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打工、内卷、狼性、过劳，加速时代的我们幸福吗？

2020-11-23 18: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 remix教育编辑部 remix计划

Remix教育策划的【深场】系列直播沙龙，11月14日首期邀请了社会学家严飞老师、知名经济学者陆铭、创业媒体人叶铁桥，围绕“打工人”话题，讨论过劳时代、阶层固化、零工经济等话题，本文为讨论内容。

【嘉宾介绍】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导。专注于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文化与治理等领域，著作《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学术畅销书《大国大城》作者。

叶铁桥

资深媒体人，原中青报首席记者，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后转型创立刺猬公社，在互联网内容产业及传媒领域拥有广泛影响力。

▶ 如何看待“打工人”流行的现象？

严飞：

“打工人”这个话题突然火了。在此之前大家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其实自己正处在每日不休、“996”、“007”的生活之下。这其实不仅仅是个人的疲惫和疲倦，更多的是一种群体的疲惫和疲倦。

网友创作的“打工人”表情包

慢慢地，大家意识到，原来自己变成了一种“社畜”的状态，每日不休地创造财富和价值，而这些财富和价值，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为自己所用。我们为资本、为雇主、为社会中其他人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价值，自己就像一个小小的生物，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

说说我自己的故事。我在读博士期间，写博士论文写得非常郁闷，苦闷之余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可以转换赛道，从学术的道路走出来，到大家都非常羡慕的投资领域、投行领域、咨询领域去做一个金融界人士、去赚钱。

于是我以回国做田野调查为由，向学校申请了很长的假期，加入了一家非常有名气的咨询公司，每天身着西装、打着领带，走在繁华的金融街里，变成了一个高级的、精英的白领。

这家咨询公司最为人所称赞的是，他们的 PPT做的非常的炫目，大家都引以为骄傲、纷纷仿效。为了做出非常漂亮的 PPT的表格，我每日的工作就是在表格的后台填很多很多数据，数据填进去以后，它会自动生成非常漂亮的表格。

但我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两种自由：

第一是身体上的不自由。每天朝九晚九或晚十，因为加班会有免费的晚饭、九点或十点下班可以报销打车费，这慢慢让我不自觉地开始加班。

第二是思想上的不自由。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书、交流、写作等等。用社会学家韦伯的话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被束缚在铁笼里面，变成了一个快乐的机器人。

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不断晋升，只会由一颗小螺丝钉变成一颗大螺丝钉。最后也许你可以成为合伙人，但是你还是一颗螺丝钉，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价值，而且会慢慢地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严飞新著：《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认识到那就是打工人的状态。

今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打工人”。

一方面，中国社会在过去40年的社会转型期里发生了巨大的进步，生产力不断提升，城乡转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物质、精神、文化各方面都日益丰满；

另外一方面，大家物质生活的水平不断提升，就会产生一个更高的预期，大家都非常渴望成功，并且渴望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成功。

我们创造一个企业，就希望集团融资、上市、变现，在企业里打工的员工都疯狂地想要财务自由。对自由的期待会迫使他们不断通过“996”、“007”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大家就会急速前进。

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加速的时代。

80、90年代，在单位制的状态之下，人们获得的财富资源、物资配给大体上是相等的，贫富差距并没有这么大。

但在2000年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化，社会福利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在市场经济当中获取了红利，获得了政策的倾斜。

财富的差距在20年之内越来越大，造成一部分在财富差距中被落下的人更加渴望获得成功。在这种心态之下，大家慢慢地、不自觉地会自愿成为打工人。

所以其实打工人不只是一种被迫的状态，按照资方、老板、领导的要求去做“打工人”，很多时候是我们怀抱着一个巨大的梦想和期待，自愿跳到打工的火坑里。

陆铭：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打工人”，我认为有两个事情值得一说。

第一，我觉得这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人们也觉得自己特别辛苦。我小时候有一部日本电视剧叫《阿信》，它以一个日本女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可以看到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人也非常辛苦。

《阿信》海报

到了香港的80年代，被捧红的很多歌星，都是草根群体，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香港的打工阶层的新生。

在经济发展特别高速的时期，大家会觉得如果我慢下来了，我就把握不住这个时代赋予我的机会。

大家不妨把打工群体受到关注这个现象，从正面和积极角度去理解一下。

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变成0了，大家可能就不辛苦了，但是你觉得那个状态会是你想要的状态吗？

