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要素市场开放｜胡炜：外出考察便于用事实说话，胜于争论

【编者按】

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四大国际中心，值此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站在再改革、再开放的新历史起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口述上海金融要素市场对外开放那段峥嵘岁月。

上海钻石交易所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一个成功而典型的案例，它的设立涉及上海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建设的具体操作，如何打破外贸、财税、外汇、海关等固有规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决策者们大胆闯、大胆试，走出了一条部市合作、部委联合的协同创新之路。

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口述要素市场开放》系列，以上海钻石交易所创建及成长为样本，回首上海四个国际中心建设之路，望对中国未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自由贸易，探索制度层面集成创新提供参考。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口述：胡炜

采访：徐建刚、严亚南、白璇煜、姚建良、陈晨

整理：白璇煜

时间：2019年5月21日 

我从1992年10月起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建设，前后工作了大概十年时间。其间，我参与和经历的大大小小各类项目不计其数，但上海钻石交易所的筹建是印象最为深刻的项目之一。因为上海钻石交易所的创建过程，非常能体现浦东开发开放的特点，非常契合浦东“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的主题。现在回头想想，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能够想到建钻石交易中心，这是很超前的。 

从第一钻石集团到艾森贝克集团

其实，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市领导已经有了建钻石交易所的想法。我直接接触到这个项目是在1994年8月。当时，意大利第一钻石集团常务经理莫梯·威斯伯特来上海，找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总经理王安德谈这个项目。赵启正和我分别都会见过意大利第一钻石集团的莫梯先生。

第一钻石集团当时提出要在浦东建一幢钻石大楼，面积3.5万平方米，三年之后规模还会扩大，而且说可以把200至300个世界各地钻石交易所的会员拉来，组成这幢大楼的投资者。我们听到有这么大的外资投入，当然是很欢迎的。会见了莫梯之后，我就请外办和经贸局对他们公司的背景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意大利第一钻石集团实际上是个中间商，公司自身实力不强，但是，他也确实有能力把这些国际钻石界的大人物一起拉进来。

我们觉得这个项目很好。但是，莫梯方面提出许多条件，要我们提供优惠政策等。我们当时的态度是，不能随便否定他，但也不能全盘接受他提出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让陆家嘴公司与其保持接触，要求他们拿出书面报告。后来，第一钻石集团拿出了一份意向书，并与陆家嘴公司签了一个意向合同。可能因为有了这个意向书，莫梯就去找以色列的艾森贝克先生加入这个项目。艾森贝克集团是以色列最大的财团，我们对艾森贝克先生比较熟悉，他是犹太人，为躲避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他曾在20世纪40年代跟随父母来上海避难。因此，艾森贝克先生对中国、对上海特别有感情。

艾森贝克集团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之一。当时，艾森贝克集团在中国投资了280个项目，规模都比较大，其中，上海耀华玻璃是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建材企业，也是上海比较大的中外合资企业。艾森贝克集团是投资财团，投资的项目是全方位的，科技、工业、农业等各领域都有。艾森贝克先生没怎么接触过钻石行业，但他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并且想进入，想跟中国人合作。他跟我们说，他投资的不是一幢大楼，而是从大楼到钻石加工、销售、服务一条龙的产业。这个想法同我们的期待不谋而合。

在艾森贝克的推动之下，世界钻石交易所联合会（WFDB）主席伊扎科夫先生也一起来参与这个项目了。在此之前，世界钻石界的著名企业戴比尔斯公司已进入中国。戴比尔斯的营销策略是广告先行，其经典广告语“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在中国大多数人还买不起钻石、只买得起金银首饰的时候，这些钻石商就已经在为进入中国市场铺路了。

艾森贝克一加入这个项目，格局就变了。原来的格局是由意大利第一钻石集团主导，现在艾森贝克的方案投资更大、气势更强，可信度也更高，其投资的能级和量级是意大利第一钻石集团完全不能比的，这让我们心里感觉更踏实。所以，在研究了方案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很快就同意了。为此，我向徐匡迪市长、赵启正副市长作了专题汇报，并多次亲自来推进这个项目。1997年，陆家嘴开发公司就和艾森贝克先生的以色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UDI）草签了上海钻石首饰交易中心项目合同。 

1997年3月，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胡炜（后排右四）参加上海钻石首饰交易中心项目合同草签仪式。 姚建良 摄

