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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国产电影，它来自一位藏族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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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闪闪
全文共 5998 字，阅读大约需要 11 分钟
故事成形之前，在万玛才旦的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一个画面——红色的气球，从小孩子的手中脱落，飘向湛蓝的天空，越飘越远，直到几乎看不见。
这是灵感的吉光片羽，万玛才旦称之为“一个本能的意象”。它最终成为电影《气球》的结尾：当藏民家庭的困扰尚未得到解答，父亲与孩子一起，平静地目送高飞的气球。
11月20日，《气球》在电影院上映。
在此之前，它已经参加过全球60多个电影节，获得2019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获最佳影片提名，被影评人、电影史学家让-米歇尔·付东评为“威尼斯电影节最美的电影”。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对谈活动中，创作过《西藏组画》的陈丹青到场支持：“中国有这样一位作家和导演，我非常惊讶。我看过他所有的电影，每一部都非常动人。《气球》好像跟前面又不一样了，这部真的牛逼。他更老练了，永远有分寸感。”
在电影圈内，万玛才旦早已成名，被公认是开启“藏地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而即使抛开民族性的身份标签，细数近年来的华语影坛，他也算是极少能提供普世性主题探讨、风格化美学表达的作者型导演之一。
《气球》无关奇观性的“藏地风情”，细腻地展现出一个小家庭的世俗日常。世俗就意味着数不清的尴尬、烦恼、争吵。而生活矛盾背后的根本症结，则关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信仰与现实的矛盾。
气球意象听起来轻盈美妙，但故事却是沉重而纠结的。不仅有红气球，还有白气球，也就是吹胀的避孕套——两个小儿子淘气，把卫生所发放的避孕套当做气球玩儿，使得妻子卓嘎再度怀孕。
卓嘎想去堕胎，但却身不由己——因为从上师到丈夫、大儿子，甚至卓嘎自己，都认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是爷爷的转世。
《气球》尖锐而直接，展现出妻子对于“生育权”的失控，因此也可以说是话题噱头十足。整个2020年，流行影视、综艺爆款热衷于探讨女性焦虑，社交媒体上不乏对于女权的激烈讨论，这一切也都反映出性别、生育议题的当下价值。
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之中，《气球》的确是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不过高明的是，我们在影片中看不到对于女性意识的刻意迎合。这个故事没有试图替女性去做声嘶力竭的控诉，最终也给出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无意逼妻子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
卓嘎与她的尼姑妹妹，都一方面有反思的苗头，但另一方面又都是保守而固执的，她们彼此都是对方的阻拦。当妹妹听到姐姐要去堕胎，打心底地认为不应该；当姐姐看到妹妹的往日恋人，毫不犹豫地禁止两人的接触。这样的女性形象虽然不符合“爽文女主”，但却才是真正更有现实人文关照的。
尽管话题尖锐，但整部电影看完，最打动人的反倒是怜悯与宽容。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人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纠结而暧昧的。这种对所有人基于理解的善意态度，也是万玛才旦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气质。
在镜头语言上，影评人们给出“美”“好看”的一致评价。相对于极简、极静、极孤独的《塔洛》等前作，《气球》的确更能给予一种视觉上的直观享受。手持摄影的跟拍长镜头，将人物拉得与观众很近，营造出“沉浸感”的叙事氛围。
另一方面，万玛才旦从小说家转型为导演，受到藏地民间文学传统的影响，擅长用魔幻、寓言来隐喻现实。《气球》在日常写实之外，几处超现实的场景才是点睛之笔，将观众带入流光溢彩的梦境。
对于《气球》成为自己最受好评的一部，万玛才旦说：“可能是比较普世，也就是所谓的接地气。”
关于藏人生活的困境、藏文化的思考与传承，他认为：“这不是我的义务，但是会体现在作品当中。可能是跟身份有关系，我觉得有责任把变化记录下来。”
万玛才旦本人的气质与电影挺像，不管谈什么语气都很柔和，但言辞也清晰直接。他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从小就“根本不爱说话”。
《气球》一些画面在青海湖边取景，大部分家庭场景则拍摄于万玛才旦的老家——他1969年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那曾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
为了“走出大山”，万玛才旦折腾了很多年：先当了多年小学老师、公务员，直到33岁才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艺术硕士——从那之后就留在北京，一待十几年。
住在大城市，一开始是为了电影，后来更多是为了儿子上学。不过2014年，他硬是把儿子送回青海的一所寺院学校，在那儿学了一年藏语藏文。“要不然你藏语不会，很多东西你不懂，你只是个藏族人，身份意义上的，符号意义上的。”
如今，儿子念到大学，万玛才旦决定搬回青海西宁居住，离长大的村庄只有三、四个小时路程。
故乡已经完全变了样，修了水电站，全国各地的工人来了又离开，渐渐有女孩远嫁内地，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他自然而然地想回去，能感受到状态变得更加平和：“在家里，身体的适应感更强一些。很简单，我希望有更简单的生活。”
我们还和万玛才旦聊了更多关于电影、小说、信仰、生活。
01////
不是刻意要以女性为主角
全现在：《气球》最早来自一个红气球的意象？
万玛才旦：很多年前，我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民族大学，经过中关村双安那一带。大概也是一个秋冬天，就看见一只红色的气球飘起来了，就觉得意象特别好。
