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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克·克劳泽：为什么中国的猫捉到了老鼠，而我们的没有？

2020-11-25 18:5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最近我的著作《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在中国出版，由万戴先生翻译、理想国“棱镜”译丛编辑。中文版出版的目的，是将拉丁美洲的思想、文化与中国的思想、文化连接起来，在太平洋两岸建起一座理解与对话的桥梁，让曾经无比繁盛的交流重归繁盛。

在中文版的前言中，我试图向中国读者解释一个对他们而言很难理解的谜团：为什么在拉丁美洲，和社会救赎概念相联系的是革命而不是改革，是破坏而不是建设？为什么我们有许多敬仰毛泽东的人，却几乎没有什么人效仿邓小平呢？

我既没有讨论这两个时期，也没有涉及他们与当前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的关系：这位中国当前的领袖同时拥有二人的遗风。我希望的是以一种外交家的方式，以辩证法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前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不会出现作为合题的第三者。在拉丁美洲，我们不能够到达这个合题，是由于许多国家执着于革命的正题（将其作为追求），或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没能平淡地进入改革主义的道路。

我在导言中提出了一个答案——古巴革命神话般的力量。这是上世纪拉丁美洲历史中的决定性事件，也是《救赎者》一书中多个人物生活背景中的政治主题。其中一些人，如切·格瓦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终生都对其保持忠诚，格瓦拉更是至死不渝；而其他人，如奥克塔维奥·帕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则对其感到失望，并在一个复杂的进程中转向了自由民主思想。埃娃·庇隆去世于1952年，但她与胡安·多明戈·庇隆共同掌握的政权，成为了1999年以来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政权的历史先例。

关于序言的探讨到此为止。2011年出版的原书中，并没有专门涉及（虽然也隐隐有着他的存在）拉丁美洲最大的救赎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他的研究，是需要一些人付出一生的议题。相比于原版，中文版中没有包括副司令马科斯，也没有恰帕斯的主教萨穆埃尔·鲁伊斯。同时，我也没有考虑在任何版本中加入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尽管他们有着种种不同，但毫无疑问，都在救赎者的形象中看到了自己。所有人都敬佩切·格瓦拉。所有人曾都笃信革命的范式，相信革命会带来绝对的“之前与之后”，带来一种重启。本书中包括或没包括的一些救赎者都很推崇毛泽东。有没有人曾提到过邓小平呢？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奥克塔维奥·帕斯。

得益于由毛泽东过渡到邓小平，中国在短短三十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使得一些南美国家因此受益。为什么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早于中国，其进展却如此差强人意？我认为这个复杂问题的可能答案之一，就是被我称作“救赎者”这一群体的责任。这其中，以政治和知识分子救赎者们尤甚，许多人都是出身自高校（如加布里埃尔·扎伊德在70年代所证明的那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拉丁美洲救赎者们的“理想类型”不仅是传记意义上的，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都是革命神话的虔诚信徒。救赎者通常不提供务实的思想，而是带来绝对的教条、普遍的信仰以及内容含糊、咬文嚼字、抽象晦涩的理念。救赎者们躲避于这些概念中，如同得到一个绝对正确宗教的庇佑。身披着自诩道德优越的罩袍，救赎者们提出了一种畸形的辩证法：将破坏与建设混为一谈，认为所有建成的都应被破坏，甚至认为最好的建设就是破坏。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这句名言广为人知。中国的猫，超越了黑和白，捉到了老鼠。而我们的，并没有。

【作者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墨西哥历史学家、著名作家、资深出版人，新著有《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原题“中国：务实的救赎者”载于2020年11月15日墨西哥《改革报》，译者：万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