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忆姑母陆小曼（上）：曾受顾维钧器重的才女

“曼庐墨戏——陆小曼的艺术世界”展览日前正在上海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举办（展至2020年11月29日），展出一批此前从未公之于世的民国才女陆小曼书画作品和文献。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登陆小曼堂侄女撰写的《忆姑母陆小曼》。上篇介绍陆小曼早期家庭和婚前生活、与王赓的第一段婚姻关系。

陆小曼

陆小曼是我的姑母。自我出世到她逝世的五十一年中，我们有三十多年相处在一起，特别是姑父徐志摩逝世后，我就搬住在她的房内，从此朝夕相处，相依为命。她每遇到高兴或者烦恼的事，总是推心置腹和我谈说，所以我对她一生的经历和遭遇比较了解。

姑母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北京、上海的社交界中和报章杂志上，曾轰动一时，社会上对她和王赓、徐志摩的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传说，她在世时曾向有关方面作过一些声明。现据我的回忆，如实地将她的一生事略写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

陆小曼参加陆宗麟与邱沈钧婚礼的旧影

一、家庭和婚前生活

陆小曼生于1903年，原籍江苏常州，实际上生长在上海。1965年4月3日因宿疾久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3岁。

陆小曼的父亲叫陆定(1873—1930)，字建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日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因此在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下令逮捕了陆定和其他很多同盟会会员。不久，袁世凯杀害了十三名同盟会会员，陆定由于曹汝霖、张一麐等人的营救，免遭杀害而获释。后来陆定在北洋政府当过财政部司长，还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自任经理。据说我国银行界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就是他第一个试办的。中华储蓄银行因北洋政府发行的“九六公债”发生停兑风潮而倒闭，陆定因此破产。北伐战争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聘请陆定为财政部参事。他由于晚年处境不佳，闷闷不乐，于1930年因病逝世，终年57岁。

陆小曼的母亲叫吴曼华，所以她取名小曼。吴曼华也是江苏常州人，出身于官宦人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士，特别擅长工笔画。在清代，陆定一度担任北京贝子贝勒学校的教师，这些王子王孙写的文章作业，陆定带回家中，由吴曼华帮助批改，可见她的文学基础很好。

陆定夫妇先后生育了九个儿女，不幸大都在幼年、中年死去，只有排行第五的女儿陆小曼幸存，因此对陆小曼十分宠爱，视为掌上明珠。加上生长在官僚家庭，这对陆小曼的性格和生活作风，有着很大的影响。

陆小曼习字

陆小曼自6岁起，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岁那年转入北京圣心学堂读书。圣心学堂是法国人办的，当时一般人叫它“法国学堂”。学生都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国青少年，附带招收少数中国学生。因为收费高，是贵族化的学校，多半是北京军政界部长级一类官吏的小姐才能进得去，如曹汝霖的女儿当年也在圣心学堂读书。陆小曼生性聪慧，又肯勤奋学习，十六七岁时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还能弹钢琴，长于绘油画。有一次外国人到圣心学堂参观，看到一幅油画，问是何人所绘，当校方告知是学生陆小曼的作品时，外国人很欣赏，当即支付200法郎，作为学校办学经费，将这幅油画买去，此事引起校内和社会上对陆小曼的注目。

陆小曼《日长山静》

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圣心学堂推荐一名精通英语和法语、年轻美貌的姑娘去外交部参加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当时圣心学堂校方就选派陆小曼前去。那时她十六七岁，经常被外交部邀请去参加接待外宾，主要是担任口头翻译。她后来常常和家人谈起:在那个时候，担任这种翻译工作非常伤脑筋，因为不仅仅把双方的对话译出来就算了事，还须随机应变来对付这些蔑视华人的外国人。例如，有的外国人在检阅我国仪仗队时，看到仪仗队的动作不够整齐，就会当场出言不逊，表示不满，这时为了维护国家的体面，就得立即用适当的话来对付。又如在招待他们看文艺晚会时，对于有些水平不高的演出，他们常会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么糟糕的东西，怎么可以搬上舞台。”在这种场合，就非回敬几句，压一下洋人的气焰不可，以争回祖国的荣誉。所以她对旧中国军阀官僚的腐败无能和洋人的侮辱、嘲笑，因身历其境，感触特深，这就使她以后对一切军阀、政客特别厌恶。