这是一个电影的意象。我觉得电影跟文学的意象，还是有区别的。电影史上也有很多跟红气球有关的电影，所以可能就有一种下意识的敏感。
全现在：从意象到人物，从红气球到避孕套、白气球，故事是怎么成形的？
万玛才旦：有了灵感之后，就开始展开想象，就开始构思故事。要让那样一个红气球的意象，跟跟藏地的当下产生一些关联，就想到了白色的气球，避孕套。
那么中心肯定是一个女性，人物的设置是围绕女性展开的。不是刻意要以女性为主角。
故事是可以算出来的：她有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在上中学，两个孩子可能马上要上学，有家庭经济上的压力，同时也有生育政策上的压力。
然后另一方面，家中有一个老人，他是坚信转世这些东西的。他认为孙子是奶奶的转世，其实是在强化这个观念。丈夫也是坚信的。
那么接下来，老人应该就不在了。家人坚信他的转世回到家里，应该生出来，这个矛盾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这个故事很快就立起来了，写得也挺快。
全现在：你说《气球》是电影意象，但你是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又是怎么拍出来了？
万玛才旦：那时候是想拍成电影，但是这个剧本写完之后就因为种种原因拍不了，后来觉得特别可惜。
因为剧本对我来说，只有拍出来才有意义。其实我自己是不太认同“电影文学剧本”这样一个概念。如果拍不出来的话，文本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后来就写了这个小说，发到广州《花城》杂志上，然后也入了一些年度小说排行榜之类，就等于完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
17年，剧本立项了，投资什么的都有了。18年拍了40天。那时候正好是《撞死了一只羊》去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我们中间还停了10天，去威尼斯回来再拍。
全现在：一开始剧本为什么拍不了，跟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吗？
万玛才旦：当然也有关系。那时候这个话题比较敏感，计划生育没有放开。
所以这肯定是90年代中期的一个故事。藏地是可以生三个孩子的，第四个孩子就等于是超生了，要么你就做超生游击队，要么就接受罚款什么的。
全现在：《气球》虽然多年前就有个雏形，但是不是只有到了更成熟的年纪，才能写出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对婚姻、对女性的认知，不太可能拍出卓嘎的感受吧？
万玛才旦：我觉得不一定。一方面跟感受有关系，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想象力的问题。
很多东西其实也不一定需要体验，巴金写《家》的时候也就30不到，你看还是写出了很多家庭关系，那么有激情，当然跟他的感受也是有关系的。
卓嘎这样女性的心态，大概就是我20多岁时候身边女性的一个感受，这肯定是90年代中期的故事。
全现在：故事一定要有一个矛盾冲突吗？
万玛才旦：不一定。我觉得一个感觉，也可以写一个故事。冲突是一种讲述故事的方法，类型电影会用的更多一些，这样能够在故事的层面上，吸引更多数的观众。
其实很多观众还是要看冲突，能调动情绪，但其实这样的故事相对比较容易写。我自己觉得要写一个情绪性的故事，肯定更难。
像《追忆似水年华》就像意识的流动一样。这样的叙事，肯定是训练过的一个形式。
02////
爷爷把我当成文人舅舅的转世
全现在：电影海报上有句话：信仰和现实如何抉择。
万玛才旦：这其实在讲一个困境：一个女性面临现实和信仰这样双重的压力的时候，她是没办法做抉择的。信仰里面包括转世生死的观念。
她虽然有一点觉醒，虽然有一点反抗。但是她不可能做一个彻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说一个女性她要反抗她的婚姻，要不然就出走，要不然就妥协。但是在藏地，留给她的都是痛苦。
全现在：最后其实是开放性结局，你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万玛才旦：作为作者，我也没办法给她一个明确的抉择，所以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等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女主人公她也解决不了。
可能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最终对这个开放式结尾的解读也不一样。藏区的观众看了，会认为卓嘎最后会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对藏区的历史文化、宗教、现实有更多了解的观众，可能也会认为卓嘎最终会选择妥协。汉族地区或其他一些地域的观众可能会认为卓嘎会有一个抗争，最终会把孩子打掉之类的。
全现在：这个故事是你对于转世轮回的一种反思，或者说一种质疑吗？
万玛才旦：不能说质疑，我觉得是反思。
但我也是经历过那些事情，也曾经被认为是某一个人的转世，所以我也不能质疑。质疑了，我就不是那个人了。
全现在：你提到过，自己能念书其实跟转世有关系。你爷爷把你当成一个文人舅舅的转世，当成一个知识分子，所以一定要供你读书。
万玛才旦：可能我小时候说过一些话，我是来自什么很远的地方，看过一些书之类，就跟我爷爷的舅舅能产生一些关联。
藏地平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见这样的事情。这个人突然就会说，我前一世去过内地。因为那个年代，的确有人去过内地，去过劳改农村，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大家就觉得这个人肯定那个人的转世之类的，就会联想推测。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存在，所以有人说这样一些话，就会很容易联想起来。
这也是转世识别的一个方法。像活佛转世的时候，有一整套很严密的系统。可能梦里面会有暗示，这个人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家门前有什么树，大概什么方向。
如果出现了两三个灵童，都是一两岁的孩子，就会召集在一起，放一些活佛前世用过的念珠之类的物品，让他们随便挑。那个灵通就会很准确地去抓住。
藏文化之外的人看，就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文化。但是其实对于藏人来说，转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全现在：但是在你成长过程中，接受了唯物主义的学校教育，接触到很多没有信仰的人，会反过来思考自己的信仰吗？
万玛才旦：离开故乡了，就会有审视的目光，在老家，他们对信仰是没有疑问的，当你离开一段时间，再回头看，可能会有变化。
