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家暴日：经济地位提升能否使女性免受家庭暴力威胁

最近成为新闻焦点的方洋洋虐待致死案，揭示了农村地区女性权益保障不足的严峻局面。其实不仅仅在农村，女性家暴广泛存在于不同区域，不同国度。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暴日，这篇文章将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通过提升女性经济地位是否可以减少家暴的可能。

根据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报告，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曾经历过来自亲密伴侣的肢体或性暴力（WHO，2013）。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发起的很多提升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赋权（empowerment）运动也将减少家庭暴力作为目标之一。然而，经济学家在对这类赋权项目的评估中惊讶地发现，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或经济补助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提高家庭暴力的发生率。

比如，刚果和墨西哥农村的妇女在获得赋权项目提供的大额补助后遭受了更多的家庭暴力，而在马里，那些议价能力较低的妇女在开始获得工作机会时极易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Angelucci and Heath，2020）。综合诸多经济学研究，本文认为，通过提升女性经济地位来减少家暴的前提是女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退出婚姻。

事实上，家暴随女性经济地位提升减少的情况也得到了很多实证支持。例如，Aizer（2010）考察了1990-2003年间美国加州各县的女性因遭受攻击而入院治疗的情况。文章发现当女性的平均工资因女性主导的如服务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而上升时，该县的女性遭袭入院率下降，而当男性的平均工资因男性主导的如建筑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而上升时，该县的女性遭袭入院率则上升。

类似地，Anderberg等（2016）分析了2004-2010年间英国犯罪调查（BCS）中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的数据，发现两性各自面临的就业机会对家暴的发生有截然相反的影响：被调查者遭遇家暴的几率随其所居住的警力区的男性失业率上升而减少，随当地女性失业率的上升而增加。

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赋权反将女子置于危险的证据来自于更加封闭和落后的区域。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女性经济地位和家庭暴力的关系，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经济学中关于引发家庭暴力的因素的五种假说。

首先，工具性（instrumental/extractive）假说认为，暴力是家庭中居主导地位的男性用来控制女性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手段，从而完全掌握家庭资源的分配（Tauchen，Witte，and Long，1991）。比如，Bloch and Rao（2002）在印度南部的三个村庄调查发现，当新郎娶到了来自富裕家庭的妻子却收到较少的嫁妆时，家庭暴力会增加。

第二，地位威胁（status threat）假说认为，某些男性在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时会诉诸于暴力来宣示自己的主导权。比如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丈夫殴打出轨妻子的场景。

第三，内部驱动（intrinsic/expressive）假说提出，对某些男性来说，暴力本身是一种能带来效用的消费品。Dahl and Della Vigna（2009）发现在有充满暴力元素的大片上映的周末，现实中的暴力犯罪率和酒精的消费都降低了。可见，某些对暴力的需求可以被观赏暴力电影等类似活动替代。

第四，压力匮乏（stress/scarcity）假说认为，情绪压力会引发暴力行为。而家庭财务困难则是其中的压力来源，特别是当压力引发如酗酒等降低自我控制的行为时，家庭暴力会更容易发生（Schilbach，2019）。Card and Dahl（2011）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体育比赛胜负的不确定性这一设定，发现在美国橄榄球联赛举行的周末，本地球队的意外失利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会增加当地家庭暴力的发生率。

第五，长时暴露（exposure）假说认为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会随着夫妻双方待在一起的时长而增加（Chin，2011）。这被认为是新冠疫情以来各国家暴率猛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梳理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在工具性假设和地位威胁假设起主要作用的情境之下，经济地位的提升都会增加女性受到的家暴威胁。

一方面，收入增加会使男性更有动力通过暴力来实现控制；另一方面，当女性的经济成就使男性感觉到地位受到威胁时，暴力就会成为他们宣示主权的一种手段（正如在墨西哥农村和刚果共和国发生的那样）。而在后三种假设的情境下，女性收入的增加则有可能通过缓解家庭财务压力、带来更多的消费品、减少在家的时长等机制降低她们面临的家暴风险（正如在英国和美国加州发生的那样）。

事实上，根据家庭内部议价理论（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model），女性相对于男性的预期收入的增加确实会降低家暴风险。在这一经典的博弈论框架下，夫妻双方将各自的资源整合，然后共同消费，当意见不一致时，通过讨价还价来做出最终决策。而他们的议价能力取决于各自拥有怎样的外部选择，即退出婚姻后的生活前景。

在将外部选择与留在婚姻中但做出妥协的情况做出比较之后，退出婚姻之后的生存能力较低的一方会倾向于做出让步，因为实在谈不拢要一拍两散的情况下，对方的损失会更小。也就是俗话说的“看谁离不开谁”。Card and Dahl（2011）在此框架下加入了某些男性会对暴力有需求这一设定，假设女性事先无法得知男性的暴力倾向，而男性则可以选择是否要隐藏属性。

当女性面临更好的就业机会时，她就拥有了更好的外部选择，从婚姻中退出的潜在损失也会更低。故而男性会更愿意为了隐藏暴力属性而约束自己的行为，降低离婚的可能性。很显然，当女性无法有效退出婚姻时，这场博弈中的可信威胁（credible threat）就不复存在，施暴者无需将受害者的反应纳入暴力决策过程中。这正是工具性假设和地位威胁假说中描述的状况：在诸如古代男权社会以及视离婚为禁忌的社群环境下，忍受暴力是女性唯一的选择。

 可见，对于女性来说，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退出婚姻，是提升经济地位能使其免受家暴威胁的前提。

 但即使在倡导两性平等的现代，不同的社群环境对离婚女性的接受度也各不相同。相比在更开放更包容的环境下，在一个对离婚女性加以歧视、冠以“失婚妇女”等嘲讽性称呼的环境中，女性因暴力退出婚姻的损失会明显更高，因为离婚意味着她们将承担更多的歧视以及更大的成本。另外，法律制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女性的外部选择。比如，离婚冷静期这一改革，使得女性从婚姻中退出这一过程变得更困难。

 家庭暴力常常因为是“家务事”而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并不会减少受害者以及子女受到的身心创伤，只会妨碍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社会环境恰恰需要激发每个成员的能量，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发挥自身潜能的位置。当女性不会因为环境的原因而“越努力越挨打”时，她们才能活出全部的人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谢佳欣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