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仅限于人类的故事吗？丨唐纳德·沃斯特

​本文为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和约翰·R.麦克尼尔等人编著的《世界环境史》撰写的中文版序。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荣誉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环境史学的创始人与权威学者之一，剑桥大学“环境与历史”系列丛书主编。他于2012年入选国家外专局“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项目，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曾获2004年美国环境史协会杰出成就奖、2009年苏格兰文学最高奖、2012年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等重要奖项。

近半个世纪以来，史家都力图将非人类世界和整个星球的研究纳入帐下，这种努力已取得了极大成功，但一些执拗的反对也令人沮丧。例如，有一位傲慢的年青历史教师就认为，澳大利亚的火与历史风马牛不相及。“森林起火了，就该去找消防员，”他自负地说，“而不是历史学者。”又如一位学界耆宿，由于多年来反复阅读同样的古文献而“不见森林”，他抱怨说：“我认为到了现在，空气污染才可以被称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真实评论。

有些人一直都不明白：火跟税收和城市化一样，对地球及其人类居民一样重要；空气污染比帝国的历史还要久远，而且它每年仍在让数百万人死亡——大概比战争杀死的人还多。

还有那位著名的牛津历史学家，到20世纪80年代仍在谈论那种“常识”——世界历史仅限于“人类”的故事，其任务是把人类的成就、苦难和幸福编纂成一部进步史。“我们都知道狗和猫没有历史，”他开玩笑地说，“但人类却有。”但他知道的常识其实是一种谬见，并且非常武断和偏狭。狗和猫当然有历史！

就个体来说，它们像人类一样出生、成长和死去，而且它们有学习、适应和演变的能力。作为一个物种，它们拥有一部群体史，比我们自身的历史还长，而且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相互影响。它们已经在这个星球上演化了数百万年，其驯化的历史都有数千年之久了。拿猫来说，依照最近的考古证据，在中国，猫跟人共处一室的时间长达5000多年，而马、猪、蚊子和大象也早就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了。

不只猫猫狗狗，岩石、大海、森林和草原都有历史，它们与人类相互独立又被人类形塑。我们这些有机物和无机物又一起构成了这个星球的整体，无法被区隔为人类与非人类这样的类别，或进步与非进步这样的等级。这种见识，虽不被一些人理解，却能令历史为之一新、为之丰富，《世界环境史》的篇章就是其完美证明。在半个世纪前，这样的内容无法成书，这样的作者多无法跻身史家之列，仅凭这一点就十分令人鼓舞了。

如今我们开始明白，“环境”主题正是历史之基，它是政治、文化、社会运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世界史本身也是相对新颖的概念，它推动学者们走出民族国家，并越来越走向环境模式，为“文明”的兴衰提供广阔的物质背景和理论框架。

对世界史而言，不同学者肯定有不同的定义。对我来说，这个词只能是地球史的别称，它一直在被现代科学知识所界定和诠释。我的这个观点，依据的是该词的常见用法。《新牛津美语辞典》明确把“世界”解释为“地球，包括其所有的国家、民众和自然样貌”。《韦氏词典》将“世界”定义为“地球及地球的所有人与物”。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选择书写这个世界的某一小部分，但我们应该始终将世界史视为地球这颗行星的历史。

尽管世界环境史最近才开始出现，似乎是一时风尚，但它作为一种思想实际发端于200年前，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伟大地质学家和演化史家，包括查尔斯·莱尔和查尔斯·达尔文。它源自那些革命性的博物学家所倡导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过去是生物与环境、人类与其余的自然界互动的故事。

如果没有莱尔和达尔文发动的哲学和科学革命，很难想象之后会出现如H.G.韦尔斯、阿诺德·汤因比、威廉和约翰·麦克尼尔以及大卫·克里斯蒂安这样优秀的世界史家的著作。拿威廉·麦克尼尔来说，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人类之网》一书中，他明确使用达尔文的语言来总结他眼中的历史。“人类的历史遵循更大的演化模式”，他写道，这让我们相信“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完全是一部自然史，无论它有多么特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的确确属于这颗名叫地球的行星，并且是支持我们的生物圈的一部分”。

演化、选择和适应是自然法则，但这些法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世界历史（或国家的或本地的历史）定义为对环境、气候、技术和社会组织的一连串复杂相连的不间断适应。有些适应可能存在超过数百万年，如蟑螂的触须；其他的则极为短暂，只持续一两代，短的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喇叭裤或上海咖啡馆里的古驰包，新鲜劲儿还没过就被淘汰了。这个故事中没有神创，没有进步叙事或包罗一切的天命，看不到终极目标，只有不停的变化和适应。

这种新史学的核心是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后者长久以来与史家的世界分隔两岸、遥遥相望。这种说法还比较含蓄！科学往往被视为大敌，就如打到门口、危及“人文”圣殿的野蛮人一般。这种做派对历史写作真是莫大的损失。它令我们的想象力枯竭，让我们在解释变化的时候往往哑口无言，使我们黔驴技穷，削弱了我们的影响和公众支持，让我们像15世纪的欧洲人一样落伍（他们仍固守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见识），而此时一班卑微的海员正外出去发现一个新世界，一个尚有一半疆域等待探索的浑圆星球。

自然科学也因这堵知识之墙而受害。它们是在没有充分认识自身根基的情况下发展的，这种根基包括令科学得以在现代诞生的物质条件、其工作后果所带来的道德责任、不可避免的人类知识局限、非定量数据的极端重要性——它们大多埋藏在档案和图像中，历史学者非常熟悉并可以提供。

就提升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而言，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彼此。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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