其实我们现在作为打工群体，生活压力比较大、节奏比较快，这其实可能正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奋斗机会的一种表现，这是我今天想谈的第一个看法。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注重发展的速度本身，对于民生的关注其实不是很够。

陆铭著作《大国大城》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劳动保护的关注不够，对于廉租房的建设、社会保障的建设关注不够。当然客观来说已经在改善了，而且改善速度还蛮快，但总体来说，我们的关注度不高。

从企业层面来说，现在大量存在“ 996”现象，员工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却没有相应的加班补贴，实际上是违反劳动法的。

截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从我们收入分配的数据来看，我们的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偏低的。

在城市生活里，大家出现了紧张感，我们对于社会福利的渴望得不到满足，也体现为“早安打工人”这样一个社会心理。

在十四五期间，如果不出任何的意外，中国应该会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在前一阶段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总书记的发言也把民生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所以我想这些信息结合在一起，正好表明了中国处在快速转型的一个关键点，这使得我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方式，从原来单纯的注重速度，变成更加关注质量。

从原来我们只追求 GDP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到更加关注民生。从单纯注重物质上的丰富转变为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幸福感。

转型的时代正在到来，政府和社会也需要直面民众对于幸福感、安全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的需求。

最近总书记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到大家如何评判幸福生活，总书记说这是人民群众自己说了算。所以我想，接下来政府的执政观念可能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以前，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地方政府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比如推动投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但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各级政府要更多地以人民群众所认为的那种美好生活作为努力的方向，改善民生，让我们的打工群体能够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叶铁桥:

这样的词汇冒出来，是网络青年文化的一种表现。年轻人群体会把自己定位成这样的一个形象，背后有很强的社会公共意识。

做一个纵向的比较，在过去一二十年里面，早期关于年轻人的自我定位，说得比较多的是“草根青年”。这是一个比较积极、正向的词汇，它对应的是奋斗、打拼这样正向的认知。

201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词——“屌丝”，还上了人民日报。“屌丝”这个词汇，在社会舆论场里引起的反响比今天的“打工人”大得多。

2012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激发中国前行的最大力量》中使用“屌丝”一词

为什么会把自己视为这样一个不雅的形象？跟当时一拨那样的年轻人，尤其是像小镇上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多少获得社会财富的机会的人的生存状态有关系。

跟屌丝相关的那拨人——很有可能是80后的一代，后来就演变成为“佛系青年”。早两三年，“佛系青年”这个词是比较有社会穿透力的。

“打工人”这个词跟“屌丝”比起来高大上多了。“屌丝”可以理解为与“白富美”、“高富帅”相对应的称谓，是“穷矮矬”这样的形象。

90后的年轻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在年轻人的群体里面，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分界已经非常弱了。

对于现在的90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父母一辈可能就在长三角、珠三角那些大厂里的流水线上做一些重复机械的工作。

随着今天的互联网企业不断变大，投入的人力资源越来越多，工作也慢慢地变得越来越重复和机械，大家也称呼它们为“大厂”。

90后觉得跟他们父母在长三角、珠三角的那种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今天，大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把自己视为一个打工人的角色，把白领的状态做一些降维，我觉得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的循环，本质上觉得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改变。

今年的脱口秀大会中，李雪琴对北京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乘北京地铁大环线上下班，一圈又一圈，“宇宙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尽头”，描绘了一种打工人的生存状态。

它就是白领青年的生活状态，这是有焦虑感的。像李雪琴说的：她走的时候跟北京说再见，北京回一句，你是谁？

作为北大毕业生，她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要获得一席之地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这些词汇是这一代人在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时的自我标签化。

▶ 如何看待“打工人”这个词的流行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情绪？

严飞：

它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是一种大众的狂欢，或者是说大众的戏谑的一种景观。

其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一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打工人。

其实打工人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维度去理解：

一种维度是真正打工的务工人员，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滴滴司机、保洁阿姨、街边大排档卖早点的阿姨、还有小餐厅的老板、菜贩等等。这些城市的务工人员每天重复地工作，这是打工的状态，但他们从来不会称自己是打工人。

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财富不断累积、家庭的幸福整体度不断提升，城市的中产阶层或白领不得不延长自己工作的时间，甚至要牺牲周六周日、牺牲他们上洗手间的时间。