我清楚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她带了我去参加一个节日宴会，会上有的外国人为了取乐，用点燃的纸烟头，接触中国儿童手持的气球，突然“乒”的一声爆破，原来高高兴兴玩着的孩子，吓得哭叫起来，而那些外国人却捧腹大笑。这些中国孩子都是所谓高级华人的子女，可是高级华人眼看洋人作弄自己的孩子，只是尴尬苦笑，谁也不敢提出抗议。姑母陆小曼睹此非常气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也用同样的做法烧破外国儿童的气球，使洋人吃惊，也使那些高级华人目瞪口呆，而姑母自己则坦然自若。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

顾维钧对陆小曼的表现颇为满意，曾当着陆定的面对一个朋友说:“陆建三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陆建三听到这话，深感啼笑皆非。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陆小曼认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相比是讲得好听，干得更坏。在那段很长的时期里，又遇到徐志摩不幸逝世，精神上受到的挫伤、打击太大，加上身体羸弱，长期卧病在床，足不出户达十余年之久，根本不愿与外界接触。

小曼

她生长在官僚、银行界的家庭中，又是九个孩子中仅存的一个孩子，父母宠爱，养成高傲、奢华的生活习气，加上在教会学堂受教育，在社会上接触一些上层人物，形成当时称之为名门闺秀的气派，这是不足怪的。她在1925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可叹我自小就是心高气傲，想享受别的女人不容易享受得到的一切，而结果现在反成了一个一切不如人的人。其实我不羡慕富贵，也不羡慕荣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知心的伴侣，谁知道连这一点要求都不能得到，只落得终日里孤单单，有话都没有人能讲，每天只能强自欢笑的在人群里混。”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她的为人:

徐志摩虽是受西方教育的文人，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不但不做国民党的官，而且从不与国民党官僚政客交往，这对我姑母有很大影响。记得1932年，我姑父不幸逝世后不久，张慰慈曾对我姑母谈起，宋子安想来拜访她，她毫不迟疑地加以回绝。后来又有一次，张慰慈特意打来一个电话，说宋子安请她去吃饭，她再一次断然拒绝。大家知道，宋子安是宋子文、宋美龄的弟弟，如果和宋子安结上良缘，“荣华富贵”是享用不尽的，可是她毅然果断地拒绝了。

陆小曼《日色冷青松》

根据我舅公，也就是陆小曼的表舅周叔廉说:当陆小曼和王赓离婚后不久，美国好莱坞某电影公司汇寄给她一笔巨款(5000还是10000美元，现在不能肯定了)，邀请她去美国拍电影，这时很多亲友劝她去美国。但她认为一个中国女子去当外国的电影明星，不是光彩的事。在谈家常中，如提到当时在好莱坞的黄耐霜，她总是摇摇头，表示不值一谈。同时，她父母只她一个亲人，也舍不得让她去美国。最后，还是由她自己决定不去美国，将那笔巨款寄回。

约1941年间，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在临终之前，派他的账房先生谭某请陆小曼回浙江硖石徐家去一次，徐申如当时是硖石的豪绅巨富，准备在他的产业中分一份给儿媳陆小曼，但她并没有回硖石接受遗产。

又如1957年的某一日，张歆海的夫人韩湘眉由美国来华探亲，看到我姑母时非常高兴，说她竟胖得认不出来了，还说她的精神这样好，真是想象不到。韩又告诉她，在国外的老朋友都知道她浑身是病，什么工作也不能做，而且生活无着，日子很难过，所以都希望韩这次回国能来看看她问候她，并委托韩替大家给她一点帮助。她表示感谢老朋友们对她的关怀，但断然谢绝了她们给她的帮助。在她整个一生中，类似情况是一贯的，直到祖国解放，在党的关怀教育下，像她这样悲观消极的人，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二、与王赓的关系

陆小曼与王赓是在1922年结婚的，那年我姑母刚19岁，他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种形式的结合。

