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历史学家姜鸣：张爱玲祖父张佩纶数段婚姻背后的晚清

10月31日，寻麓书馆·大家系列讲座邀请历史学家姜鸣先生分享晚清历史研究的心得。研究严肃历史的学者以往很少关注从前政治家们的私人生活——婚姻、生育，乃至居所、餐饮、滋补养生和私人保健等家庭生活内容，其实这些话题，既是背景，也是研究的重要部分。姜鸣依据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张佩纶家藏信札》等史料，通过剖析张佩纶的家庭生活，研究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过程中许多不为人知却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梳理了李鸿章家族内部的复杂关系的同时，还将政治人物的研究拓展到社会史、医学史、民俗学等诸多领域，使得家国兴亡的鼎新革故既悲壮又细腻。以下文字根据本次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从生活进入历史

今天我主要是讲李鸿章和他女婿张佩纶，以及张佩纶的婚姻生活、子女生育。我想通过这样一个题目来介绍李鸿章、张佩纶这两位政治人物在晚清历史中的许多重要方面。

国内历史学者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较少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婚姻、生育、居所，乃至餐饮、滋补养生和医疗保健等内容。这里包含两个原因：首先，是缺乏可靠的资料；其次，就是研究视野，往往只是把这部分当成研究的背景。就我的研究方法而论，这些题目，既是背景，也是研究的重要对象。所以我曾经探访过李鸿章的出生地、去世地和墓地，品尝过李鸿章服用的进口滋补品“保卫尔牛肉汁”，琢磨过他向京中官场人物送礼的螃蟹是如何运到北京的，研究过他对西医的看法和应用。

最近我在新书《却将谈笑洗苍凉》中，又剖析了他的女婿张佩纶的婚姻生活和生育子女，研究了甲午战争进行过程中李鸿章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

我关注这些课题有几个理由：

一是，被研究的历史人物，他除了自身参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等活动以外，在家中也会延续这些话题，但和老婆、子女等家人所谈，肯定和在官场上的角度不太一样。我们把视线延伸至此，观察事件的角度可以更加宽广。哪些是真心话哪些是假话，都可以仔细体察和玩味。

二是，这些人物除了扮演政治角色之外，也是一个社会属性的人，也有各种社交，也有儿女情长，通过研究，对于了解人物的多维角度，从而加深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理解，很有价值的。

三是，“食色性也”，餐饮、居住、婚姻、生育以及医疗和卫生保健，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社会史、科技史和医学史领域，即便一个非专门史研究者，也要拓宽知识结构，将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发展，同这些领域有效和巧妙地衔接起来，你再现的历史场景才能更加丰富。

张佩纶其人

张佩纶是谁？

他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光绪朝前期重要的政治家，“清流”的代表人物，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署理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署理左副都御史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代理中纪委副书记”，总理衙门大臣相当于外交部部长副部长。在晚清政坛，他以刚直敢言、弹劾贪腐和昏庸的高官著称，也就是所谓“清流”。“清流”是相对于晚清的官场中昏庸、保守、无所作为官员的对立面。张佩纶因中法战争中马江之战的失败而被革职流放。他是当年政坛上一颗明亮的流星，很快升起，划过天空，很快陨落。

张佩纶（1848年11月24日-1903年2月4日），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县齐家坨人（今河北唐山丰润），晚清名臣

李鸿章当时搞洋务，碰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的士大夫和老百姓普遍并不接受走向现代化。比如修铁路，老百姓，也包括官员们，觉得蒸汽机车是怪物在大地上行走，会把祖先的亡灵惊醒，很可怕；并且修铁路要征地，会涉及土地收购动迁，还有坟墓搬迁，这在当时，不被老百姓接受。

现代化的过程是个说服的过程、展示的过程和大家逐渐接受的过程。而这些投资，一定会涉及政府投入、集资，这就会让人质疑主持这些事情的人是否有人品上的问题。比方说搞一个企业，那会不会借搞企业为名搞贪腐？轮船招商局办的是航运，那么航线运营中，主持招商局的人有没有捞好处？这问题很复杂。做这些事的人，在当时属于思想开通的，很多人就把他们骂成“汉奸”和“假洋鬼子”。从事洋务事业，很多人后来确实发了财，大家就会想，你就是“官倒”，你被官方的谁任命了，就在那里谋取私人好处，等等。所以这些人在当时都被视为“浊流”。

