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内卷化：可“卷”之人必有内患之处

最近的经济叙事其实很多，除了大热的“凡尔赛”，也有同样大热的“内卷”。

内卷的典故，不是个笑话

据说，“内卷”的“热门”首先出现在一些有名知名著名的高校，名校学霸们间流传着一些不分昼夜不分场合不假思索坚定不移进行学习的“模范带头”照，有的人床边就是文山书海，有的人骑着自行车还不忘读书，最终，“边骑车边用电脑写论文”的“清华卷王”成为公认的“赢家”，甚至被制作成表情包流传于世、风靡一时。

此时引发了一波热议，很多同学说，现在大家都很优秀，要想更优秀只能加倍努力，别人刻苦学习一个小时，我就苦苦学习一个半小时，才能比别人多考一分。在写作业方面也是如此，老师布置作业要求5000字，大家就必须展开“字数竞赛”，因为5000字已经成为入门标准而已，有些人会洋洋洒洒写上万字，有些人只好吭哧吭哧写上两万字，方能彰显学神本色。学生们纷纷怨叹：苦啊！实在是太苦了啊！内卷风一起，无人能够独善其身，你可以不卷，但不能够不“被卷”，卷来卷去、水涨船高，内卷之风愈演愈烈，内卷之毒，有甚于蛇者乎。

一些教育工作者解释了这种现象，并提出了诸如要端正学习目标等深刻的道理。

而最近据传是华为内部的一篇文章又让“内卷”火出了圈，这篇文章总结道，无意义的精益求精是内卷。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是内卷。为了免责，被动的应付工作也是内卷。与预期的目标严重偏离的工作也是内卷。低水平的模仿和复制是典型的内卷。限制创造力的内部竞争是制度性的内卷。在同一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挖掘研究是内卷。其认为，造成“内卷”的主要原因是“囚徒困境”，而内卷是对青春的消耗。

如果说从温良的高校传出“内卷”化故事还属于幽它一默亦笑亦泪，那么，从以狼性文化而著名的企业传出此种“内卷”化情绪则让人完全笑不出来。

 内卷化曾用来解释社会衰败

“内卷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康德区分了“演化”和“内卷化”。戈登威泽用它来表述这样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某种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运用了“内卷化”概念来描述印尼爪哇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领域，并提出“农业内卷化”。格尔茨的内卷化概念可以概括为，“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此后，“内卷化”概念也被应用于中国研究中。

有些学者从“内卷化”角度来分析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以解释为何中国发达成熟的农业经济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而欧洲的低地国家和英国创造了工业革命的奇迹，具有相当的理论解释力。

在上世纪40年代的相关研究中，基于“内卷化”理论，有人提出基层治理的“经纪模式”，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经纪模式”强调，乡村干部居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在完成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也借此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在华北农村的研究发现，受西方入侵影响，国家竭尽全力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尤其是从乡村社会汲取财源用于政治现代化建设，然而，国家在基层进行权力扩张，却缺乏相应的官僚化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征税和地方治安等方面只能启用吏役作为代理，强力管制和能力低下加成，形成了非常畸形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困境，一帮黑社会性质的贪腐吏治出现，对上中饱私囊、对下敲诈勒索。基层政权进一步受到腐蚀，从而最终对国家政权稳定造成威胁。

农村内卷化的讨论

似乎殷鉴不远，但近些年，农村乡镇“内卷化”的讨论也一样变得更多。

内卷化讲的是改革困境，而中国的改革自农村开始。四十多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相较于城市发展而言，农村发展依然显得比较落后，尽管中央政府向农村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截至2020年，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22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据财政部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度全国农林水财政支出为21085.59亿元，在24项支出中排位第三名。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谓不小，但有没有产生相应的效益呢？

从多项研究结果看，多数学者认为国家提取资源过程中所产生的农民负担主要是由基层组织造成的。有些研究发现，基层存在着基层代理人具有谋利性、权宜性和选择性的特征，容易在任务落实过程中出现目标偏移。但如果“板子”就这么轻易地打在基层干部身上，似乎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但实际情况，远远比想象中复杂。

比方说，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的实力及所谓的“国家能力”不断增强，但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启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改革受到农民拥戴，但乡村体制发生变革，税费改革初期所释放的经济效能和政治效能很快消逝，改革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同时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治理权力与治理能力。由于税费取消所带来的乡村财政困境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基层组织演变为松散的“悬浮型”政权，乡村治理遭遇新一轮危机。危机导致对中央的“倒逼”，迫使其采取新的措施、输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应对。