王赓，江苏无锡人，作家王西神的侄子，比我姑母略大几岁，婚前曾去美国西点军校学军事，毕业后回国，由我姑母的寄父母唐在礼夫妇介绍与陆小曼相识，两人又经父母同意订了婚，于1922年完婚。王赓曾在北洋政府军界任职，由于北洋军阀混战不休，全国经济长期停滞，加上贪污腐化，北洋政府财政拮据，经常发不出军饷。王赓婚后，不断向岳父陆定的银行透支借贷，影响陆定经营的中华储蓄银行。常有头寸调不转的情况，据说中华储蓄银行的倒闭，与王赓在该行的大量透支有关。婚后第二年，王赓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由于当时的陆小曼已有名气，有人在哈尔滨市的街头上张贴陆小曼的大幅照片。不久，王赓又回到北京，在北京北洋军阀部队中工作，具体职务不详。他们在初婚的头六个月，感情尚好，以后王赓对我姑母态度逐渐不好。据说王赓早年丧父，加上患有肾炎，性情急躁，两人的感情起了变化，夫妇不和，经常争吵。

陆小曼自用品

当然，这样的关系是维持不下去的，后来在上海两人又发生一次大争吵。那天，唐瑛(上海的名门闺秀，当年有“南唐北陆”之说，就是指在南方的上海有唐瑛，在北方的北京有陆小曼，两人是京沪两地闻名的女性)请他们夫妇吃饭，王赓有事，吩咐陆小曼不要单独随他们外出跳舞。陆听了这番话，非常气愤，当同伴们约她外出跳舞时，她没有马上答应，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总以为受庆(王赓的号)怕小曼，谁知小曼这样怕他，不敢单独跟我们走。”同伴边说边拉她往外走，刚要上车的时候，正巧王赓也来到了唐家的门口，看到陆不听他的话，气得面孔绯红，大声责骂她:“你是不是人，说定了的话不算数!”周围的宾客看到这个局面，纷纷溜走，她就被王赓接回家去了。陆小曼在众人面前受到王赓的辱骂，实在又气又恨，第二天就找她母亲，非回京不可，声明今世再也不回王家，准备侍奉两老归天。在这种情况下，母女俩回到北京，她将在上海受王赓当众辱骂的情况告知父亲，陆定也非常气愤，支持女儿的行动。可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和王赓离婚，为了这件事家庭之中经常不和。

最后陆定瞒着妻子，打电报给在上海当律师的亲戚李祖虞，委托他在上海与王赓办理离婚手续。当李祖虞去找王赓的时候，王赓已经在吃官司了。因为王赓当时代表北洋军阀来到上海购买军火，对方是个白俄，专门贩卖军火，王赓将买军火的款项交给这个白俄以后，白俄携款逃跑失踪。所以北洋政府派人来上海查办此案，将王赓关押起来。那天王赓对陆小曼发脾气，大肆辱骂，就是因为发现这个白俄已经潜逃，心情非常焦虑急躁，但他并未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对陆小曼讲明，反而将怨气发泄在陆小曼身上。

王赓在狱中接到离婚的要求，就同意签字离了婚。当李祖虞将法院准予离婚的判决书通知北京，陆家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陆定委托李祖虞在上海代办离婚，全家并不知道，等到李祖虞手续办妥以后，木已成舟，陆母认为不应该当王赓被捕在狱时，逼迫王签字离婚，这是不道德的，因而引为内疚，和陆定争吵，经亲友劝解才平息。

离婚后，王赓好几年没有再来姑母家中。1931年10月，我姑父徐志摩不幸因飞机失事逝世，王赓闻讯，曾于同年11月前来上海我姑母家，探望姑母一次。当时我姑母情绪不佳，卧病在床，王赓进了姑母房内，一面动手拉开窗帘，一面对我们在场的人说:把房间搞得这样暗，不通气，不但不利于病人，就是没病的人也要生病的。他看到姑母在昏睡中，不愿打扰，坐了一阵就走了。看来王赓是有心和陆小曼破镜重圆的，陆母也希望如此，但姑母坚决拒绝。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在上海《申报》上曾刊载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说王赓在上海外白渡桥堍的礼查饭店丢失了作战的军事地图，同时又说王赓和陆小曼的关系，似乎王赓的重大失职，是为了追求美人而引起的。当时姑母一直卧病在床，一·二八战争期间，根本没有出过大门，凭空编造的这条“新闻”，对她无疑祸从天降。事关国家大事和个人名誉，陆小曼为此曾去申报馆要求更正，但申报馆只是用小体字登载在不重要的版面上。