“浊流”的对立面就是“清流”。他们坚决反对贪腐，但是反对腐败和反对现代化，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当中是能得到呼应的。

在光绪初年，北京官场上出现了一批年纪很轻，很有仕途，能够坚持对各种贪腐进行揭发弹劾的翰林和言官，他们今天写奏折弹劾一个大员，明天朝廷就立马调查。因为慈禧太后当时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这批人的，利用他们去平衡制约朝廷中的腐败。在这些“清流”当中，大家今天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张佩纶，另一个是张之洞，当时“二张”就是“清流”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称为“青牛角”。“清流”勇于任事，也有过于倨傲轻狂的毛病，所以在官场上结下许多政敌。

在小说《孽海花》中，曾朴把“庄仑樵”（即张佩纶）定型为只会高谈阔论，临事却仓皇失措的人设类型，连张爱玲自己也相信这种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通过多年研究，对张佩纶逐渐形成了新的理解和评价。

张佩纶在光绪前期政治舞台上是个重要人物，他一生共娶过三妻一妾。原配夫人叫朱芷芗，第二个太太叫边粹玉，第三个太太叫李经璹——大家较多用她的小名鞠耦来称呼她。在朱芷芗和边粹玉之间还娶过一个妾叫凤姬。他连死两位太太，李鸿章还将女儿嫁给他，从前的说法叫“填房”。如果女人嫁人，连死两个丈夫，会被认为“克夫”，但在男权社会，并没有人指责丈夫，当年也没有认为是医疗水平或公共卫生上有问题，一般只能认命。

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生于1797年，做过安徽按察使，但死得早，家业是从张佩纶这代重新兴起的。他科举也早，23岁中进士，文章奏折都很漂亮，人也很正派，三个丈人地位也很高。张佩纶跟三个太太关系都非常好，有很多诗歌和和他们之间的通信都说明了这种关系。

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年龄比李鸿章父亲李文安还要大三岁，在1853年是安徽按察使，安徽省第三号人物。这时太平天国正发展到苏皖地区，所有的地方官都带兵去镇压，翰林院编修李鸿章也奉旨回家乡组织团练，当时本地的上司就是张印塘，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但不及一年，张印塘就生病去世了。后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和刚考上进士的张佩纶相见。张、李之间的称谓有点暧昧：张佩纶叫李鸿章“吾师”，李鸿章对张佩纶自称“愚兄”。按说他俩是平辈，但李此时是大官，从年龄上也比张佩纶大二十五岁，所以张佩纶自矮身份，也算一种客气。

1881年，张佩纶因母亲去世丁忧，李鸿章安排他到天津主讲问津书院，为他解决收入来源，也请他指导儿子李经述的科举考试。李鸿章关照儿子对张佩纶要称呼老师，但张佩纶坚持与李经述兄弟相称，不愿提升自己的辈分。等到张佩纶做李鸿章女婿以后，李鸿章又与张佩纶约定不要改称岳父，彼此还是以师生相称。这种自矮一辈的礼貌在当时人际关系中是常见的。

张佩纶的前两段婚姻

张佩纶前面的两个丈人中，朱夫人的父亲叫朱学勤，字修伯，担任过大理寺卿和军机处总办章京，经历过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发起的“祺祥政变”，又与同治一朝政治军事外交内政事务相始终，深得恭亲王信任，位不高却权位很重，也是外官链接中枢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为人低调，办事缜密，交友广阔。但朱学勤在张佩纶婚后四个月就去世了，他们翁婿交集的时间很短暂。

当年京官生活都很清苦，张佩纶曾说：“长安居，颇不易。京秩无不高寒，而敝署尤为清苦，俸钱最薄。盐关津贴，近俱未复，惟同年世好有外任者，相率为馈岁之举，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御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岂复可耐？”他还回忆：“入翰林，始娶于仁和朱氏，时余家甚贫，妇力而俭，亲执女工，烦辱之事，甚有矩法。事吾母五年，贫而不忧，虽妇之能贤，亦外姑马太夫人之教于家者豫也。”他所说的“妇”，即朱夫人，“外姑”即丈母娘。当年马太夫人嫁给朱学勤时，朱的经济状况比张佩纶还要窘迫，但却将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受此影响，芷芗作为大家千金，婚后挑起张家拮据困顿的生活担子，实在难能可贵。她从小受父亲钟爱，阅史博闻强记，凡历代谧法年号，背诵如流。朱学勤受恭亲王奕䜣嘱托，修订《枢垣纪略》，欲作《军机大臣表》，详查书籍资料，均令她办理。她乘闲考订清朝后妃封拜年月，朱学勤遂教她作《历代后妃表》，可惜最终没有完工。张佩纶在她病故后撰文怀念她对他的好。