而基层则更多呈现对上与对下均采取“策略主义”的运作逻辑。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内卷化”。

基层干部作为“夹心层”，只能“内卷化”

在目前的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处于目标考核体系末端，其将压力下移给村干部，但无论是乡镇一级或是村一级领导干部，或从根本上缺乏充足的权力和资源来完成目标。尤其是当前，国家通过规范化、标准化的项目制运作方式向农村输送资源，于是，压力型体制将各种任务、指标层层转移至乡镇政府及村干部，基层被笼罩在以“维稳”和农村发展为中心工作的压力下，但一方面本身的官僚体制建设就十分薄弱，另一方面，村庄社会有着乡土性、非正式的传统特征，而规范化项目制度与之并不能融合，结果是，基层干部需要在既打破旧规则又缺少新体系的基础上完成传统型村落的现代化任务，改革困境可想而知。

于是，通常而言，就更可能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基层干部向基层村庄寻求可以依靠的力量，这些力量往往是当地的“精英”家族等，以这种非正式的架构进行基层工作的“统筹”和“推进”，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与村庄精英的共谋”；另一种则是消极作为，主要逻辑是“不出事”。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中表现消极敷衍，不主动介入公共事务。即便在国家输入资源的过程中，一些村干部也完全缺乏主动争取的意愿，甚至对于一些纯粹分配性的资源都尽量回避，使得资源与农民无法实现对接，农村公共服务难以获得改善。有些村干部说，“我才不去争取什么项目，很多项目送我都不要”。

上面给钱、给项目、给资源，基层干部却不要，是不是道德问题？

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税费改革后，基层财力薄弱，许多国家划拨资源需要自己“配套”，基层有些地方“配套”不起，而且，项目实施通常涉及村民配合。但当前农村普遍遭遇钉子户无法治理的困境，导致项目无法实施，公共品供给失效。有村干部说，“凡是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涉及到一点利益，就有可能被刁难”。

作为“夹心层”，只能“内卷化”。

透过小众“内卷化”故事看背后的运营危机

内卷化从高校轻松有趣的网络段子而来，随着狼性企业内部的“吐槽”而“红”，但其实仔细去看，尤其从乡村治理出发，会发现，“内卷化”并非一时一地之事，而且早已经发生在许多地方、领域。比如乡村，这些年关于乡村治理中层出不穷的问题报道，我们都看见了中央对农村工作如何重视、资源如何输送，而乡村治理中的“村霸”问题、“一刀切”问题、“不作为”问题总能在新闻上激发大众的质疑。事实上，这些问题不只是在乡村，也在其他地方和领域发生。

但是，从乡村问题的深层次分析中，能够发现，“内卷化”其来有自。初衷与结果背离并非无风起浪，也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道德良知和奉献精神的缺失。所谓“内卷”，即这种消耗性重复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则其根源必然是社会性和结构性的。

前不久，一则关于某大银行招聘的故事热传于网络。据参加入行考试的人发帖称，其考试内容包含天文地理人和阴阳，让网友们大呼：“这是在招院士吗？”如果我们透视过噱头似的“内卷”表象，会发现银行们在近年也遭遇营收瓶颈，即同质化竞争严重，利率市场化后能否找到真正的收益增长点将是难点。招工“内卷”的背后是运营的“内卷”。

再往前一些，关于年轻人要不要“996”曾是热门话题。强推“996是福报”，无疑就是一种内卷化表现。而透过口吐“加班带来快感”的互联网大佬们，会发现他们的主业不同程度出现着停滞。他们如今依靠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日进斗金的号称科技实则金融的项目。工作“内卷”的背后其实也是战略的“内卷”。

再再往前看，2006年，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其获得了加大倾斜的排片，也获得了很好的票房，但口碑亦大翻车，几乎成为张艺谋导演神话彻底的转折点。而当年同时上映的《三峡好人》虽然排片极差、票房不佳，却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换班。彼时，像张艺谋一样将影片拍得越来越“辉煌”“大场面”“烧钱”的是一代导演，也基本上都遭遇了口碑“滑铁卢”。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内卷化？而其缘由，无非是江郎才尽，已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却膨胀得以为自己能够左右时代的发展。

不是提高旧有或新增效率，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关系密度来扩大其行政职能或影响力，是内卷化的根本原因，对个人，对企业，对行政单位等，都适用。

后记

内卷化意味着创新的衰竭、结构的过时，因而往往预示着缓慢却必然的滑坡甚至衰退。无论其出现在何处，我们都需要警惕。

可卷之人必有内患之处。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