最新的一个讨论话题是“打工人”无法上洗手间。很多互联网大厂坑位非常的少，有的坑位都要计时，比如说你如果超过5分钟、8分钟，系统就会记录时间。所以“打工人”现在连上洗手间的这一点小小的自由时间都在慢慢地被剥夺。

这种状态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加速的时代、一个悬浮的时代。

在这样的加速和悬浮之下，大家都是没有根基的，大家都非常焦虑、焦躁。

他们焦虑什么？他们所焦虑的就是刚才陆老师从整个社会图景的层面向我们所展示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财富的累积和增长，但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都没有及时跟上。

这些城市的中产、白领阶层，会不断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不努力地赚钱，我可以负担起房贷和孩子的教育吗？如果我负担不起孩子的教育，不能给予他优质的教育，我的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他就没有办法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城市的噪音问题，养老问题，看病问题等等，这些社会福利保障问题都没有及时跟上财富的累积，或者说GDP的增长速率。

在这种深层次的中产焦虑之下，我们更加有理由不断为未来积累财富，为未来看病、孩子教育、旅游或者其他潜在的、不可预知的花销积累财富。这样的焦虑就会在整个群体层面产生一种共鸣。

前面所展示的加速时代之下，还有一种“悬浮”的状态。所谓的悬浮就是没有根基，大家都浮在空中。大家为什么会浮在空中？因为大家都特别地渴求成功。

我见过微信里有一些神秘的小群，叫做“自由了”。你只要加入这个群，不用说话，就在里面呆着。

突然有一天，一个群友在里面发：“各位群友我自由了，我退群。”他的意思是说他获得了财富上的自由，不再需要去打工、去朝九晚五地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换取薪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富。

大家都期待有一天可以默默地发一条微信，说“我自由了，我退出这个群”，进入到另外一种人生状态。这种自由的期待，会给很多人带来一个财富的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火车站、飞机场有大量的成功学书籍，告诉大家如何在极短的时间里面获得成功、实现财务自由。再加上一些投资界的神话故事，比如前段时间，瑞幸咖啡在极短时间内上市变现，虽然背后是不道德的操纵，但它可以在短时间里实现资本变现。

其实今天的互联网思维也是一样，大量的企业家梦想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财富的自由，投资人也期待他们的投资标的可以快速变现、上市，套取财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创业人、合伙人以及普通的员工，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快速致富、快速变现的梦想。

特别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企业里，我手上有原始股、有期权，所以我对未来财富变现有期待，所以我心甘情愿地认真打工。在今天这个加速时代，我觉得大家真的非常渴望成功。

陆铭：

我在若干年前读到过一个中美的比较：在美国，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是不是中产阶级？“其实很多人的收入并没有达到中产的水平，但他会说：“我是“。

到了中国来就反过来了，你如果问一个中国人：“你是不是中产阶级？” 很多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产阶级的人会说：“我不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心理的对比。

这说明文化对我们今天所讨论这个话题是有影响的。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积累里没有产生特别尊重个体价值的文化。

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觉得只要经济发展上去就是好的，但很少去想经济发展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GDP的增长数据，还是最后要让人民感觉到幸福？

企业实际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争取利润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争取利润的同时，没有充分考虑企业的商业伦理，个体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也使得个体始终觉得自己很渺小，在经济发展里没有充分的获得感。

“打工人”话题跟经济学中的一个现象有关。经济学里有一个词叫做“劳动收入占比”，就是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民收入中劳动者的占比。

从中国的数据来讲，我们的经济近20年快速发展的同时，劳动收入占比却大大低于其他比较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通的劳动者没有感觉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我们的个人收入里有所体现。

在一个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里，很难区分谁是打工者，谁是资本家。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是稍微有点储蓄的人，他很可能投资股票、甚至有一个企业。他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打工者，又是投资人。国外很多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把股份作为给劳动者的一种激励，鼓励员工跟企业同呼吸、共命运。这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下，人很难界定说我就是一个纯粹的打工者。

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去买股票，我们就是“韭菜”；我们去买债券，中国债劵的一级市场对金融机构开放，普通老百姓只能进入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我们去开企业，中国对于中小企业的保护，还有营商环境其实不太好。

最近这些年，我们对于中小企业创业环境的改善、金融的扶持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但是客观上，同时是打工者和企业老板的现象实际上并不多。把持股作为员工激励的企业也很少。

