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W卓越城市｜叶青：疫情后重生的武汉，留下哪些经验

叶青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在武汉疫情期间，这位敢言的学者官员，从媒体信息与自身见闻出发，坚持以亲历者身份来撰写日记，感受并传递着这座城市疼痛和愈合的过程。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近日对叶青教授所做的采访。

澎湃新闻：您疫情期间的武汉日记，得到了很多关注。您为什么会写这个日记？

叶青：武汉的保卫战前期，起码前20天，比较混乱。因为大家都没经历过这方面的事情。

院士的想法都非常好。从1月20号，每个院士都提出一两个非常好的建议，整个保卫战都是按他们提出的建议来做的。

但是，前20天执行力比较差。院士的建议很好，中央指导组也指导得很好，但要很多人来执行。相比而言，执行就不是那么有力了。比如，病人要分成4类，但分的过程中，就出问题。又比如，方舱医院建起来了，但病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出一些问题。确实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我作为市民来说这个事，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些方面不要再犯错误。每天我通过日记，把它记录下来——做了什么事，取得哪些成绩，换了领导后有什么变化。可以明显看到，2月2号以后，完全不一样，因为新的领导来了。后面就看到了曙光。我们努力尽快贯彻有效的措施。

而且，我特别呼吁，要让懂卫生的人、懂医学的人来管健康和医学。

2020年4月，经历了封城和重启的武汉。澎湃新闻记者 孙湛 图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疫情带来的冲击，暴露了哪些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的问题？

叶青：我们产品低端的比较多，高端的比较少，最典型的是ECOM（体外膜肺），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能做，中国就不行。我们初期大量在国外采购。因为这是一个小众产品，用的人很少。

我们做的东西确实有时科技含量不高，口罩一天原来能做几百、几千万，现在一天可以生产1.2亿。但ECOM就生产不出。这是一个教训。我们这么多人口，需要很多这种医疗器械，我们还是自己要生产，不能都靠进口。

这次还发现，老百姓收入很低。疫情冲击下，半年或一个季度没有工作，生活水平下降、房贷出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要有保证。外省可能好一点，湖北停工时间长，人们生活会有困难。这也是一个教训。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保障底层民众生活稳定？光靠发消费券是不够的。有的低收入人群抢不到。

我从疫情期间直到现在，都在提建立基本收入制度。基本收入方案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提高低保的标准。标准计算公式很简单，比如，上一年武汉的月人均消费是2400块，大概这个数字，我的低保是一半就行。低收入人群必须有1200块，也就是说，建议从目前的830块，提高到1200块。每个月增加1/3的收入，一年就增加了五六千。估算一下，如果把低保的钱加到这个高度，整个开销大概在20个亿。

疫情阴影下，武汉安静的街头。澎湃新闻记者 孙湛 图

澎湃新闻：增加这个基本收入的保障，会给政府带来压力吗？

叶青：整个政府的收支结构要调整。政府在三公方面减少的支出，可以用于提高低保水平。而且，很有意义的是，增加这些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实际就是稳定消费来源。收入没有变化的人，对中国的信心跟以前一样，不会因收入少有增加，而控制支出——以前该花多少钱，还是花多少钱，因为疫情对他影响不大。但对低收入人群来说，比如一个月才800块钱，现在增加到1200块，他可能早上原来只吃一个3元的包子，现在可以吃两个包子。所以，针对30%左右的低收入人群，如果能增加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关键就能推动小店经济，比如夜市、地摊，通过他们，又会带动整个消费规模扩大，那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就会提高。

我们要减少大广场、大马路的建设，真正把这个钱给低收入人群，整个中国的经济才会起来。内循环就是这个意思。这些需要消费的人，手上没有钱，怎么能搞得动内循环呢？我们就说，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让他能有钱去消费，进入循环。否则，那些出口不了的产品，国内也没什么市场，循环不起来。

疫情期间，上海路边摆摊的老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您提到因为疫情，您对低收入人群更为关注。您的切身观察是怎样的？