要作为“钻石级”项目来推进

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1996年，国内进口钻石1.7亿美元，加工好以后销售出去是1.3亿美元，也就是说，有0.3亿至0.4亿美元的钻石在国内市场销售。实际上根据戴比尔斯公司统计，当时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额是4.8亿美元。那么，起码有4亿美元的钻石是通过走私进来的。当时钻石走私确实非常严重，因为钻石的物理特性，经过机场安检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查出来。

由此，我们看到了钻石这个行业前途无量。为了推进这个项目，我在浦东新区管委会专题会议上提出，钻石交易中心这个项目对浦东的开发开放很重要，特别是对陆家嘴金融功能的开发将是有力的推动，在国内外也会引起很大反响。新区有关部门和陆家嘴公司要把该项目作为一项“钻石级”项目来看待，全力以赴使之落户浦东。

为此，我要求浦东新区经贸局牵头，各个局配合陆家嘴开发公司的王安德同志，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来推进项目。王安德打了一个报告，希望由我作为组长来推进这个项目。一般的项目我可能不会深度介入，但这个项目我觉得很重要，应该这么做。当时，上海市级层面的领导对这个项目确实很重视，我们去市里和各部门沟通，都是一路“开绿灯”的。

关于钻石交易中心选址，曾经有过争论。就国内来说，各省市都想争取这个项目，究竟是选上海浦东、北京金融街，还是中国钻石原产地山东或者钻石珠宝加工聚集地深圳、广州？就上海来说，到底是放在浦东陆家嘴还是放在外高桥？

我作为浦东的行政管理人员，一开始我也兼任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主任。我曾经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说，外高桥十平方公里范围内是保税、免税的，在政策上有许多资源。当时外高桥保税区有个口号：“不是出国，胜似出国。”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在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功能性的项目，除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外，其他涉及金融的项目，中央管得还比较紧。建钻石交易中心，政策问题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因为要许可证、要配额、要交税、要外汇计价和结算，这些在保税区操作相对比较方便。此外，除了建立钻石交易中心，我们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发展钻石加工业，所以，就觉得应该放在外高桥保税区。我们当时主要是从发展钻石产业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

但是，后来大家经过研究认为，上海应该首先要明确选址的问题。钻石体积小、附加值高，但要卖掉才能实现它的价值，这就涉及销售问题。如果将交易中心设在保税区里面，就不方便销售。另外，开展钻石交易还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比如能与港口、机场相衔接的便捷交通等各种配套设施。国外钻石交易中心的选址，一定是在金融中心、商业中心、物流中心、服务中心汇集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最合适的地方，而外高桥保税区的政策可以考虑向其延伸。所谓保税区政策的延伸，就是在陆家嘴某一幢楼里实行保税区政策，对大楼实行全封闭管理。这样一想，在思想上就自我解放了。最终，在选址问题上，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胜出，外高桥保税区就不再作为我们的考虑对象了。

浦东开发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入功能开发，钻石交易中心这个项目是很关键的。因为它关系到金融、贸易、加工、销售，以及老百姓的生活，对我们经济转型和城市功能的拓展很重要，更不要说还能带来税收、就业等其他效益。虽然当时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以钻石出口加工为主，把加工多少、出口创汇多少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实际上，这么多年实践下来，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在于以消费市场为引领，带动一个重要产业的形成。上海钻交所的建立为浦东“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的实践树立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标杆。 

用世界的语言来统一我们的坐标

钻石虽然很小，但涉及的政策强度、难度超过其他商品。比如，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钻石进口需要配额，从事钻石贸易的外商要有合法的身份，进口商品需要加税……

面对这些政策问题，我们急需了解国外的相关政策是如何制定和操作的。经请示，徐匡迪市长、赵启正副市长同意我们出国考察。1996年3月17日至31日，以我为团长、上海海关关长曹恒礼同志为副团长，市外资委常务副主任吴承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陆祖成和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王安德等七位同志组成了上海钻石项目专题考察团。我们先后考察访问了以色列特拉维夫、比利时安特卫普和美国纽约三大钻石交易中心，还去了艾森贝克先生的家。通过那次考察，我们对各个国家的钻石交易的基本制度、交易规则、政府监管政策都有了深入了解。 

