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一生真伪有谁知：《龙榆生师友书札》中的知堂来信

张瑞田编《龙榆生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

张瑞田编《龙榆生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内收有一通周作人手札，信中向龙榆生讨教道：“日前王古鲁君来谈，宋人词话《拗相公》中引‘周公恐惧流言日’一绝句，问为谁作，手头只有一部《唐人千首绝句》，遍查不得，直觉此诗似是宋人口吻，却亦无从证明，不知兄记得其撰人名氏否，乞便中示及为幸。”提到的那篇“宋人词话《拗相公》”，收录在《京本通俗小说》卷十四，又见于冯梦龙所编《警世通言》第四卷，而改题为“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小说甫一开始，“未入正文，且说唐诗四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接着总结该篇主旨，“此诗大抵说人品有真有伪，须要恶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恶”。在不厌其烦地仔细疏释诗中所用周公、王莽的相关典故后，小说又进而强调，“所以古人说：‘日久见人心。’又道：‘盖棺论始定。’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随后才进入主题，讲述“拗相公”王安石的故事。王古鲁早年只身远赴东瀛，探访过大批珍稀小说资料，其后又整理校注过冯梦龙所编《全像古今小说》（商务印书馆，1947年），如今想要深入查考小说中的这个细节，自属其治学范围内的本分。看来周作人对这首诗的出处也很好奇，可惜经过一番认真翻检，依然未能探得其渊源所自。

周作人致龙榆生手札（张瑞田编《龙榆生师友书札》）

《京本通俗小说》卷十四《拗相公》

这通手札最后仅署“十二月廿八日”，没有具体的撰写年份，所以编者只将其与另外几通信札归并在一起，含糊其辞地说“约写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其实在这封信的开头，周作人还提到，“弟仍在译悲剧，其第五种已在作注，大概下月可以完耳，当再着手其六也”，已经提供了准确系年的重要线索。自1950年开始，周作人就致力于翻译古希腊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据其日记所载，排列在第五种的是《伊翁》，始于1952年11月10日，至12月18日译毕正文，两天后又开始添加译注，直至次年2月8日告竣（参见止庵主编、周作人译《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稍事排比先后时间，不难推断这封写给龙榆生的书信应撰于1952年12月28日。可供参证的还有张寿平辑释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其中收有周作人在1952年10月26日致龙榆生的另一封书札（原札亦仅署月日而未及年份，但信中提到龙氏长子厦材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即赴玉门矿务局工作，故可推定撰年），内称“译稿大小五部，悉已由人民文学社收购。如此不但将来有出版之望，且亦足见以前工作在政府看来亦是有价值的，总算不为白费，私心窃以为喜也”，所云“译稿大小五部”应即指他正在译注的那五部欧里庇得斯剧作。这前后两札甚至连所使用的“如面谈”笺纸都完全一样，来自其门下弟子俞平伯的馈赠。周作人在《题古槐书屋制笺》（收入《书房一角》卷四《看书馀记》，新民印书馆，1944年）中曾略有撮述：“昨晚平伯枉顾，以古槐书屋制笺一匣见赠，凡四种，题字曰‘何时一樽酒’‘拜而送之’‘企予望之’‘如面谈’，皆曲园先生自笔书画，木刻原版，今用奏本纸新印，精雅可喜。”还提到：“此笺四十枚，随便用却亦大是可惜，当珍藏之。”由此不仅可以判定上述两札应写于前后紧邻的同一时段，更可见周作人在致信时的郑重其事。

周作人致龙榆生手札（张寿平辑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

大致了解到周作人这封来信的相关情况，就可以据此推求《龙榆生师友书札》中所收张元济一封信函的相关背景和具体撰年。张氏在该信中说：“‘周公恐惧’云云，系白香山《放言五首》之一首，凡八句，但‘流言日’作‘流言后’，或印本不同耳。”寻绎其内容，毫无疑问与周作人提出的问题遥相呼应。《书札》编者称此信“写于1948年左右”，显然一时疏忽，未能留意到与周氏书札间的密切关联。恐怕还应该重新考虑编年，排定在1953年似更为确切。张氏此札落款署“一月四日”，距离周氏那封“十二月廿八日”的手札相去不过一周时间。想来龙榆生在接获周作人的来信后，仓促之间也无法解决疑难，便立即又转向张元济寻求帮助。