陆小曼

王赓确实是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的，由于泄密失职，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南京狱中。当时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气愤，为什么姑母与王赓离婚已有六七年，还会无缘无故造谣中伤她。为了此事，陆母患了精神病，一定要派人去南京，问狱中的王赓究竟是怎么回事，并追究此事的责任，此一任务就落在我父亲陆耀焜的肩上。这是因为，第一我父亲和陆小曼，虽然是堂兄妹的关系，但由于我父亲自幼丧失父母，一直由叔父陆定抚养长大，和陆小曼长期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无异嫡亲兄妹，完全有责任为她查究事情的真相。第二，王赓和我父亲感情非常好，在王和我姑母离婚之后，王和我父亲之间的情谊，还是保持不变，他有把握可向王了解内情，所以决定由他去南京向王面询。

我父亲见王后，告诉他，他这次闯了大祸，害得姑母全家不安，不但姑母本人加重了病情，她母亲也因受刺激太深，发了精神病。故非迅即把问题澄清不可。王赓当时对我父亲仍以“阿哥”相称，流着泪对我父亲说:他的军用地图落入日军手中，泄漏了军机，是事实。但别人为什么借此造谣中伤陆小曼，则他也不知道。他告诉我父亲的丢失地图的经过，后来是姑母讲给我们听的，事隔四十余年，我现在只能隐约地记其大概。

据王赓说，在一·二八淞沪战役开始不久，正在激战中，我国军队想用炮弹把日军驻江湾的司令部炸掉，可是总有偏差，不能命中，王也是指挥人员，很着急，心想是技术方面有问题，决定去找在美国总领事馆做事的美国西点军校的美国同学，请教一下。他就穿了一件长袍，但忘了换下显眼的军裤，带着皮包，自驾摩托车前往。他须取道外白渡桥，事前既不知道在外白渡桥已有日军岗哨，又因他是高度近视眼，未能较早发现日军岗哨，等到驶近看清日本兵，准备掉头回避时，日本兵已看到他外露的军裤，就追了过来。他急忙逃入桥堍的礼查饭店，躲进厨房，要中国厨司把他随带的皮包，放进炉内烧毁，厨司因事出突然，吓得一时不知所措，而日本兵已经跟踪追来，将他扭住，把他连同皮包一起带走。他当时就向日军声称，不用硬扭，愿跟着走，但是必须到左边的捕房转一转。因为租界里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捕房。王的目的是想把装有机密文件的皮包交给捕房里的中国人，后果然如王所愿，皮包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

陆小曼《古木昏鸦》

陆小曼《野渡无人舟自横》

当时王赓还要我父亲相信他，他以人格保证，决不会干那种“献地图”的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无耻勾当。关于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至今还没有别的材料可资左证。但我们家里人，根据他平时不爱虚荣、不贪小利、节俭朴素、诚实可靠等比较正派的生活作风和爱国思想，都认为他并不是那种甘心“献地图”的卖国之徒。此外，如果王赓确实是献图的话，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关了王赓几个月就放出来，不久还送往国外工作。

大概是在1936年，王赓从国外回来，到了上海，原打算去看望我父亲，因为他在先见面的亲戚那里，知道我父亲已在1935年去世，就没来我家。那时我本人在南京工作，他到南京后，就找我去见他，向我问长问短，着重问我父亲去世后有什么困难。从那以后，他和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系。

1945年初，我在重庆遇到蔡文治，他是参加开罗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军事参谋人员。据蔡告我，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开会，美国方面指定要王赓参加会议，因为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美国人相信他。那时王赓虽有病，也被蒋介石带往埃及，上飞机后，病就复发，留在开罗治病，听说后来病死于开罗。

上海市静安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整理(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未作删改。原题为《忆姑母陆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