叶青：我在日记里写到，封城之后，大概10天左右，我在路上看到一个拾荒者，推车里装了很多矿泉水瓶子，在路上走，没戴口罩，身上穿得也很脏。他每天就靠这些，换一点钱养活自己，勉强过每一天。所以，我给他起个名叫“日光族”，就是每天收入等于花掉的。这些“日光族”，像乞讨和捡破烂的，在封城的情况下，是没办法活的。我立刻提了建议，民政部门该帮助这些人。后来我看到一个数字，武汉的民政系统，大概收留了1150人。看到这个数字，我也很高兴，我往上交的建议，引起了重视。

第二个案例，我开车时听广播，有个采访我印象很深，记者采访到一个年轻人，是做餐饮的厨师，厨师说，原来计划要买一台13万的车，车都看好了，准备利用黄金周加班，在餐馆里辛苦一点，他用加班薪水加上原来存的钱，把车买下来。对一个年轻人来说，靠自己的工作，买下13万的车，很有意义。但他现在说，你看我们餐馆都关了，每天没收入了，13万的车已经泡汤了。

所以，为什么说车卖不出去，是因为很多人的计划被破坏了。这个小伙子，至少还得过几个月才能买上车。

很多人在我的微信上留言。有人说，我们一家没办法付房贷了，存款也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后来，我叫他去当志愿者，志愿者可能有补贴。他就到街道去当志愿者，勉强通过这个方式来维持家庭。 对工薪收入者来说，疫情影响会更大。没有复工就没有工资，直接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

刚刚解封后的武汉。澎湃新闻记者 史阳琨 图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很多城市空间的功能转换，原来要在一个大楼里上班，现在在家里靠网络就可以完成工作。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转变？

叶青：这次疫情，大家总结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80%的会没必要开。确实可以通过视频远程完成任务。特别是高科技企业，搞软件的，完全可以在家里上班。日本企业富士通，有8万多员工，尽可能在家里上班，线上办公，在东京的写字楼，面积减少一半。日本疫情不像中国控制得这么好，就更为顺应在家办公的趋势，很多写字楼租金下降。

中国人还不太习惯。武汉疫情好了之后，路上一样堵车。人们还是认为，到办公楼去才是办公。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变化。

功能转化最明显的，是隔离点。疫情初期，就是两个字，床位。直到大约20天，才出现床等人，原来都是人等床。这个过程痛苦，很多人得病了，因为疑似患者不能住在医院，住在家里就把家人都传染了。当时提出搞火神山、雷神山，但医院最快也要9天建好。网民就提出，不能再等了，展览馆、体育馆、学校可以作为隔离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马上就把它发出去了。后来，方舱医院、隔离酒店慢慢增加。实际上，就是知道床位没这么多，医院又必须10天后才能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隔离酒店先做起来。

隔离酒店是非常有效的。北京也是这样，可以很快把密切接触者分开。这些酒店消毒一下，一段时间又可以恢复正常。武汉有很多这种应急的成功经验。

一波疫情过后的春天，忙碌的外卖骑手。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在您的观察中，疫情对人的物质需求，有没有什么影响？

叶青：疫情缓解后，买车人特别多。大家觉得，自己开车，会更独立安全。武汉的车也是卖得比较多。

买房者也考虑疫情关在家里76天的感受。比如，有的房子，门一开就是客厅，需要搞个玄关；宅在家里需要阳台透气，阳台太小，站两个人就满了。

我住在顶楼，有个露台。露台对我非常有好处，疫情期间，我可以种菜，可以看到星星月亮。有的人把露台用玻璃封起来，这次就吃亏了，封起来没有这种阳光雨露。现在很多人买房子，就考虑要买有平台的房子，活动空间比阳台要大得多。

疫情过后，买别墅的人特别多。因为别墅最安全，没有电梯。如果宅在别墅里，对人来说影响不大，还可以在顶楼种菜种花，有天有地。

还有，疫情暴发前，搞生鲜电商的比较少。疫情来了以后，生鲜电商非常火。以后菜场都不去，宁愿花钱，让菜送到家里来。外卖快递小哥的数量也在增加。很多人可能不会去环境很差的超市，或农贸市场，考虑到空气，要去购物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山西有个无人菜店，几个冰柜连在一起，里面有卖肉鱼，是包装好的，半斤或一斤，下班的路过，去拿几样，一刷就走了。所以这又是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智能化的无人菜场也会在武汉出现。

总的来说，大家有个体会，尽量减少人的聚集，人多的地方尽量不去。随着时间延续，大家会慢慢习惯。比如，一个星期去开一次会，领了任务，就在家里做。需要开会时，大家可以视频会议。我想这些都会常态化。比较开明的老板，可能都会利用这种方式。