张元济致龙榆生手札（张瑞田编《龙榆生师友书札》）

依照张元济所述，小说中的那首开场诗原来并非绝句，而是截取自白居易七律组诗《放言五首》中的一篇。此前周作人在唐人绝句中勉力搜寻，从一开始就被小说家言导入歧途，结果自然是徒劳无获的。张元济早年主持影印的《四部丛刊初编》中有日本元和年间那波道圆翻刻的《白氏文集》，收录此诗时作“周公恐惧流言后”。他大概就是根据此本，特意提醒龙榆生，在白氏别集中“‘流言日’作‘流言后’”，与《拗相公》所节录的文字略有出入。不过他出言还是非常审慎，认为这兴许是因为版本不同而造成的歧异。今检明万历年间马元调刻《白氏长庆集》、清康熙年间汪立名刻《白香山诗集》等，此处均作“流言日”，确实又和小说节引的内容保持一致。这虽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倒也足以反映张氏待人处事的谨严不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将小说所截取的片段与白居易诗集相较，其实还存在好几处异文，如“下士”原作“未篡”，“假使”原作“向使”，“有谁知”原作“复谁知”等等，张元济却并未逐一述及。推想起来，很可能是龙榆生在致函请益时，只转述了周作人在信中摘录的那一句，他才会集中针对该句作此回覆。倘若这一猜测不致大谬的话，则更能彰显张元济的博闻强识。

张元济

将这些书札中的只鳞片爪拼接起来，就呈现出一番孜孜不倦、辗转求教的过程，而王古鲁、周作人和龙榆生为什么会对这首诗的来历如此感兴趣，也让人觉得略有些不同寻常。尽管还缺乏直接的证据以资参酌，但如果结合他们先前的特殊经历，个中原委倒也殊堪玩味。简而言之，这三位在抗战期间都曾经有过一段出任伪职的不光彩经历，周、龙两人更是因此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就以汉奸的罪名受审入狱。其间也许不无苦衷或别有隐情，然而在五十年代初期各种政治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他们背负着如此严重的历史问题，势必为此惴惴难安，甚至不免惊恐失措。

龙榆生

以龙榆生为例，他自1951年起在上海博物馆任职，负责管理图书资料（想必正是这个缘故，周作人才会想到向他求助），就被要求提供各类自述材料，坦白交代过往历史。在数年后撰写的《干部自传》（转引自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卷五“一九五一年（辛卯）”条，学林出版社，2001年）中，他对此只有极其简略的回顾：“一九五一年四月，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接着又是‘三反’学习，搞了半年之久。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因不了解政策，发生了错觉，有些神经失常。直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反’结束后，我才完全解除了精神上的苦痛，恢复了工作。”语气尽管非常克制平静，可字里行间仍能看出心有余悸。而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杨宽在《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中，则有更为翔实细致的叙述可以比勘对照。他提到“三反”运动初起时，自己就受到华东文化部所派专门小组的专门审查，“发动馆员进行内查和外调两个月，没有查出任何疑问，没有对我‘面对面’的审问，只是进行了称为‘背靠背’的审查”；紧随其后，“大学里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行政机关开展‘忠诚老实’运动，性质是差不多的，都要求交代一生的历史，包括所有政治活动以及与党派的关系，要在小组会上或大会上检讨批判自己一生的行为和思想，还要相互提意见并检举揭发批判。最后要每个人根据一定的要求，写成一篇详尽的自传，经过小组讨论和通过，才能定稿上交，包括出身、个人成分、工作经历、政治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等等”（见该书第七章《恶浪淘天》），足见当时政治氛围的紧张严酷。龙榆生自陈在此期间一度精神失常，确实事出有因，并未夸大其词。

《龙榆生师友书札》中还有一封叶恭绰在1953年12月5日的来信，提到“杨君乃一学者，且专事研究，行政业务，别有所司，不知毁誉系何所指耳”，这位“杨君”当是指杨宽无疑。想来龙榆生曾在去信中谈及他所遭遇的种种毁谤构陷，叶恭绰才会就此深表疑惑并大发感慨。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组织、没有丝毫政治历史问题的杨宽，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尚且危机四伏而自身难保，在他眼中“原是词曲专家，因当过汪精卫政权下的中央大学文学院长，被降级调派到博物馆中管理图书资料”（《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七章）的龙榆生，在当时所遭到的强烈冲击以及随之承受的巨大压力更是不言而喻。周作人在那通手札最后还颇为关切地提到，北京入冬后早晨的平均气温均在零下七八度，“未审沪上何如。馆中防寒设备想必完具，于尊体当尚相宜，尚祈注意摄卫是要”。言者未必无心，听者更是有意。就在这一年岁末，龙榆生提笔填了一首《临江仙·寒流初退晨起口占》（收入《忍寒诗词歌词集》下编《葵倾室吟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整体格调当然是积极昂扬的，但也夹杂着“丛集愆尤如可赎，忍令错过今生”这样的词句，隐隐透露出几分忧惧惶恐。

