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性别︱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一次女性历史学者沙龙侧记

【编者按】：历史学研究中，性别视角的引入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每值“会议季”，国内历史学界也不乏以“性别史”“妇女史”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从世界史到中国史，从古代到近代，研究议题日益丰富，参与讨论的研究者有女性也有男性——但这类围绕学术报告展开的研讨会，仍以呈现学术研究现状和成果为主，似乎很少直面女学者自身所面临的挑战。历史研究如何关怀性别/女性，这个开放性的话题如何作答？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近两年组织的“女性学者沙龙”似乎开启了一个尝试。编者特邀沙龙组织者和与会者撰文，或许，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界在这个议题上有更进一步的探索。

“在我看来，谁带孩子、谁做家务只是分工问题，与性别无关。这次参会，我就把女儿带在身边了。”而立之年的学者于留振轻描淡写地说。他的发言收获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开完了一天的学术会议，会场上的人们显得非常放松，慷慨发言者有之，热烈讨论者亦有之。话筒在席间快速地往来传递，关键词只有一个：“女性历史学家”。

已入耄耋之年的美国学者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坐在我身边，认真地记着笔记。她的学术生涯，是五十年来美国女性史学家争取平权的缩影。

很多中国最具天赋的女学者当晚在座。她们毕业并任教于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和钻研，是她们参会的首要原因。但这一晚，她们的话题超越美国史，照进了一个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现实。

第一期女性历史学者圆桌，2019年7月23日，长春。左起：曹鸿、焦姣、石庆环、程早霞

“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女性史？”

十二小时前，在酒店最轩敞的会议室里，中美学者为这场盛大的学术会议互致开幕词。中方台上台下坐满了男性代表，美国方面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

茶歇时，中国老一辈男学者们谈及此事，并不觉得惊讶。他们纷纷猜测：“是不是文化、族裔这些领域，女性有天生的优势？你看这次会议主题就是移民和族裔。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的话，即使在美国，男的也应该比女的多吧？”

他们的猜测符合古老的性别逻辑，更符合传统史学界的所谓主次之分。

但不止一人发现，这次参会的女学者，很多都在研究美国政治、法律和外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余篇会议论文中，只有三篇聚焦美国历史中与女性相关的议题，论文作者都是男性。

当晚，面对这个奇特的现象，女学者们开始了自我剖析：“性别意识影响我的选题了吗？我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女性史？”

有人从家庭背景找原因，认为父母在家地位平等，自己也就忽略了男女之间的种种差异；有人觉得参加工作之前对性别所带来的不公现象缺乏认识，因此选题时就没有考虑性别的因素。

有人上溯到1949年，认为虽然某些传统观念依然制约着中国女性的发展，但在学术界，女性学者在选题时可以忽略性别，这本身就是新中国男女平等国策的成果。

但不止一位女学者坦承，开始工作、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自己对社会上、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有切身的体会。她们意识到，即使在男女平等的制度框架下，女性想要求得学术发展，还是会面临家庭与事业之间的抉择。生活中的具体挑战，促使她们重新思考女性意识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她们的追问，轻轻绕过了几个更隐秘的话题：在中国，谁塑造了美国史研究的主流？谁决定了历史研究生选题的高下之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又为性别意识提供了怎样的土壤？

直至论坛结束，这些问题未被触及。

“我是男性，研究女性史”

发言时，关注女性史多年的一位男性学者分享了他申请美国学术资助时的经历：资助方问他，你一个男生，为什么要研究女性史？

他觉得这个问题背后的刻板印象，制约了整个学术界的发展。不止中国，即使在美国，诸如黑人史由黑人讲述、女性史由女性书写一类的思维定式，仍在深刻影响着各大历史系的招聘行为和学术谱系。

他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美国当下的学术研究，广泛受益于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关于性别问题的反思。很多参会者认为，女性史、性别理论均可拓宽美国史研究的选题和视角，帮助中文世界加深对美国的了解。性别不应是进入该领域的门槛。

放眼当代美国史学界，性别意识的影响无处不在。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女神与男权、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性别角色，到种族政策里的家庭重构、折冲樽俎间的男女尊卑，再到LGBTQ群体的经历、跨国网络的性别属性、人与自然的雌雄分野，无不引入了性别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换言之，当代学者抛却性别而谈美国史研究，已经不太可能。