疫情期间，上海社区的防疫志愿者。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您觉得，哪些行业会在疫情后迎来风口，哪些行业会持续面临衰退？

叶青：人社部发布了9个新的职业。里面包括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应用操作员，还有在线学习服务师。上网课不能给评几级教师，因为人不在学校，但人家就是教学辅导的老师。或者，到时也分成几级，往这个趋势做。小孩子要到学校上课，但这种课外辅导，可能很多就选择线上，小孩习惯了。这就会降低成本。

前不久公布了15种新的业态，其中一个叫新个体经济，新个体户，大概有6800万。这些人是在网上做电商、做微商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灵活的就业，就是数字经济之下的新业态新模式。这也是疫情之后，必然出现的情况。

澎湃新闻：这会如何改变我们对工作的定义？

叶青：城市管理网格员，就是一种新的职业。所以，一旦从事的人多了，社会需要了，政府就将它作为一种职业，然后评出几个级别，从业者收入就会提高。

最近有说法是，现在大家家里最需要的是三种服务。第一是一两个小时里的家政。因为大数据出来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工作，时间多了很浪费钱，如果是四个小时，每个小时40块，就要花掉160块。两个小时的话，可以把最难做的让家政做掉，容易的自己来做。第二是抽油烟机的清洁。第三是空调的清洁。如果我是大学毕业生，我就学抽油烟机怎么清洁，每天就可以赚这个钱。专门洗抽油烟机，量非常大，会知道每个步骤怎么做，可能时间很短，就能做到比较高的盈利。

现在，只要能够养活自己，对社会有正面的推动，就算职业。

苏州现在有专门的护理员，是晚上陪老人的。老人要起来上厕所、吃药。护理员的任务，就是从几点到几点陪老人过夜。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把医院里的护理延伸到家里。

厦门叫助老员，按小时算。比如我今天陪你四小时，按你的要求，在你们家干活，最后做菜做饭给你吃。那么助老员就是政府出一半的钱，有需要的个人出一半的钱，所以这个费用一下就降低了。这就是厦门养老政策的补贴。

无数的小生意人，提供着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维持着经济的循环。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中国在疫情之后经济反弹强势。您如何看？

叶青：我觉得反弹有4个理由。第一个是复产做得比较好。第二是5月份就提出内循环。第三个就是独立发展。第四个就是进一步改革开放。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想法。第一个就是基本收入方案，就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第二要鼓励私款消费。2013年以前，大家都知道，官员很少自己花钱旅游，一般是借开会旅游。包括国有企业都是，开一天会，玩三四天。现在不能这样做了。所以我提一个建议，叫私款旅游。报销制度上灵活处理，就可以鼓励私款旅游。

比如，成都是很好玩的城市。星期五上午在成都开会，按理星期六回来。按照报销制度，就是说这三天，两个晚上三天来回的机票，交通补助、餐饮补助，报销都会算给你。这样，星期天回来，但按星期六回来报销，就给成都增加了一天的旅游收入。因为星期六晚上的住宿费自己出，星期天的门票费自己出，等于多玩了一天。另外，还可以请年假，可以休五天年假，在整个四川玩一下，七天以后才回来。只要在报销制度上稍微改革一下，实事求是来算应该报销的部分，就可以起到鼓励私人消费的作用。

现在很多公务员，特别是2013年后上班的公务员，都没经历过公款旅游。如果有了这个制度，他们以后每到一个城市，可能就提出能否星期天回来，在当地玩一下。因为不能公款旅游是常态，只要实事求是，算出应报销多少钱就可以。出差加私款旅游，带动的消费在全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第三个建议是，避暑黄金周。中国可以设一个黄金周避暑，放在8月中旬，只要有5天，就可以到山上避暑。如果有避暑黄金周，那么中国每个季度都有一个黄金周。

第四个建议是，学习上海加装电梯。旧楼加装电梯，能不能搞6+1加层加梯法？有的房子六层楼没有电梯，那么把它加上一层，让一楼最反对加电梯的人搬到顶楼住，一楼维修一下再把它卖掉。这样收回的钱，可以加电梯和加一层。如果能这样，那电梯产业一下就发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