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70后作家徐则臣的乡土书写：到世界去

徐则臣

在国际视野下进行乡土书写和当代性城镇经验的书写，是五四以来几代作家共同面对的命题。以莫言、贾平凹为代表的一批50后、60后作家，将乡土书写推向了一个顶点。后来者该如何继续？70后作家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乡土”？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第一期在京举办，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乡土叙事、城镇经验与世界想象——以徐则臣创作为视点”。徐则臣是70后作家中第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其作品如《耶路撒冷》、《北上》、《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京西郊故事集》等，均获得许多关注。

《耶路撒冷》书封。

在现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作家梁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助理翟文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程旸、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助理研究员刘诗宇等对徐则臣的写作进行了评议。

丛治辰： 对乡土充满眷恋的70后

《耶路撒冷》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的长篇。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是，在这之前徐则臣的创作基本可以被明晰地分为两条线：一条是花街系列，也就是乡土叙事；一个是北京系列，就是今天关键词当中的城镇经验或说城市经验。这两个系列泾渭分明，一个花街，一个北京。但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这两个系列合流，花街和北京同时出现在一部大作品中，升华出了第三个主题，就是“到世界去”。

《耶路撒冷》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乡村和城市的问题。几十万字的小说，我们把它抽出来看，整个小说结构很像是鲁迅《故乡》的结构，《故乡》是大时代变迁时开始重塑乡村的故事。所谓乡土文学，一定是带着乡土之外的眼光讲述文学。徐则臣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同样是“返乡”的。大合堂的变卖，到后来不得已的拆迁，实际上指向了乡土生活的消退。这里有鲁迅式主题，但到徐则臣讲述的时候，里面的感情完全不一样，70后对乡土充满眷恋的情绪。

再回去看他的北京系列，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北京并不纯然是一个城镇经验，徐则臣写的北京永远是外来人的北京，我们过去用阶层去理解徐则臣的写作，但是拿《耶路撒冷》再回去看我们的理解就会发现，他永远在城乡关系中纠结返乡，或说还乡的病症，和在北京的大城市体验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说徐则臣的小说只是在讲述一个城乡问题的主题的话，未免太简单了。徐则臣的小说厉害之处在于，他用复杂的情节，把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人会发生什么，人的精神会发生什么，写得非常透彻和具体。当看到的城市化进程只是几个数字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城市化对于70后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徐则臣把它写了出来。

梁鸿：小城镇叙事是当代乡土经验的生活模式

小城镇经验，恰恰就是乡土经验在当代生活中的善变形式。这种小城镇叙事恰恰是当代乡土经验的生活模式，或者说作为一个作家把它叙述出来，我们看他的花街，为什么花街有生长性？因为乡土经验本身就是生长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特别着急我们的评论者，包括社会学家，一直把乡土作为非常固定的，就是费孝通《乡土中国》里面的概念拿过来使用，这种使用是不恰当的。因为经过一百年，难道乡土世界没有发生变化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代作家，我们这代学者，有义务也有责任重新界定一个概念，什么叫乡土经验，什么叫当代的，或者2000年以来的或者1998年以来的乡土经验是什么样，我们做一个界定，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作家，重新理解社会生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跑步穿过中关村》书封。

所以我们看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写的是一个地方的人来到北京，在这个意义上地方经验和所谓的公共经验、所谓的城市经验发生巨大冲突，也是我们所说的乡土经验和城市经验之间的冲突。但其实这恰恰是当代生活的最大冲突。我当年看《跑步穿过中关村》系列的时候，则臣写得非常仔细，每次在北大周边的租住区，卖碟的、开书店的那拨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轨迹、他们对生活的渴望，非常准确。他相当于记录员，虽然不是巴尔扎克式的记录员，但是把时代内部细节拥有的逻辑写出来，我非常看重这个逻辑。

为什么我说乡土经验已经发生变化？或者说从来没有绝对封闭的乡土经验，它一直是开放性、流动性的，如果我们作为学者或者作为作家，你知道这种流动性，就会发现世界是一体的，所谓视觉想象也是我们自身生活的想象，不是对遥远事物的想象，就是对我们自身的理解和发掘。

翟文铖：从继承五四传统到充满文化自信

我觉得一个更成熟的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价值立场，一个稳定的价值立场，对世界做出判断，尽管现在做出判断已经非常复杂了。但是我在阅读他最近作品的时候，特别是他提的口号“到世界去”，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在我看来“到世界去”就是他的一种价值观念，他早期主要是继承，继承五四以来的各种文化传统，到了这个时候，“到世界去”这个口号提出已经开始独立思考。我记得他评论《耶路撒冷》的时候说“我突然意识到回故乡之路同样也是到世界去的一个部分，乃至更高层次的到世界去。”到这时候他一下子把前面所有价值都疏通了，获得根本性的转变。