这几个方面能够得到改善的话，我想这种打工者的心态就会慢慢消退。

我们不能始终在经济发展里忽略个体、不尊重个体的价值；不重视民生；让普通劳动者难以分享资本的收入，缺乏投资渠道。

“打工者”这个词的流行反映出来的其实是“经济发展如何惠及普通民众”这个深刻的发展模式的问题。

▶ 日本畅销书《过劳时代》中，提到该如何对“过劳”进行界定的议题，“过劳”到底应该“归因于职场工作狂，还是归于雇主；归于制度压榨，还是归于个人的过度消费？”。如何看待由打工人衍生出来的“过劳时代”、“狼性文化”等话题？

叶铁桥：

我们处于一个加速的时代，竞争非常激烈。一个公司之所以能够在市场里存在，是因为它的效率至少能匹配得上这个时代、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准。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不但打工人很累、“996”，那些老板们更累、更“996”。看到过一个数据说，阿里的创始人马云一年在飞机上的时间达到800多个小时，这大概有一个多月。

苹果公司的CEO库克早上4:00起床，我自己是一个极需要睡眠的人，如果让我4:00起床，第二天的大脑肯定是完全转不开的。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内卷”？在我们这样一个加速时代，所有人都被卷入到这种洪流当中，你可能很难摆脱这种漩涡所带来的巨大的拉扯力。

严飞：

其实说到狼性文化，我们要回答的是：我们做的工作是不是自己真心喜欢的工作？

我也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为了一份高的薪资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还是去做一份薪资不高但自己喜欢的工作？不知道大家会怎样去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

理性选择背后其实不仅仅只是个人在做选择，家庭、亲戚朋友、社会、朋辈的压力等，都会迫使一个人做出并非自己最想做出的一个选择。

很多时候，人们很想追求自己内心的声音、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但往往会发现，人生充满了“无法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工作”的情境，只能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最受欢迎的自媒体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自媒体，而是官媒，类似于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人民日报最受欢迎的栏目是每天晚上的“夜读”。

“夜读”是一些心灵鸡汤式的文章，很多社畜、“打工人”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他们非常渴望需要去阅读这些文章以给予自己力量。而且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官方的、权威的微信号，所以会在情感认知上给予更多的慰藉，告诉自己：我可以在大城市里面坚强地“漂”下来，坚强地挺过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我们和人民日报后台的小编做访谈的时候，他说倘若到了时间，“夜读”的文章还没有发出来，后台就会涌入大量的读者留言，说“我们就在等这篇文章，不读这篇文章晚上睡不着觉。”

其实很多今天在北上广深、一线、一点五线、二线城市拼搏奋斗的年轻一代，他们很多时候是迫不得已选择了一份自己并不非常喜欢的工作，同时又面临着家庭的压力、生计的压力和漂泊之下的个体压力。

生活太压迫、太急速、太焦虑，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调侃，我们的精神状态需要有一个出口去宣泄，需要一种心灵的慰藉，来帮助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融入到快节奏的、加速时代下的生活状态。

所以“打工人”、“尾款人”和“凡尔赛文学”都是狼性文化下小小的缝隙，透着微微的光亮。

陆铭：

我觉得一个社会，到中国今天的这个阶段，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发展。大城市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在大城市里的各种优势，比如收入相对较高、就业机会较多、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等等。但是中国的大城市有几个？

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是中小城市。对于大量的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能做的是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的可能性。让每一个人能够有选择，并且能够活得有尊严。

其实我是个非常忙的人，我最近这一两个月，几乎每一天都从早到晚地处在工作状态。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这是我自由选择的生活。

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我们始终相信一点：如果一个人能自由选择，而不是有某种外在的压力逼他去选择一种状态，哪怕旁人的眼里看，他生活是快节奏、高强度的，但如果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一定意味着他现在的生活状态比他所放弃掉的那种状态更加舒适。

“那种状态”，比如说在农村，比较悠闲散漫；在小城市里，每天可以回家睡个午觉，吃个午饭，然后再去上班，两个小时后就可以步行回家。这种生活状态在你看来可能比大城市的生活来得更加的舒适、优雅，但是如果一个人放弃小城镇里的生活，进大城市打工，必有他的理由。

所以我认为不要把打工这个群体所面临的高强度、高压力妖魔化。一个社会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给每一个人自由的选择。

想到大城市发展的，在法律上、制度建设上、企业伦理上，你能够让他在大城市拥有安全和社会保障。

注意，我说的是企业的伦理，因为有的时候，哪怕有正式的制度，劳动者如果想去跟企业去对抗，他可能面临的是丢掉工作的境地。所以很多情况不能靠制度去解决，而要靠企业的伦理去解决。