朱芷芗为张佩纶生了志沧、志潜两个儿子。1879年6月24日，夫人朱芷芗去世。8月22日，新生女儿韵苏（小名簪儿）亦殇去。张佩纶在给六姐的家信中说：

弟妇体素健，年来家事棘手，颇形瘦弱，亦末以为意，而外姑处略有要事，仍须弟妇前往料理。三月初四，在朱宅因劳乏触动胎气，吐血而归，嗣后服药得愈。十八（日）生女后，尚无他恙。闰月慈亲（张佩纶母亲）病时增减，弟妇不能静养，以致满月后下床即头昏眼花。慈亲病革，弟妇勉强出屋料理身后事宜，并时至病榻前问视，触受外感，遂成脾泄，以致不起。计于归末及五年，艰苦同尝，持家勤俭，生前有见解与弟不合处……至今思之，实为弟之功臣。

第二任岳父边宝泉是张佩纶考进士的辛未科考官，做过陕西巡抚和闽浙总督。张佩纶娶边粹玉是在1883年3月，与朱芷芗去世相距四年。朱芷芗、边粹玉生前都没有留下照片，后人无从知道她们的相貌，张佩纶称粹玉“慈祥柔顺，惟体近弱耳”。

张佩纶和边夫人婚后一年，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1884年6月份离开北京，到1886年4月边夫人去世，两人分别近七百天。目前保留下来，张佩纶写给边夫人的信件有124封，我读过那些信札，一个男人能做到这样的是不容易的。前方战事紧张，法国就要开战，张佩纶安慰夫人：“兄现驻马尾，看山饮酒、静坐读书，较在省尤适。”边夫人在京生的孩子夭折了，也没给张佩纶说，怕他心神不定。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比写小说、编电视剧能想出来的还要凄美，还要动人。当时封建时代的官员，你若深入关注他们家庭间的这种书信，就会觉得真不容易。这就是我说家庭生活和大历史，研究这一时段张佩纶不为人知的家庭生活情况，有助于客观评价张佩纶在马江之战中的表现。

张佩纶还有一妾即凤姬，凤姬育有一子，名寿武。她本人在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即将离京前的5月27日突然去世。那张佩纶为什么还是离京了呢？这里我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甲申易枢及其背景。

1884年，清光绪朝发生了一次大的政局变动，起因是中法在越南的战争失利。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开始侵略越南北部，越南那时是中国的藩属，越南国王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派出军队。当时这两省的巡抚是唐炯和徐延旭，这两个人是“清流”推荐的，二人都与张之洞有某种裙带关系。

1884年春，前线失败的消息到了北京，朝中有人提出要追究推荐人的责任。当时批评张佩纶的，是“清流”中另一拨后起之秀。张佩纶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张之洞，另一个是陈宝琛。策划弹劾张佩纶的人中，有陈宝琛的妻弟王仁东（他的孙子是王世襄）。王仁东说动左庶子盛昱弹劾张佩纶滥保唐、徐，要追究张佩纶“滥保匪人”的责任，以及张的后台李鸿藻和恭亲王奕䜣，批评他们领导不力。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一直有很深的矛盾，抓住这个机会，4月8日，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易枢”，全班开革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班子，另行起用礼亲王世铎领衔的新团队，并命军机处有紧要事情，与醇亲王奕譞商量。这在近代史上是件非常大的事件。对于撤换恭亲王，张佩纶公开发声，企图挽回变局却未成功，但在当时官场，是很有胆量的。不久，清廷又将前一时期在政坛上十分活跃的“清流”吴大澂、陈宝琛、张佩纶，分别会办北洋、南洋和福建海疆事务。对于奉派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觉得前景存在巨大风险。他曾致函李鸿章，希望李帮忙筹划，将他与会办北洋海防的吴大瀓对调。但李鸿章无法运作，张佩纶只能走上危险之程。