从几十年前的“男性主导”到如今的“平分秋色”，美国史学界这段移风易俗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1973年参与筹划首届“伯克希尔女性史会议”（Berkshir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or Big Berks）的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指出，当初很多男性史学家看不起女性史研究的成果，直到女性史有了自己的学术出版阵地，学术界风气才渐渐发生质变。

Alice Kessler-Harris与焦姣在2019年OAH年会，2019年4月，费城

今天，整个学术界的发展都因性别意识的普及而变得更为通达。正如凯斯勒-哈里斯所言：“思考女性史让你更聪慧，正如思考黑人史让你更聪慧一样。谁会拒绝求知的诱惑呢？在性别意识上固步自封，绝非明智之举。”

包括她在内的美国女性学者们历经关于性别的无数争论，来到此时此地。而在中国，类似的讨论才刚刚起步。

“我的成功”

1968年，凯斯勒-哈里斯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她把视线从故纸堆上移开，看到了窗外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被运动深深震撼之余，她回望自己以男性为主角的劳工史研究，毅然放弃论文出版计划，全心投入到女性史的写作当中。

那时的美国史学界，出版还只是找教职的条件之一，教学能力和服务能力至少与出版同等重要。凯斯勒-哈里斯“凭几篇论文和一部参编的丛书就拿到终身教职”。由于要照顾孩子，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她直到博士毕业12年后，才出版第一本专著。

与另一位女性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博士候选人邢承吉对谈时，她“替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女性感到难过，因为很多人到了必须考虑结婚生子的年纪”。这些年轻人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的压力，比当年大得多。

“要是晚出生20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获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可以慢一点工作，慢一点发表是件挺奢侈的事。”她坦言。

在当代中国，青年女学者们发表论文的压力不比美国同行小，面临的挑战却比后者更复杂。写作遇到瓶颈时，她们中的单身人士还要承受来自男同事的质疑：你做研究这么苦，是不是该找个男朋友了？是不是该结婚了？

而与此同时，很多导师也会善意地劝阻女学生进一步深造，警告她们高学历的女性容易成为“剩女”。一位女学者认为，这类观念把众多学术天赋极高的女性挡在了学界门外：“我认识的不少本科和硕士同学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学术研究”。

结婚之后，除了生育带来的压力之外，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也会造成麻烦。一位中年女学者直言，如果为了丈夫的工作牺牲自己的时间，她会觉得理所当然；但如果因自己的工作需要而对丈夫提出要求，她就会内心不安。

青年女性在选择学术道路时，少不了来自家庭和学术共同体的支持。婚后夫妻双方能否平等地分工合作，直接影响她们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效率；中国高校历史系在招收、招聘女性时的种种顾虑，也限制了女学者的发展和话语权。

在改变发生之前，中国女学者的成功，似乎依然无法与社会赋予她们的传统性别角色脱钩。

“历史性的一刻”

这场圆桌会议名为“女性历史学家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发起人焦姣、蔡萌、李莉希望借此创造一个新传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平台上，给女性历史学家建立一个彼此交流、共同发声的时空。

当晚的热烈程度超过预期，老中青三代历史学家都有出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一位管理人员发言时称，自己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

作为临时抽调出来的翻译，我坐在美国学者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和贝丝·贝利中间，尽力帮她们理解每一次哄笑、每一次鼓掌和每一个动情的陈述。最难翻译的瞬间，是女学者们对比中国各地传统性别观念的那一刻。她们笑着喊出“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我也跟着笑起来，只得简言之：“regional differences”。

一张张面孔的表情变化使她们着迷。这是白天看不到的表情，带着人们直抒胸臆时独有的灵动和热诚。当国际社会几十年妇女运动的思想成果遇到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新旧交杂的性别观念，中国学者当然有话要说。

在这个奇妙的场域，交锋自然不可避免。听到一位男教授宣称只要妻子喜欢工作，自己在食堂吃饭也没问题时，坐在我身后的短发女孩不假思索地反驳：“你怎么就想不到给她做饭呢？”

她的声音直率清亮，不响，但人人听得到。

第一期女性历史学者圆桌合影，2019年7月23日，长春。左起：梁红光、王睿恒、董瑜、焦姣、蔡萌、石庆环、程早霞、李莉、高岳。摄影：王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