不是每一个企业都一定要去挣那么多的利润，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员工的福利和有尊严的生活，然后再用员工的福利和有尊严的生活带来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创新能力。

但是如果有些人想在农村老家呆着，从社会角度来讲，也应该给选择在农村和小城市待着的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能够根据自己的个性偏好和能力，来选择一种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增加选择的可能性，以及保障每一个人生存的自由和尊严，是接下来整个社会，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个人都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叶铁桥：

在市场化的企业里，大家没有多少议价权。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公司的文化可能就是“996”、就是狼性的。在营造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同时，他可能在薪酬上面也是极具竞争力的。市场是比较自由的，你可以自由选择离开这个地方。员工在议价权上面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我觉得这才是今天“996”、“狼性文化”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企业其实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制度？通过剥削大家的劳动时间才能获得发展吗？

高强度的工作最终逼疯了大机器生产中的“螺丝钉”（图片来自电影《摩登时代》）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他们就是为了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为了保持一种就像阿里所倡导的“阿里铁军”的文化，让外界感觉到他们的战斗力，用一种精神气质、组织文化，来实现这个组织的进化和发展。

我觉得要摆脱这种状态，就像熊彼特所说到的，如果一个社会想要不陷入停滞，你就必须要去注入创新，注入企业家精神。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的大学能够做的工作。现在的 “内卷”，尤其在人才方面的 “内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这个岗位上的竞争力比较有限。不单是中国的大学需要进化、改革，全世界的大学可能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我们整个时代都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大学应该相应地做一些变化，以适应这个时代的脉搏跳动。通过让学生有更强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去摆脱“内卷”，我觉得是对整个大学体系的挑战。

▶ “打工永远难成神”衍生出阶层固化讨论。“国内社会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观点，同意吗？

陆铭：

如果子女和父母在职业上、收入上有很强的相关性，就会导致社会收入的流动性下降。

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看，我国社会的收入流动性在代际之间确实存在下降的现象，阶层固化现象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也是两面的。

比较消极和悲观的看法：一些低收入阶层、贫困地区，教育投资不够，他们获得优质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政府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觉得要给进城打工的农民群体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接受平等的、优质的教育。

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进城打工，如果孩子不到城里接受教育，一定会导致家庭分居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留守儿童现象。如果孩子能够进城接受教育，既能实现家庭团聚，又能够改善孩子的教育质量。

当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存在大量的人留守农村，教育水平、体力、个人偏好使他不愿意到城里工作。对于这部分人，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让农村地区的留守居民也能够过上体面的、幸福的生活。

但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一定程度的城乡差异，城市间差异和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差异，其实是合理的。你如果要做到绝对的均等，只有一个手段——回到计划经济。但是回到计划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动力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学者，特别希望大家在认识到阶层固化和收入差距这个问题的同时，也要理性和客观地看待这种现象的存在和成因，不能用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来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盼望，以为我们这个社会仅仅通过政府的干预，就可以让不同阶层完全消除不平等的状态，能够让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完全一样，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代价巨大的。

严飞：

其实阶层固化也好， “卷”也好，大家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卷”到底是人们主观的选择，还是制度原因迫使人们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我更多地把它归因于社会结构。

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讲，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社会结构从2000年的“倒丁字形”，慢慢发展为2010年的“土字形”。

200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全国的人口社会结构是一个“倒丁字形”，底层有大量的城市务工人员和农民阶层。2010年的时候变成一个“土字形”，原来基层数量非常庞大的城市务工和农民阶层变少了，越来越多的人向上流动，变成了城市的中产阶层。

我们相信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以后，土字形上面那个小横线会变长。从宏观的角度上看，城市的中产阶层是在增加的，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是一直存在的，这是宏观的角度。这一点从数据上来讲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从微观的角度上看，大家都有一种体验：一方面，确实我的社会阶层是在向上流动，我赚的钱比之前多了，物质的幸福度相比之前也是增加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很穷，我在主观上还是不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中产阶层。

这里出现了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主观的社会阶层认同之间的落差。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的贫富差距在过去20年里加速扩大了。对于普通人来说，物质的财富、家庭的财富增加了，但增加的速率和最有钱、最有权的前1%、10%的人相比，却是大大的落后了。所以相比较而言，他们的主观阶层感在下降。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越来越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来自于城市的中产阶层。甚至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还出现了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这比城市中产又往上拉了一个等级。