事后张佩纶曾对边夫人说：“深悔五月间不借凤姬事托病不行也。”当然在真实的政治环境中，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他若以小妾故世而不赴前敌，恐怕即刻就被政敌攻击、身败名裂了。所以张佩纶出发的时候，心情蒙有另一层忧郁。

张佩纶行前，边夫人已经怀孕待产，这使他放心不下。6月16日，张佩纶刚刚行抵天津，即作家书：“昨夕乃展转不得寐，儿女情长，此亦发于自然，不必讳耳。现拟廿八放舟，相去日远。我于家事向来胸襟开阔，不甚介意。但望妹善自珍卫。儿辈安心读书，即兄远襄更慰矣。”

同日，边夫人照管下的志沧、志潜，也用歪歪斜斜的稚气笔迹给爸爸写信：“儿于本月初八日接读手谕，十九日又接读手谕，三十一日又接读手谕。母亲现服调理药耳，此时饮食稍增，尚请不必悬念。边师已还，未注明命笔问好。儿等时时刻刻无匪（非）用工。”张佩纶对信中错别字做了记号，并留言：“时时刻刻无非淘气。”“以后将所写字十日一次带来。我已托黄老伯管潜儿，许老师管苍儿，二哥哥兼管，须小心。”你看，这么一个严肃出征背后，人家这样写信。这些家书，将一个在外叱咤风云的男人对夫人孺子的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佩纶与儿子的书信

就在同一天，北京名士李慈铭也在写日记，就是后来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他在日记中提到，“陕西巡抚边宝泉者，汉军旗人也。亦巧宦而不学，与南皮同年同乡。夙相樛坿。丰润（即张佩纶）因娶其女为后妻，而女丑甚。（佩纶）初娶吾邦朱修伯大理女也；昔年丰润之生母死，旋又丧妻，未及小祥，娶一妾，惑之甚。及服揆而娶边女，边女既陋，丰润不礼之。”

李慈铭为什么要把这话写在日记里？因为他的弟子樊增祥外放陕西宜川县令，恰好张之洞在甲申易枢后调任署理两广总督，过京时邀樊加入幕府。这个举动触动李慈铭的神经。其实张之洞同治六年任湖北学政时，樊增祥中举，他对樊的文字颇为赏识。樊增祥见张之洞后获得指点，他们本来就是熟人。后来樊向李慈铭请教学问，李就觉得张之洞是在跟他抢弟子。他在日记中说：近日张之洞、张佩纶两个坏蛋“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恶余之力持清议，深折奸盟，二憾相寻，欲致死力于我”。以当时刚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甲申易枢”事件，李鸿藻被逐出中枢，张之洞旋而调署两广，张佩纶外放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对于未来前景，二张心中各有忐忑盘算，却都不会想要拿李慈铭做对手，李慈铭也从来不是制衡二张言行的“清议”。李慈铭却把自己放置在既重要又受虐的角色，将牢骚怪话悄悄写入日记。他确实不知道就在他骂张佩纶和边夫人关系不睦的同日，人家在那里写情话呢。

张佩纶到福州后，天天向北京拍电报报告军情，催讨援兵。7月17日，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乘军舰进入闽江，张佩纶再次请示采取行动。主政的醇亲王私下询问翁同龢，张佩纶连电，甚为焦急。衅不开不能截击，衅既开彼已深入，应当怎么办呢？翁也束手无策，只是安慰醇亲王“勿过焦劳”。18日，李鸿章电告张佩纶，法国驻天津领事林椿密言，公使巴德诺及孤拔与外交部商定，通牒限满即攻打马尾船厂。若中方允将船厂作抵押，可免法方动兵，将来中法谈判定约后交还。19日，清廷派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往上海与法使谈判条约。总理衙门大臣周家楣电张佩纶：“醇邸属阁下珍重，勿蹈险。”张佩纶则电复李鸿章：“公乱矣。宥电无旨，不敢议，纶亦不告诸公，即日至马尾。”他连夜冒雨乘船，20日清晨赶抵马尾，部署迎战法军。当时无论福建全省设防备战，还是船政的卫戍，首要责任都在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以及福州将军穆图善，张佩纶只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手中还持有醇亲王嘱其“勿蹈险”的密电。但他认为形势危急，责无旁贷，亲率海陆军与法军对峙。此时法军尚未准备开战，故双方在互用火炮瞄准的紧张状态中度过了惊悚的一天。

