图 城市荒野 图

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UN SDSN）的在地合作伙伴，以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 CBD）全球青年生物多样性网络的会员，城市荒野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SDGs），尤其聚焦于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气候行动与陆地生物；同时也积极响应2021-2030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议，以及密切关注明年将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及其后将确立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1月深秋，位于上海浦江郊野公园内的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迎来了一群大朋友。他们从城市中回归自然野趣，学习生态修复区系布局，制作传粉设备，清除入侵生物，掌握红外相机数据甄别，体验了“城市生态修复师的一天”。作为本次体验活动的发起人，我对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进行了一次关于城市生态修复的专题访谈。

郭陶然在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信息，目前大多数保护修复项目存在“保护修复目标单一，未体现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郭陶然：以前大多数项目都是只考虑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这样的目标。比如说上海有许多水源涵养人工林地，当时是出于水源涵养的目的，沿水系边上种林地。理论上，最好能统一实现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能，但生物多样性其实是一个最难去营造和评估的生态功能，不容易用工程的方式评估。所以过去的项目在生物多样性，也就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考虑不充分。

2020年11月22日，在“城市生态修复师的一天”活动中，讲师徐敏为大家介绍什么是城市生态修复师。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摄

根据自然资源部联合三部委于2020年9月印发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要根据生态系统退化、受损程度和恢复力，合理选择保育保护、自然恢复、辅助再生和生态重建等措施。你认为适合上海的生态修复措施有哪些？

郭陶然：由于上海市区的生态系统情况严重受损，我们的修复措施基本上是进行生态重建。具体来说，第一步是消除胁迫因子，比如入侵物种，这是城市中普遍出现的问题，修复的时候要先考虑入侵物种的清除和种间竞争来抑制它的生长。其次是施工环节，对场地做地貌重塑，包括重构它的水系、堆坡、造地形。再就是生境重构，根据群落结构来营造不同环境，恢复植被与动物种群。

接着是群落构建，这个部分首先要做植被。浦江（郊野公园）项目受限于它原有植物的生长情况，由于原先场地上存在国有林地，不能砍掉，所以我们就根据它原有的植物种类进行了分区。比如说，场地上的香樟林，也是乡土植物，常绿树种，林下特别阴暗。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一个阴生植物的生境，底下种植比较耐阴的乡土植物。这样一共分了7个区域。

最后是生物多样性重组。比如基地里原本种植的女贞林由于微环境不适宜，有很多树在死亡，出现大量空地，这样的林地需要重新引入不同的种类，做生物多样性恢复。我们可能会引入30-50种乔灌木。植物群落构建完之后要构建动物群落，先引入昆虫，因为昆虫是植物的初级消费者。这方面，首先是原有植被恢复以后，昆虫也开始恢复种群数量，这部分不需要引入；但另外一些附近可能很少或者已经消失很久的物种，需要重新再引入一遍，这部分包括像蜘蛛这一类捕食者。昆虫这部分第一年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之后，昆虫的捕食者，如黄鼬、刺猬、鸟类等动物，不是引入，而是做监测与栖息地营造，它们自己把种群数量提升上来。

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教室内，墙上挂着昆虫标本。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你认为生物多样性修复如何与“海绵城市”相结合？

郭陶然：二者是一体的。所谓海绵城市，是要恢复原有的土壤的保水、储水和抗洪涝的功能。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海绵”的规模太小，它应当是一个生态系统整体的水流的问题，单纯的小项目解决不了问题。第二，现在很多项目更多地是考虑水怎么排下去，植物下渗土壤后，下面又做一个水沟将水排走。这就只是一个排水系统的问题了，而不是海绵。

现在上海很多地方为什么排水有问题，就是一方面地下水位比较高，土壤黏重。如果植被自然而然地生长，随着几百甚至上千年植物的生长，土壤里的有机物含量会增高，它会变得更加疏松，排水效果肯定比现在的土质好很多。另一方面是种植的植物，比如草坪，储水量很低；还有植树的时候，大面积种同一种树，林下什么植被都没有，同样面积下，它的植物生物量是不如我们生态修复后的场地的。在我们修复的场地中，上层到下层全部都有植被，水是被层层截流的。群落结构和生物量有问题，“海绵”的效果就会差。

2020年11月22日，在“城市生态修复师的一天”活动中，郭陶然（右一）带大家在寻找池塘中的蝌蚪。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指南中提到，“原则上使用本地物种，不使用未经引种试验的外来物种，或经引种试验有生态风险的外来物种”。你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郭陶然：第一，引种试验大多数是从商业角度，忽视了“入侵风险评估”。因为园林公司不太考虑这个问题，植物能生长、能卖就行了，至于长得太多怎么办，他们不在意。我们希望政府对此进行评估，因为现在很多园林植物有变成入侵植物的趋势，但一直没有及时把控。

第二，“本地物种”的界定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问题。本地物种是人类还没有干预这块地方之前原本就生长和分布在这里的物种。上海是一个冲积平原，它是从泥沙形成滩涂，滩涂形成土地，慢慢再变成陆地，它的演替过程还没有多长。举个例子，在江苏有的植物，理论上来说，再过一亿年或者五百万年，假如人类不存在，它可能就会自然分布到上海来了。但当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时，人类先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的上海本地植物确实是本地物种，但上海旁边（比如说昆山）的植物算不算本地物种，就是个问题了。我们认为它还是算的。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是本地物种，比如上海松江生长的树，种到浦东的长江边上的话，绝大部分是不能成活的，因为土质、生境差别非常大。所以本地物种的定义不太好界定，不能用行政区划去划定物种的分布。