我一方面是唯心主义者，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从小生长的环境是很重要的。然后到了中学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完全就是两个系统，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所以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反思，形成一个对照。
这种对照的感觉会很强烈，甚至很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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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确实比较接地气，但是《塔洛》难写多了
全现在：在你拍的电影里面，自己有个喜好排序吗？
万玛才旦：没有。他们就是不同形态。几个孩子生出来，肯定长的不一样，不能说我喜欢哪个。
全现在：很多人说《气球》是你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它传递了一些普世的情感，讲了一个家庭式的故事。像是《塔洛》就是以一个孤独牧羊人为主角，相对来说门槛可能就更高。
万玛才旦：对，《气球》确实是比较普世，可能就更加的所谓接地气。
但是《塔洛》难写多了。一个人的故事要写成一个长篇，得多难。观众觉得《气球》难一点，其实不是。
全现在：从最初写实的“故乡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到寓言式的《撞死一只羊》，再到全知视角的《气球》。你怎么看待自己风格上的转变？
万玛才旦：也不是风格上的转变。很多人看到那个影像变了，觉得我有在尝试一个新的风格，其实没有。
给内容找到形式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形式也成为内容的一部分。《撞死了一只羊》没有那样一种形式的话，想表达的东西，就很难准确传达出来。虽然故事层面是一样，但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写小说跟写剧本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快感可能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有时候拍摄就像是一个具体执行，蓝图其实早就在你的脑海之中。
全现在：《气球》的摄影画面给人直观感受很美，有很多手持摄影长镜头。之前《塔洛》是黑白的，《撞死一只羊》是4：3画幅。这种变化是怎么考虑的？
万玛才旦：这种形式不是刻意为之的。手持跟拍的拍摄方式，跟人物状态是接近的。每个人都很焦虑，我觉得跟拍能带出来人物那种紧张的状态。
全现在：《气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形式，还包括现实与超现实画面的交织。在宛如梦境的画面里，两个弟弟把哥哥背上的痣取下来，然后往青海湖边跑去。有评论称这一幕是今年华语电影的“高光时刻”。
万玛才旦：因为电影涉及到了信仰、生死，听起来比较像神秘文化的东西。这是故事的基点，必须得呈现出来。
“梦中捉痣”那一场戏，跟对于信仰的反思是有关联的。家人坚信大儿子是奶奶的转世，主要的标志就是背上那颗痣，但那样一颗痣，小孩在梦中可以轻易地拿下来，甚至拿着跑，这就有一点反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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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现实地活着
全现在：怎么看待很多汉族人对于“藏地风情”的误解？比如说一提到藏族，就会想到自然奇观、虔诚朝圣、隐秘传奇等等。
万玛才旦：这种误解，可能来自于想象中的对于藏人的神话式或者不食人间烟火式的美化。当你某一天发现，藏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一样现实地活着的时候，你心里就不愿意了，就失落了，说他们不该是这样的呀，他们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了。其实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的，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全现在：这些年来，随着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带动起松太加、德格才让等藏族导演的发展，一起赢得了“藏地新浪潮”的名声。怎么看待这个身份标签？
万玛才旦：我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创作者。
我其实处理的就是人的问题，要解决的也是创作的问题，其它那些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风格转变的那些标签，包括内容上第一部表现女性题材的电影这些。
全现在：从创作根源上，藏族民间文学对你带来的影响最大？
万玛才旦：确实很多研究者指出过，我的小说和影视跟民间文学之间的关联。
我自己回看自己的创作的时候，是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可能就跟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表现方法有关联。藏族文学作品哪怕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寓言、魔幻的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在藏族传统的文学创作里面，可能比较看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能觉得像寓言体的创作方式是比较高级的，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可能。
全现在：电影当中对于藏地变化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现实中有好的一面吗？
万玛才旦：现实当中的思考也差不多，悲观，当然也有复杂的情绪。
原标题：《专访 |《气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国产电影，它来自一位藏族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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