醇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让张佩纶退回福州，李鸿章提醒他要预留后路，他都不为所动。8月23日，法军对福建海军发起攻击，福建所有军舰在十几分钟内被法国击沉击伤，当战局真正发展到两军决战的时候，其实就看军人本身的作战能力了。但当时人和后人很少检讨海军为何不堪一击，却将失败责任全都归结到张佩纶身上。张佩纶被流放张家口整整三年。

1885年6月3日，张佩纶抵达张家口戍所，粹玉也知道了夫君被革职处分的消息，日夜思念成疾。他又给边夫人写信，说我36岁做到这么个官，是我自己得来的，我自己丢掉并不觉得可惜。夫人不要为我抑郁，你要吃药，要宽心，买几盆鲜花或买几尾金鱼以消遣。这就是一个官员所谓家国情怀中的家和国。我们以往常常只看到“国”那部分，且不说那部分是否描述准确，从没有看到“家”的部分。这是一般写政治史，包括写战争史的人都疏忽的一部分。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毫不介怀”，这是张佩纶对于官场挫折的自白，真正展现出这位“清流”的傲骨和耿直。可是边夫人却没能从丈夫的慰勉中调解出来，她在忧郁中病情加剧，1886年4月11日在北京去世。

甲午战争时的家族内斗

1888年张佩纶结束流放，前往天津。李鸿章安排他到书院讲学，又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张佩纶被李鸿章选为女婿，一定有被看中的理由，否则一个死了两回老婆，并且本身还犯了“严重错误”，流放三年刚刚才释放的男人怎么会被选中？

张佩纶1888年的11月16日娶鞠耦。他在日记里说：“就婚合肥师节署。内人廿三岁，师之爱女也。”婚后他在日记里写：“鞠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鞠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雨前（茶叶）瀹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兼，兰骈小坐，遂至夕照衔山时。”张佩纶与鞠耦感情甚洽，过着平静的生活。

鞠耦

他们住在直隶总督行署后院的兰骈馆里。兰骈馆之得名，他曾作《兰骈馆记》解释，文意大致是说，菊耦屋中，养着百盆兰花。1888年8月21日，有一花盛放，清香悠远。当初菊耦出生时，也有兰花开放，这次是什么征兆呢？原来是我乘轻舟来天津谒见傅相。待到结婚，就将居所命作“兰骈馆”，蕴含着伉俪情深的意思。《易经》中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我二人也希望是这样啊。

后来，李鸿章亲笔书写“兰骈馆”，悬于屋中。张佩纶对此又有新解：“适得秋江史所藏《兰亭》，乃定武肥本，有阮文达跋，合肥有神龙本，乃王秋坪所藏者，覃溪先生书《神龙兰亭考》于后。两美必合，皆稧帖之佳者。而南阮北翁聚于一笥，亦佳话也。”这样解释“兰骈馆”——收藏两部《兰亭帖》，成双的宝物，也是很贴切的。

张佩纶认为，既然做了李鸿章女婿，从“清流”变成“淮戚”，就只能韬光养晦，不能再去做官。他若欲东山再起，别人会有更多议论，他决意就此隐晦。但真住进李府，他与李鸿章的沟通却不如过去。他曾私下表述：“合肥相对三年，既不欲谈时政，每至同坐词竭，此外可谈者少。”又说：“纶枯闷无憀，以极爽快之性，而强之处极委曲之地；以极孤冷之性，而强之处极烦嚣之地。此三年中，视塞上三年，尤觉逼仄，竞不知造物何意弄人。”这种苦闷，并不为外人所知。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有意请张佩纶参与军事谋划，但张佩纶不愿与李鸿章儿子李经方及深度参与北洋事务的盛宣怀为伍，一直推脱。而李经方又与盛宣怀谋划，买通御史端良上奏，称革员张佩纶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9月10日，光绪帝下谕，着李鸿章即行驱令张佩纶回籍，毋许逗留，将李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演化成将张佩纶逐出天津的闹剧。