我发现“到世界去”一个最厉害的地方是把中西文化对立的界限隔开，充满了文化自信。当然这个背景和中国这几年国力的提高，我们这个国家文化不断自信是密切相连的，它是和时代非常呼应的，这个呼应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五四的时候胡适这些人主张中国文化全部西化，鲁迅尽管是讨价还价的策略，但是在价值上也对西方更为欣赏。那时候始终贯穿的一个东西是中西对立，一直到八十年代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徐则臣这个作品中，提出“到世界去”的口号已经拆除了这个壁垒，所以我们现在在徐则臣作品中看到有民间立场的，有知识分子立场的，还有充满世界的东西，这种价值主义立场的，这些东西搅合在一起，你没有产生违和感，为什么？因为他的气度变得更大，而且“到世界去”告诉你一条，在故乡中就能找到世界，这已经是寻找世界不需要到外国去找，而在中国也能找到世界，这种开放的气度是以往的作家不具有的，他和我们这个时代是紧密相连的。

程旸：史诗框架里的大运河的气质和诗意

徐则臣登上文坛，展现了大运河小说家的气质和诗意。然而到了他的《耶路撒冷》和《北上》的时候，他与汪曾祺、毕飞宇的不同就显露出来，我把它概括为史诗框架里的大运河的气质和诗意。汪曾祺的小说没有史诗野心，毕飞宇似乎也不在意这些，徐则臣把北京作为大都市的史诗转化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这个史诗性具有文学视野的全局性。

《北上》书封。

有些人觉得《北上》难读，有笨重感，我认为这是作品的好处，不单是写青年北上奋斗的小说，而是移动中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里面下的功夫很大。徐则臣用尽的功夫，很多年后做考证的时候恐怕得把作者的创作拿来好好读一读才可以。《北上》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震惊的，我没有想到他有这般雄心写关于大运河的历史和史诗，作者的野心主要不在塑造人物，而在展现大运河的百年史。

怎么把乡土叙事与城镇经验以及世界想象联系起来认识？仅仅从徐则臣的乡土经历谈，如果不从那里跳出来来到北京，那么他的小说是不成立的，会黯然失色不少。因为有了北京、世界，才大大激活大放光彩，这与徐则臣史诗性的创作追求有极大关系。

刘诗宇：城镇经验的文学化表达

为什么探讨城镇经验？城镇经验之于文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写乡村和写城市我们为什么要对立看？我们谈城市经验的时候一定再提出乡村经验、乡村叙事，它俩是对立的吗？在徐则臣的笔下，以他的作品为例，这个作为故事的主题肯定不是对立的，人从乡村进入到城市，我们把他从乡村写到城市，在一本书里可以出现两个东西，也可以只出现一个东西，它不是对立。我觉得是从故事的发生学的角度上来讲才存在对立。

举一个徐则臣创作的例子，在《北京西郊故事集》里面有一个幼儿猕猴那一篇，一个失眠症患者，有精神衰弱问题的一个人，他睡觉做梦就梦到自己变成一个猴子，像耍猴戏一样，脖子上有链子。这个链子是什么？其实是他生活当中的那个领带，他在工作中老板经常检查他们的仪容仪表，一旦你的领带扣松了就会提醒你，所以这个人总是下意识紧紧自己的领带，这个潜意识带到梦里。这个故事会不会出现在乡土故事当中？首先乡村可能没有领带，我们为什么要系领带？耕田要系领带吗？在乡村不存在，这就是对城镇经验非常好的文学化表达。

写城市的经验意味着作家能不能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最能够产生故事的那个孔窍，或者说缺陷也好，这是文学对于现实问题的一个回答。比如在《北上》里面涉及到大运河申遗的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乡村文化世界，我们定期要举行各种祭祀祭祖，这种情况不需要申遗，只有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城市当中，我们迫不及待忘记很多事的时候才需要申遗。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谈运河的历史，我们觉得从这件事当中能够生长出来一个故事，这其实是文学家对于今天社会的一个回答，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经济史、社会史，甚至在哲学史里面看不到的，这个东西恰恰是今天文学最可贵的东西。

城镇叙事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作家可能做得不到位，或者不起眼，这可能是我们的时间距离还不够远，一旦远了，很多东西自然而然浮现。徐则臣的创作肯定今后还会有很多，我也期待徐则臣在文学和社会的勾连上有更丰富的建树，文学可以更深入到我们真正生活的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