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钱锺书先生110周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本文系傅杰教授于2020年11月21日在“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记录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傅杰教授（左一）与王水照教授（左二）在“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

在王先生发表了几篇关于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时我就建议先生结集，一贯严谨审慎的先生说太少，以后再写几篇，这一晃就过去了十来年，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部期盼已久的、内容如此充实的著作（《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11月），这无疑是对钱先生110周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陈思和老师做复旦中文系系主任的时候，在系里推广读原典的教学计划，因为爱好钱学，在王先生和陈老师的鼓励下我开了《管锥编》导读课。这个实在是妄为，《管锥编》我到今天也没有读通，一学期更只能讲读十来节，但是我当初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觉得这样美不胜收的书不带学生认识一下太可惜了，尤其想让同学们在两个方面受点熏陶：一个是文学关联的东西很多，让他们领略一下钱先生“打通”的观念与手段。我们中文系本科分文学和语言学两个专业，不要到四年级，语言专业的同学觉得《文心雕龙》和自己没有关系，文学专业的同学也觉得训诂学和自己无关了，钱先生文史哲以及心理、宗教等方面“打通”的观念或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胸襟与视野。二是钱先生兴致勃勃的“游戏精神”，一切学问到最后都是“美学”。钱先生看那么难的书都可以“兴高采烈”，玩得乐此不疲，这也才能加倍用功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如果本科的时候就受点这样的精神的熏陶，这门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王先生积极支持，我就“赖上”先生了，2005年秋季开学请先生来讲第一课，还给先生定了个题目“我记忆中的钱锺书先生”。先生立刻答应，那天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先生在书里也说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公开演讲关于钱先生的内容。这也是我在教书生涯中不可能忘记的经历。

读先生的书有两个强烈的印象，一是王先生对钱先生太“知其人”了。我想现在在世研究钱锺书先生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的了解可以深入到王先生的程度，有这么多年非同寻常的师弟之谊。二是平实的态度与精细的研究合而为一。王先生做古典文学研究非常精细，平时做事也很精细，钱先生就表扬过他的＂明通之识，缜密之学＂，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本书的高度。香港城市大学的翻译及语言学系曾让我去讲过一次“钱先生的翻译观”，我只能就事论事。只有王先生因为既那么“知其人”，又那么精细，能把《林纾的翻译》和钱先生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的时候与事者不同的翻译观联系起来，这样再看钱先生很多的言外之意就会有新的体会。

刚才董乃斌老师和骆玉明老师都提到先生那篇关于“皮里阳秋”的文章：文学所某位跟钱先生有过节的研究员回忆在“干校”时问钱先生为何称为“皮里阳秋”，钱先生沉吟半天答不上来，倒是一位红学家给解了疑。作者试图用这个故事来打破钱先生博闻强识的神话，而且在不止一篇文章语带讥嘲地一再复述。我觉得王先生实在忍无可忍了才会写这篇文章。那位先生跟钱先生有什么过节是另一回事，但他再三用这个事例来贬低钱先生的学问是既可气又可笑的。皮里阳秋这个《世说新语》《晋书》里都出现的典故现在任何一部成语词典或典故词典上都有，这样的常识钱先生都不具备，太匪夷所思了。而王先生告诉我们，第一，他自己就有问了钱先生不该问的问题却被答以不知道的经历，他就知道这不该问。第二，有老干部问钱先生问题，钱先生说，你去问王水照。王先生回答后，老干部夸赞说王先生你真有学问，这个问题钱先生都答不上来，所以他让我来问你。王先生赶紧回答：“大学里的大教授只管教书，小助教才帮着回答问题。你的问题太简单了，钱先生才让我来回答的。”王先生举了这些例子，又从钱先生的著作里找出他对《世说新语》的熟悉到什么程度的书证，最后他的结论却如此平稳妥贴：“钱先生很可能也是‘佯不知’。但究竟是因问题浅显简单，还是出于应对策略——或竟是不爱搭理此君，时至今日，都已无法论证、判明，变成一件葫芦案……”我没有先生的学养，更没有先生的修养，当时看了那位先生的文章就火往上撞，后来在《管锥编》导读的课上讲：在座的有本科生，有硕士生，有博士生，如果本科生问我“皮里阳秋”是什么意思，我可能会讲解，还会有耐心给你介绍点儿相关的避讳常识；如果硕士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可能就会不太愉快，会问你连《世说新语》都没读吗？如果哪位博士生问，我一定会翻个白眼回答：“我不知道！＂但王先生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还是那样详尽地摆事实，那样周到地下结论，这种为人为学的境界都不是我这样的后辈能企及的。不用说，王先生一定有很多钱先生的信，但是他却重点给我们介绍了两份钱先生对他的文章作了＂严厉的批评＂的审稿意见。这种为人的风格与为学的态度，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说树立了一个我们以什么态度、以什么方式研究钱锺书先生的标杆。

钱锺书先生的审稿意见，图片来自王水照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最后我想顺带说一下余英时先生对钱先生的态度。因为前面有位先生提到钱先生逝世后，余先生写文章说钱先生终结了一个时代，但我们还是可以赶上钱先生的，俨然以此自许，有钱先生之后就是他了的意思。我忍不住要说，以我的了解，余先生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的。余先生对钱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余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写道：“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我觉得这里前半的肯定语气与后半的虚拟语气都是非常强烈非常明显的。我到普林斯顿拜谒余先生时对他做过一个关于钱先生的访谈，后来发表在陆灏编的《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试刊号上，其他的我不讲，但其中的一个观点我还是愿意在今天这个场合再做转述。我跟余先生说，现在有很多人说钱先生没有“问题意识”。余先生当场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因为他们水平不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哪些是问题，钱先生的书里都是问题，不是问题的钱先生不会写到书里去，只是说话的人水平不够，不知道那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