如此心神不定、忐忑难安的情绪，在周作人身上也时有表现。他在1951年6月应开明书店之邀，“动手译希罗多德的《史记》”，未料半年后出版社便单方面撕毁合约，“开明通知因为改变营业方针，将专门出青年用书，所以希罗多德的翻译用不着了，计译至第二卷九十八节遂中止了”（《知堂回想录》一八六《我的工作三》，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为了谋取稻粱以解燃眉之急，自1952年2月起，他在翻译欧里庇得斯悲剧的间隙，又在唐大郎主编的《亦报》上连载《呐喊衍义》，使用的虽然是笔名，可一个月后即被告知停止刊登。好不容易熬到“三反”运动过去，得以重新开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书稿，可在他自己看来，这份工作“可以说是光荣，但也是一种惭愧，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鸟类的乡村里的蝙蝠’”（《知堂回想录》一八七《我的工作四》），在庆幸感激之馀也不无失落怅惘的意味。

周作人

至于王古鲁，自1952年9月高校院系调整后，便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日常表现极其低调，前后数年都没有任何论著发表，可谓波澜不惊。不过在1954年11月他曾致信中华书局（收入苗怀明整理《王古鲁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13年），反复追问其译著《中国近世戏曲史》在重印时的确切印数，还严厉指责出版社再三减少印数，“使我经济上预算脱窘，发生青黄不接恐慌”，不难窥见他当时生活的困顿局促和内心的烦闷焦躁。

王古鲁

倘若能够设身处地，其实也不难揣测到，《拗相公》里那首开场诗所说的“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必定在无意间深深触动到王古鲁、周作人和龙榆生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并极有可能心有戚戚而顾影自怜，以致产生了追根溯源的念头，尽管在旁人看来这难免有些比拟不伦。经过一番接力传递，最终虽然查考到诗句的出处，令他们深感共鸣的好奇心得到了些许满足，却终究无法藉此排遣深埋心底的抑郁苦闷，更无力改变此后竭力改过自新却又动辄得咎的悲惨命运。

为了积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沉寂多年的王古鲁从1956年起连续整理编注了《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初刻拍案惊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二刻拍案惊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熊龙峰四种小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旧译青木正儿所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也得以修订增补并一再重印（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6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然而在1958年9月，他却突然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据推测与其在批判“厚古薄今”“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中，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繁琐考证”的代表不无关系（参见陈晓维《古典小说专家王古鲁之死》，载2019年6月10日《上海书评》）。

龙榆生自1956年起转至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任教，先后编选校订了《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又有删订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樵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又编撰了《词曲概论》《词学十讲》《唐宋词定格》等授课讲义（1978年以后陆续整理出版）。他在1966年10月接受甲状腺瘤手术，术后恢复情况良好，可就在出院前一天却被告知家中书稿、文物等均已被查抄充公。他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支离破碎的这几句：“妻来告：一日夜书物扫数归公。大是好事……”（转引自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卷五“一九六六年（丙午）”条）两周后便因为肺炎并发心肌梗塞而猝然辞世。

晚年再三慨叹“寿则多辱”的周作人依然笔耕不辍，除了完成诸如《日本狂言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俄罗斯民间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8年）等大量日文、英文、古希腊文译著外，另撰有《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还整理旧稿编为《过去的工作》（新地出版社，1959年）、《知堂乙酉文编》（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并应曹聚仁之约开始撰写《知堂回想录》。至1966年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再次掀起，年过八旬的他也在劫难逃，不得不停止手头所有工作，遂在日记中写道：“此一个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1966年7月31日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标点略有改动）此后则屡屡遭到抄家批斗甚至毒打幽禁，他数次恳求恩准，希望尽快了结此生而未得许可，只能默默隐忍苟活。次年5月终于在被囚禁的小屋中倒毙，身旁并无一人。

因为都曾经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使得同病相怜的王古鲁、周作人和龙榆生相继对一首穿插在话本小说中聊作正文引子，且对原作多有删改的诗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在获悉查考结果后，他们有过怎样的感悟或遐想？有没有进一步交流沟通？彼此间是否还存在异同？可惜这一切都已无从覆按追寻了。不过有一点倒是不妨大胆假设而无需小心求证，直至临终前的那一刻，“一生真伪有谁知”的焦虑和期待，恐怕都长久萦绕在他们内心深处而无法驱散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