16日早晨，张佩纶长揖向岳父辞行。“谓公请专意军事，勿为小人之言所误。”今后“非奉旨不再来署，师生翁婿从此为别，竟未敢定再见之期”。

同日，清军在朝鲜陆路战场遭受败绩的电报传到天津，万余人马据守的平壤陷落，统帅叶志超弃城狂逃至安州。17日早晨，朝廷讨论军情的会议上，定议向光绪帝建言：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请拔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或交部严加议处，恭候钦定。皇帝选择拔翎褫褂。所谓三眼花翎，是用三枝孔雀羽毛做成的官帽装饰，相当于欧洲国家最高等级勋章。有清一代，获赏三眼花翎者，除少数王室成员外，满大臣仅四人，汉大臣唯有李鸿章，这是本年正月初一为庆贺慈禧太后六旬大寿特颁的旷世恩典，现在剥夺，是巨大的处分和羞辱。下午一点半钟，上谕发下，而此时千里之外的黄海大东沟海域，中日两国海军主力的决战已经打响。

18日下午，李鸿章二公子李经述去看望张佩纶夫妇，告知平壤失守、黄海战败和李鸿章被拔翎褫褂的噩耗，鞠耦立即回府看望。父女见面时，李鸿章却惦念刚被驱逐的女婿，说他素来刚直，我劝不过他，你要他给京中李鸿藻和其他朋友写信啊。鞠耦说，高阳如有权力，不致书也必无事。其他朋友多为词人墨客，如此急难之际，致书无济于事，徒伤品行。张佩纶后来评价说：“闺人见理甚明，年未三十遭此难处之事，合肥闷恨万分，竟能委曲开慰，良为可敬。”鞠耦心细，还注意到从前李鸿章常到兰骈馆一起吃饭，如今只能在签押房自食。“近来食少事烦，已形衰惫，经此变态，更是食不下咽，此生生要老翁性命而已。”国事堪危，家事不宁，李鸿章处在这种困顿无措的局面中，情何以堪。

这些都是张佩纶和李鸿章家族的私人生活信息，以往不为史学家知悉，而我们了解了这些，才能对当时的局势，人物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以及波澜壮阔的大历史，有真实的而细致的了解。

张佩纶搬到哪里去呢？他想到南京有好朋友张之洞在做两江总督，但此时的张之洞已不是十几年前的张之洞了，他跟张佩纶商量，你是被皇帝赶出来的，你搬南京，人家感觉我跟你关系很好，最好还是不要过来。张佩纶愤然说，我就住到南京，但是他和张之洞就断绝了关系。

张佩纶的子女

前面提到，朱芷芗为张佩纶生了二子一女，女儿出生未久就殇逝了。边粹玉生育一子，亦是未能存活。凤姬生有儿子寿武，2岁左右病逝，张佩纶曾写诗悼念，诗中透露他出行前与凤姬的生离死别，也透露出寿武出生时他奉旨赴陕查案（1883年9-10间事），此后他赴福建，与儿子相处时间，前后不过短短半年。在国事动荡的岁月里，“草草父子缘，瞥若风萍聚”，令人嗟伤不已。

张佩纶与鞠耦成亲后，前六年寄寓天津直隶总督衙门，1895年移居南京，至1903年初张佩纶去世，资料显示有六次生育。

1895年7月，张佩纶在南京得子，取名补儿。上年张佩纶被逐出天津李鸿章府中，10月底梦见拙庵和尚，表示愿意随他南下游览。孩子出生后，张佩纶梦见已故十余年的哥哥张佩经送一僧人进入房间。孩子出生十二天后遽然去世，他又梦见一个和尚辞别。所以他怀疑补儿的魂魄被拙庵带走了，这个孩子是有来历的。“不劳佳客听啼声，已觉聪明是夙成。岂料吾家千里足，空中天乐早来迎”，对自己也是一个安慰。

1896年底，鞠耦又生传儿，李鸿章为他起名志沆。张佩纶说：“金陵偕隐，幸得麟儿，于愿已足。”鞠耦也说：“冀传孙他日有所成就，稍吐父母抑塞之气。”她请父亲为志沆亲笔写红纸联幅以留纪念。但这个孩子在次年7月去世。李鸿章获悉后，写信安慰女儿：“传孙之殇，可为长太息者，汝夫妇心绪可知。天下万事，莫不有命，岂可以人力强争？”

1898年，鞠耦生张志沂，张佩纶向岳父报喜：“世妹于今日得男……儿颇敦实，世妹亦甚平稳，堪以上慰系注。”