另一方面，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表示，自己的学习能力、社团活动和学术事业已经无法跟上这些城市里的孩子，因此感到非常自卑，害怕和别人打交道。

这些学生进入清华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进入这样的精英学校，也会产生落差，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和来自中产家庭的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或者仅仅追上他们。

清华学生在骑车时跑程序的照片掀起“内卷”的又一讨论高峰

所以我觉得阶层固化的现象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层面。主观上，我们会深深地感觉到巨大的落差。巨大落差之下怎么办？只能“卷”，对不对？你只能主动地选择去“卷”。为了保证自己追上别人，原来我付出5小时的努力，我现在付出8小时；原来3000字的文章，我写了8000字；我要不断和老师打交道，通过不断的拓展，参与很多社团活动、社工实践、学术交流等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能战士。

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动因推动他们这些精英学生去“卷”。其实也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叫“The Privileged Poor”，翻译成中文叫精英的贫穷，据我所知这本书的中文版正在翻译，2021年可能会推出。它描绘了精英学校里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

贫困家庭的孩子又分成两类：一类是家庭很贫困，同时又不愿意参与社团活动，他的视野也会“贫困“，对未来的期待会非常悲观。

另外一类的贫困学生是家庭贫困，但是愿意积极参与到精英大学的学术交流、社团活动当中去，他的视野是和精英学生、中产阶级学生是一样的。这样两类不同的学生，他们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不一样的。

推荐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有一个对比案例：两位二本院校的学生同时想考研。在考研的准备时间里，一位学生的家庭每个月会给他几千元钱的生活费，他不用担心自己的租房、吃饭、睡觉问题，全身心投入考研，最后考上了复旦大学。另外一位同学家里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要一边为了生计去赚钱，同时还要考研，最后失败了。

所以无论你是在精英学校还是在二本学校，家庭背景结构性的原因会导致命运的不同。

叶铁桥：

刚才严飞老师也说到了，现在寒门再难出贵子，中国的最顶尖的高校里面，现在来自于真正的农村地区，或者说比较贫困地区的生源，确实比以前少很多，这方面有很多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

高考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阶层跃迁的通道，如果寒门再难出贵子，说明高考的阶层跃迁功能大大弱化了。

学生进入到学校后，在人际网络、家庭背景、事业、认知等方面也会感觉到很大的落差。像“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等，就是一些典型的讨论。

从我们社会结构的整体上看，由原来的倒金字塔变成了现在的土字型，可以看到大部分人群其实实现了阶层的跃迁。为什么还会有“打工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其实是一部分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知识青年在认知自己的未来的时候，觉得前景灰暗，他们对自己能不能跃升到中产阶级存在焦虑，认为通过打工可能也没法做到，才会把自己视为打工人群。

今天自诩为“打工人”的绝对不是我们原来所认知的那种打工人，而是他们对生存境遇的自我嘲讽。

我们这个时代，除了高考这样的一个阶层跃迁的通道可能会遭遇障碍之外，其他的跃迁的通道是不是更通畅呢？我认为社会提供的其他机会变得越来越多了。

罗振宇去年的跨年演讲中有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我们今天走在大街上，我们不敢小瞧任何一个人。”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其实它就是一种跃迁的一个通道。

现在的互联网公司上市的时候，经常会有相关的报道，说制造了多少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对于这家公司的人来说，这就是财富上的巨大的跃迁。这种情况并不很少见。这些公司恰恰喜欢招“小镇做题家”出身，条件比较一般，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改变自己的家庭现状的人。

今天，阶层固化虽然有问题，但远远不如我们行政区划上的问题要大。在中国现在的超一线城市中所设置的障碍，并不是阶层的障碍，而是超一线城市与其他地区的障碍，我觉得这远远要大于阶层之间的差异。

陆铭：

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比如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阶层固化的现象，或者我前面称之为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有很多原因。

从社会公众心理的角度，比较强调制度上的原因。越来越多的教育的机会被精英阶层获得，家庭背景影响子女获得教育的机会，我认为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从资源的分配角度，在城市里工作、纳税的外来人口比例相当高。北京和上海外来的常住人口占到40%，如果我们看劳动年龄人口，上海劳动年龄人口里没有本地户籍的人超过50%。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北京和上海居住超过10年的外来人口占外来人口的20%。