1996年3月，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胡炜（左五）率领上海钻石项目专题考察团访问以色列钻石交易中心。 王安德 供图

比利时安特卫普是我们那次考察的重点，因为安特卫普是世界钻石交易所联合会、世界钻石加工协会和世界珠宝交易协会的所在地。在世界钻石交易所联合会考察的时候，比利时钻石界人士对我们说，中国人喜欢的翡翠饰品他们看不上眼。我说：“这是个人喜好，我们喜欢翡翠，你们喜欢钻石。”他们说：“你们的翡翠品质好坏没有统一标准，我们的钻石有4C标准，全世界都是统一的标准。”我们了解到，钻石等级分清楚以后，按照质量标准和定价原则形成了钻石价格体系。世界钻石交易所联合会有个红单子，他们说这就是钻石的底价，全世界都一样。另外，国外钻石交易所的安保系统、物流系统、海关监管等都非常成熟、科学。

那次考察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觉得国际上各种钻石协会的组织很松散，实际上，钻石交易和管理是严格地按市场契约在做，以信用为根本，管理得非常严。

考察回来以后，我们就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分步实施。当时我们和上海市领导说，要创造一个能吸引钻石交易商来投资、交易的环境，要实行更加透明、高效、密集的统一管理，要形成规模，不能小打小闹。我们跟市里提出：一是由浦东新区牵头，市外办、市外经贸委、上海海关、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参与组成钻石交易中心项目政策研究小组；二是要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则及交易中心许可办法等；三是要求在世纪大道拿出一块好地出来建设钻石交易中心。我们跟徐匡迪市长说，艾森贝克是比较可靠的合作伙伴，要进一步跟进这个项目。但是，我们通过那次考察也清楚地了解到，此事必须要有中央相关部门的支持，这是项目成败的关键。

首先是国家税收政策要进行调整。我们希望中央能在税收政策上参照国际上的做法，把钻石的进口关税减免一些。但是，有几个部委不赞同，他们的意见是，你们要求国家对钻石进口免税，这是为富人考虑。当时，国家外经贸部是支持我们的，国务院秘书局曹斌等同志也都很支持我们。但是，中央其他几个部门表示不同意见以后，这个项目一度走不下去了。

1997年8月，徐匡迪市长专门写了请示报给朱镕基副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就请李岚清副总理协调。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是，不要急着否定上海意见，先组织人去考察考察。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对此项目是支持的，根据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市里就同意让我们去考察了。

1997年11月底，由外经贸部牵头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外经贸部副司长胡景岩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参加此次考察团的国家有关部委成员有：国务院秘书二局的曹斌、外经贸部外资司的孙鹏、财政部的王晓华、海关总署的闫新普，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同志和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林强和袁文瑶等。国家税务总局的同志没有参加这次考察，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一次考察，请国家税务总局的同志加入。

应该说，这次考察在整个钻石交易中心项目推进当中是最关键的一次。这次考察从上海市层面上升到了国家部委层面。此次考察，我们去了全球钻石交易比较典型和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包括以色列特拉维夫、比利时安特卫普、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还去了泰国。虽然这些地方，我们上海的同志多数是去考察过的，但国家部委的同志没有去过。这一路，我们都在向他们反复宣传。我们浦东当时有个说法：“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就要有与国际水平接轨的项目。钻石交易中心项目不是一般的“青菜萝卜”，而是我们跟世界对话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一开始，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因为部委是站在全国的角度看问题，而我们是立足上海看问题。后来，我们一路走一路交流，不断统一思想，大家就慢慢感觉到确实有政策调整的必要性，钻石税收和管理的政策应该要跟国际接轨。比如税收问题。财政部的同志原来说：“我们有这么多穷苦的人民，你买钻石我要给你减税？”我们说：“不是让你减税，而是把税源扩大。现在管得这么严，你能收到多少税？你算死账，我们算活账。”在考察中，他们看到这些国家在钻石交易上都不是层层征税，而是在钻石进口的时候先免税，把税后移至消费环节再收。又比如外汇管理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钻石交易都用美元结算，钻石价值高，我们如果用人民币结算，汇率转换的损失就会很大。组团外出考察是很有好处的，让大家都能“站在地球仪旁，用世界的语言来统一我们的坐标”。用事实说话，比争论有用多了。 