1900年，菊耦又生儿子阿当，1901年春天去世。阿当殇时，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国家正深陷危机，张佩纶人在北京，无法顾及家眷。他给军机大臣鹿传霖写信说：“光绪二十一年以来，共殇三男。气为之馁，岂不达哉。命不如人，无可如何也。”古时孩子未到成年就死去称“殇”，“共殇三男”，指补儿、传儿和阿当。此外朱夫人所生长子张志沧，1898年去世。

此后，1901年，菊耦怀一男孩，小产。次年又生女儿，即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我们把张佩纶生育的子女列一张表，可以看到，他一生至少有12次生育，但成年的仅四人，其中张志沧23岁去世，有一孙，也在半岁夭折。此外，大家熟悉的还有张志潜和张志沂。张志潜整理出版了《涧于集》和《涧于日记》，他的后人，张恭庆院士和张恭慈、张怡，将张佩纶家族的各种史料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张志沂的女儿是著名作家张爱玲。

那时候的婴幼儿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呢？

在20世纪之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原因是什么？高出生率是由于缺乏避孕手段和节育的考虑，计划生育的概念和种种方法都是20世纪40年代，科学昌明以后的事情。高死亡率则涉及卫生医疗和公共环境。我们中国现代意义上妇婴保健的概念，也是在20世纪才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把妇女保健、推广助产士、淘汰旧时接生婆等制度推动起来，随着整个社会对于市政建设和公共卫生的高度重视，随着医学临床技术和现代药物学发展，母婴保健和婴幼儿存活率得到根本改善。在此之前，生育对妇女来讲就是到鬼门关上走一次，很可能造成产妇的死亡，更不要说孩子能否存活下来。这个情况还不完全是中国一国，人类社会普遍都是这样。在1640年代，英国人的期望寿命是32岁，法国人在一岁内死亡的死亡率是25%。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也未曾真正改善。

举个例子，像李鸿章这样的达官贵人，他的家庭条件相对百姓要好很多。1892年1月4日，李鸿章二公子李经述的第五子去世，这年李经述才27岁。一个月后，2月3日，李鸿章举行了隆重的七旬大寿，次日，14岁的小儿子李经进却病逝了。这个孩子。气质敦厚，中西文字渐能通晓，跟随著名学者范当世学习作文。李鸿章在给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进儿本弱，猝患温症，三日而亡，适值初六酬客彩觞，不无缺憾。暂厝义园，少缓应令归骨故乡。”虽然老年丧子，但李鸿章似乎并未过于悲戚。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日本驻华公使大鸟圭致函慰问，他答复说：“本大臣忝膺重寄，自卑至以童孺之戚，有损天和。”“日来治事见客，一切如常。”在那个时候，孩子的夭折实在是太过普遍的现象。

中排：李经迈、李经述、李鸿章，后排：李国杰夫人、李经述女儿、李经璹、李经迈夫人卞氏、李经述夫人孙氏，前排：李经述四子李国熊、三子李国熙、二子李国燕、长子李国杰

李鸿章和第三个儿子李经迈的合影。李经迈1876年出生，两人相差53岁

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和女儿李经璹（菊耦，1866年出生）

由于缺乏大数据的样本，历史人口学对于死亡率，尤其是少年儿童乃至婴儿死亡率的研究很不充分，学者们找寻家谱和年谱进行个案分析，这种家谱年谱，反映的多是缙绅家族和富裕家庭，贫民和流民子女的死亡几乎是无声无息的。从前上流社会妻妾成群，我们往往看到大家族有众多子女，但夭折婴幼儿童也常常未被记录，比如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在家中被称作“三爷”，而他前面的哥哥寿武和志沆，就消失在家族记忆和祖先祭祀，乃至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因此，仔细阅读张佩纶浩瀚的私人信件，辅之以日记和其他史料，重新梳理出他的生育编年，对于清代人口学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案例。

通过阅读张佩纶家藏书札，我找到其生育状况的新材料，对清末妇婴保健状况也窥得一鳞半爪。这些史料，对于清末出生率、存活率和死亡率等人口社会学研究，是重要和有益的补充。也体会到，只有在20世纪之后，随着整个社会对于市政建设和公共卫生的高度重视，随着医学临床技术和现代药物学发展之后，母婴保健和婴幼儿存活率才得到根本改善。

我们把人物的具体生活细节放入大时代的视野进行观察，能够看到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这样对于历史研究，就更加生动、真实，也能感受到今天两个文明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