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乃斌：回忆钱锺书先生

本文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乃斌于2020年11月21日在“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董乃斌教授在“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感谢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写作与出版。这是对钱先生的最佳纪念、最佳献礼。感谢复旦大学和中华书局召开此会，让我们能够对钱先生、水照先生和他们终生致力的学术表达由衷敬意。

王水照是我们这代中文学者里最了解、最有资格写钱先生的人。他1960年到文学所，虽比我仅早三年，但这是不平凡的三年！他参与了编撰《中国文学史》和编选注释《唐诗选》两大项目，负责许多具体工作，受钱先生耳提面命式的教诲，自己又努力，故得钱先生称赞。我刚到所时，适值水照先生《宋代散文选》出版，在文学所七号楼二楼顶端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的房间里，我见到过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夸奖他这本书选得很好，水照先生感谢钱先生的指点，钱先生笑说：与我无关，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钱先生是文化昆仑，也是学术的汪洋大海，从学术维度研究阐发、描画塑造钱先生，应是最重要的选择。深入挖掘钱先生著作的内容和内涵，无论建构体系，探求方法论，还是发掘点滴记忆花絮，对今人，对文学研究都是贡献，对后学尤其功德无量。我们常遗憾于大师“人去学断”，像钱锺书先生，要完整保留继承他的学问几无可能。幸好钱先生留下已发表、未发表的著作很多（杨绛先生功不可没），细读钱先生学术笔记，犹如窥探、解读其脑电波，是一种深度的科学研究，是目前自然科学（如脑科学）尚无法进行更无法完成的任务。对钱氏其人性格风度的描写，则能够印证其学术成就。对此，我有亲切体会，水照先生在书中的论述我完全赞同。

我与钱先生结识也很早。1963年入文学所古代室，组长余冠英先生即告诉我，钱先生已同意组里的安排，今后指导我的学术工作，我也因此去钱先生家中请教，拜见了钱、杨二位先生。可惜因为不断的下乡锻炼和政治运动，“文革”前真正在所的时间有限，没有水照那样的机会，也因为自己的愚钝，没能更主动地向钱先生请益，不能自称是钱先生的学生。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我在读他的著作和与他的日常接触中，深感钱先生学问之博大精深，也看到他性格的直率敏锐和谈吐的机智幽默，在学问上对任何权威的藐视，和对年轻人的宽容温暖。“文革”中，在“干校”（明港时期），我与我的爱人程蔷结识了钱先生一家（杨绛先生所谓的“我们仨”），时间虽不长，却有不少接触。在集体宿舍（我恰与钱先生床对床，中隔一个二屉桌），或在田间小路，遇到就总要问候攀谈，更感到钱先生、杨先生是充满人情味的长者。后来我和程蔷双双考回北京当研究生，还去南沙沟钱府拜望。那天，钱先生与我们畅谈，品评当代人的旧诗创作，和程蔷谈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滔滔不绝，谈兴极浓，几乎整整一个下午，给我们极大启发和鼓舞。我们现在回忆起来，那温暖亲切的情景还如在眼前。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中提供了许多珍贵文献资料，如钱先生的两份审稿意见（就秦妇吟、唐诗选序谈修改文章，从结构到措辞），致水照函（谈资料问题）等等，还对钱先生身后某些批评作出回答，都非常必要。钱先生对水照的具体指导，对今日导师带研究生具有典范意义。钱先生主张与年轻人合作著文，他还与吴庚舜合写过一篇谈《长生殿》的论文，发在《文学评论》上，钱锺书先生没有署自己的名字，而是署名“孙辛禹”，幽默地表示是跟在吴庚舜后面。侯敏泽写批评史，曾与钱先生通信讨论，钱先生的回信有几十封，我曾在侯敏泽家中看到过。他用很大的纸把钱先生的信一封封贴在上面。侯敏泽已经去世了，这些宝贝还没有被整理出来。再如钱先生口述的吉光片羽，经辨析是否也应总结？如钱先生曾对我说，文学研究无非心理学加修辞学二者交叉结合。这是对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传统的发展、发挥。总之，对钱先生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作，要做。希望水照先生的工作后继有人，发扬光大，复旦大学的钱学团队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