2020年11月22日，一行人走在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中。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指南规定生态修复要“参考受损生态系统历史状态或周边类似生态系统状态，确定一个或若干个环境和自然生态状况相似的本地原生生态系统，或类似生态系统作为参照生态系统。”这在上海这样的人为干扰长期存在的地区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郭陶然：问题就是不存在“参照生态系统”。理论上来说，必须按照一个原有的类似群落结构，才能知道怎么去做修复。还有一些物种，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前没有，我们并不知道它该不该在，结构是怎么样的，这个物种喜欢跟什么物种长在一起，光照从哪里进入……这些非常细微的差别，如果只靠人的经验和判断，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问题是，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城市环境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参照样本。所有的平地，不是城市就是农村、农田，或者被人为开垦过又变成了荒地，不存在自然植被。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种植经验，或者去很多地方看到的群落结构来修复。

生态本底调查在修复项目开展前很重要，但很多地方既没有高校数据，也没有政府数据。政府有时候最多有些名录，但这些名录调查也会存在问题，比如调查的经费、时间不够，导致调查不充分；调查员专业度不够，鉴定发生错误，都有可能。而且，很多时候调查并不是定期的，经常是一些高校的小项目，论文发完也就结束了。

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从教室向窗外看到的风景。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你认为上海市的生态修复应当设立怎样的分级分期目标体系？

郭陶然：市级规划的话，首先要有一个定位。比如十五年后上海的生物多样性维持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有一个大概的指标，但不能太细。因为目前来说，很多方式、方法、技术都没有验证成熟。尤其是后面上海要打通生态廊道，比如说上海全市要达到多少公里的生态廊道，这个廊道大概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要把这个明确下来。

接下来就要从小的项目去倒推。比如在上海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中要做多少个试点，要积累相关的数据，比如稻田、陆地、山地，都需要相关的样本。每个样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研究的内容也不一样，有了十几、二十个目标之后，在四五年之后，再根据这个样本去复制。有了一定的量，再把廊道连通起来。

在“城市生态修复师的一天”活动中，参与者学习制作“招蜂引蝶”装置。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图

你认为目前生态廊道的构建存在哪些问题？

郭陶然：廊道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也许对人来说廊道是一条道路，但对动物来说，有飞的，有地下钻洞的，有游泳的，所以生态廊道是以动物能自由迁徙和扩散为标准制定的。可能某片林子看上去密不透风，一条路都没有，人过不去，但实际上就是一条生态廊道。要考虑到物种的生存需求，包括像植物种子的传播，花粉的扩散，这些跟空气动力学有关系，跟城市的风有关系，周围的建筑肯定会影响到风，所以这些都要考虑。但现在没有数据，也没有人去关注。

我们浦江项目中一直在收集乡土动物行动路径的数据，这些对生态廊道的构建有参考作用。我们想知道它们的活动范围、取食的规律，是不是有固定的路线、走多远、种群密度有多少。

2020年11月22日，城市荒野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内，一棵树上的红外相机。在“城市生态修复师的一天”活动中，参与者需回收红外相机里的存储卡，并在室内通过观看图像来了解经过观测点的物种动态。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摄

作为在场地尺度上负责具体工程实施的机构，如何参与区域（流域）尺度的工程规划？

郭陶然： 我们希望最好能参与做一些指标性的实施标准或细则。通过我们场地尺度修复的成果，这几年积累的数据，定一个标准。比如说小微湿地在上海这种环境下应该怎么做，达到哪些条件，可以用哪些物种，不能用哪些物种等等，我们可以参与制定。

生态修复后的场地应该怎么管理？

郭陶然：要进行适应性管理。生态系统本身存在调控的问题，可能有失控的风险，比如某个物种过度生长，影响到别的物种生存。

我们目前是自己监测与管理，高校会把一些科研项目放在这里，同时我们利用修复场地开展生态科普类活动。先修复，再开展科普活动，是我们希望可以推广的模式。科普活动的收益可以完全覆盖场地修复成本，另外也解决了很多自然教育工作者长期找不到教育场地的问题。

2020年11月22日，在体验“城市生态修复师的一天”活动中，参与者回收河道里的地笼，取出入侵物种，再把本土水生动物放回河道。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摄

目前建立生态修复技术的团队遇到了哪些困难？作为一线生态修复从业者，你对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

郭陶然：国内基本上没有相关针对性的专业。因为生态修复的问题是，它的学科交叉太明显，包括园林景观与工程、植物培育与种植（园艺这一块）、植物的分类、引种、育种、保育、监测、调查，除了植物还有鸟类、昆虫、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所以它要求的团队是一个各方面都有能力的团队，很难招人。国内没有这样的培养机制，很多老师都不懂。

我的建议是通识学科要加强。比如学植物学的，不能只认识自己研究的植物，而整个分类的功底都没有，野外调查时什么植物都不认识，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项目。高校相关专业培养出来的人，在实践中经常并不如某些从小就有这方面爱好的人。

（作者山冰沁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LPF项目组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