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的障碍，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里面不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当然也就会影响到阶层的跃迁，影响收入增长的机会，影响到低收入阶层等一些相对弱势群体获得更加美好的未来发展的机会。

但我觉得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在过去3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种技术进步的倾向，经济学研究称它为“技能偏向型的进步”。

这种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有很大的分化，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非常大。大学教授、医生、律师的收入成倍增长，他们更多地享受了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红利。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教育水平不够好、技能水平不够高，在这场技术进步里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

在经济发展的机会惠及一小部分人的同时，社会的公共服务没有起到应有的均等化作用。

很遗憾，在我们的社会发展里面，中美两个大国都在公共服务应该起到均等化的功能上出了很大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有一些制度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医保制度，这就是奥巴马想改革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有比较好的自然条件优势，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多地享受全球化的红利，能够发展开放经济，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制度中，有两件事情没有准备好，这导致我们今天出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户籍制度。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发展条件，有些地方的条件好一点，有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就业机会。一个国家应该让不同地区的居民能通过人口流动去享受这样的机会。但是由于我们的户籍制度是阻碍人口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流动的，这就导致少数地区的优势、发展的条件，更多惠及的是本地人，这是制度设计上有待改善的地方。

另外，我们的公共服务分配体系也有待改善。公共服务应该是倾向于低收入者的。我们的低收入者大多是外来打工者，特别是农民工这个群体，但是在公共服务的享受上，恰恰是歧视外地人的。

不仅如此，最近这两三年时间里，各个地方出现所谓的抢人大战，把给户籍、给公共服务、给廉租房，作为吸纳外来精英阶层的一种手段。

我们在落户的积分制度里赋予教育很高的权重。如果你是初中生、小学生，哪怕你在一个一线城市里面居住、纳税很多年，你还是拿不到本地的户籍。这就使得我们的公共服务实际上并没有惠及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外来打工群体。

在经济发展没有均等化地惠及每一个群体的时候，在制度设计上，如再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制度、开放包容的城市发展的制度设计等方面，的确有待改善。

我希望在未来，刚刚提到的很多的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能够真正让“打工者”这个词成为一个调侃，而不是大家宣泄自己内心不满的表达。

▶ “三和大神”式零工经济，会不会成为未来就业的重要形态？

陆铭：

零工经济一定会大发展。这是技术条件带来的新变化。

比如家政服务员，过去没有网络技术，你需要职业介绍所，或者是长期服务一个雇主，换雇主非常困难。但现在，网络平台可以让今天你在这里打工，明天在那里打工。

并且，一个人可以经常换不同的身份——比如白天是打工者，晚上是淘宝店店主，这也都是技术变化所带来的。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让每个人把潜能发挥出来，就产生了像斜杠青年这样的词。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拥抱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至少在技术上面给我们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制度建设。技术一方面让零工经济产生，同时它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比如说零工经济下，我们怎么去认定一个人的就业状态，这个人的社会保障怎么缴纳？既有的制度是我们受雇于一个企业，企业缴一部分、个人缴一部分。如果是零工经济，社会保障怎么缴？是完全由个人缴纳，还是通过跟那些雇主分别签订劳动合同，每个雇主帮我缴一点？如果同时打三四份工，我怎么去认定我的雇主？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问题。

所以一方面个人的选择越来越多，技术的发展让选择多元化成为可能。但是我们的制度有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为新的现象提供更多的保障？

“打工人”的爆火背后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政府共同去解决。

我很希望大家都借着我们今天讲的话题，从个人行为的角度出发，对于这种社会性的现象能够有更深入的思考，来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制度的健全。

叶铁桥：

我认同陆老师的观点，零工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卷入其中。我们公司有同事的室友不上班，每天做的工作是录书上传到喜马拉雅，从这些平台获得收益，有时候也给一些网剧做配音等等；还有一些人写影评供给媒体，或者做一些比较间断性的工作。

我觉得这种状态会比较普遍地存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 “打工人”这种身份的一种抗争。

严飞：

对于零工经济，我觉得要分不同的群体。

一些人有正式的职业，在正式的职业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持之余，再去做零工经济，把它作为一个额外的收入。

还有一类人以零工经济为主业，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来自零工经济。

对于第二类人来说，我特别同意陆老师的判断，如何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待遇、五险一金等等制度建设层面，给予这个群体制度性保障，这才是未来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 如何平衡“打工人”调侃背后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