争取到中央支持进入实质操作

考察团回国后，我们就请外经贸部牵头来写考察报告。这个考察团是国家派出的，实际上这就是国务院领导的意思。通过这次考察，我们统一了思想，就是要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对我国的钻石政策做调查研究。

在此次考察报告中，我们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求修改国家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当时钻石是作为国家统一经营的一类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现在要把钻石项目作为鼓励项目，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二是要求钻石加工设备免税，钻石税收政策按照国际惯例，进口实行零关税，增值税移到销售环节。实践证明，税收环节后移，税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三是鉴于世界上大多数的钻石加工中心同时又是钻石交易中心，都设有钻石交易所，建议发展中国的钻石加工业，在国家直接给予政策优惠以外，允许发展钻石交易，设立钻石交易所。我们之前写的报告中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条，这次就明确提出设立钻石交易所。四是国家要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上海建钻石交易中心更具备条件。

我们在报告中请求国务院批准以下几个重要事项：一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钻石交易所。二是国务院批准允许获得钻石交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设立外汇账户，会员之间的交易一律以美元结算。之前中国企业是不能用外汇直接交易的，但世界上的钻石交易全部是用美元，如果我们用人民币交易，外国人就不来了。三是允许浦东设立专营钻石的外商投资贸易公司。之前只允许国内的公司经营钻石，现在也要给外资企业合法的身份。四是由上海市外经贸委、海关、税务等部门组成上海钻石交易管理办公室，行使政府管理职能。

这个报告由外经贸部孙鹏同志起草、石广生部长签发。石部长签发以后，又请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会签。由于这个报告把该讲的道理都讲清楚了，随后设立钻石交易所和钻石交易管理办公室的时候，各部委的意见都统一，没人反对了。可以说，这次考察是钻石交易中心项目推进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此前都是上海一厢情愿地在争取，这次是国务院正式建议由各部委合作推进。报告经国务院领导圈阅、批准以后，后续推进就比较顺利了。钻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在上海钻交所的筹建过程中，温家宝副总理的支持是一个重要因素，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奇帆也都在积极推动，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王安德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中的一朵闪亮浪花

现在回想起来，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就能想到建设钻石交易中心，这是很超前的。这么多年，国内钻石交易的增长从侧面反映了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能力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钻石交易所这个项目虽然看起来不大，但是折射出来的光芒很耀眼。

钻石交易所与其他各类要素市场，比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黄金交易所一样，都是统一市场协调和管理市场的机构，对浦东的功能开发，对上海发挥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功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路走来，我感觉到上海干部考虑问题既有思想高度，又有开创性，同时还注重操作性。正如黄菊同志所说，做到了“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的统一。2000年，上海钻交所成立的时候，税收政策还没到位。直到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了“国办函45号”文件，税收政策才有了突破。上海设立钻石交易所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从领导到具体办事人员一直坚持不懈地推进，我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旦中间有某个环节放弃了，项目也就停止了。一件事情从头开始做，坚韧不拔地推进，十几年没停过，这就是上海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能够不断攻克重点、难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当然，上海钻交所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还取决于很多同志的事业心。上海钻交所总裁林强曾经在上海生活，后来在北京读的大学。在我们筹建上海钻交所之前，他是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组团考察时，他也参加了。后来，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跟陆家嘴集团公司成为上海钻交所的发起单位，林强担任上海钻交所总裁。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深耕行业、广结人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2018年，林强成功当选为世界钻石交易所联合会副主席。我现在对他的建议是，我们要有雄心壮志把世界钻石交易所联合会搬到上海来。假如今后真的成功了，这将会是一个完美的故事。

我另外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改革是很大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动力是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用世界的智慧和做法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从而进一步形成促进发展的动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当然，我们在学习、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时也要考虑中国国情，形成中国特色。 

【口述人简介】

胡炜

1947年3月生，浙江绍兴人。1987年至1992年，任黄浦区副区长、代区长。1992年12月至2000年8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兼任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2000年6月至2003年4月，先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兼任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2003年至2011年，先后任上海市十二届、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浦东工作期间，全面推动、落实钻石交易中心项目的酝酿、研究及钻石税收和管理政策的调整、突破。 

（本文原题为：“钻石级”项目是如何成功的，本文将收录于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上海钻石交易所联合主编的《璀璨——上海钻石交易所发展亲历者说》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