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文化”的“雷”为什么被这个年轻人引爆了？

原创 维舟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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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洗稿风波，让“活字文化”卷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1月15日，“易潇雨”在豆瓣发出檄文，声讨自己原先任职的“活字文化”，称自己才是10月出版的《掬水月在手》一书的编著者，但书稿却被公司“洗稿”，自己最终既没有署名权，甚至也未得到任何报酬——因为她2018年11月开始投入做这一书稿时，都还未正式入职，原本是被这家出版机构董秀玉等前辈的“情怀”所感动才接下来的，零报酬，署名也只是口头承诺。

此事爆发后，至少在出版、编辑的圈子里看来已激起轩然大波。对这一事件，“活字文化”也随即在豆瓣上发表《<掬水月在手>出版过程说明》予以回应，补上了线索：“易潇雨”当初在交稿后就离职了，而接手编校的老编辑一看，觉得稿子不过关，组织人力重新改写，但却未通知已离职者；做好之后才跟人说，因为我们做了大量修订，就不能单独给你个人署名权了，因为那已经是集体成果（最终署名是“行人文化 活字文化 编著”）。

还有一位“小杨”写了《<掬水月在手>编辑参与者的一点多余的话》，则强调了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好几个编辑的努力与付出，对事情走到这一步感到非常难过，引述其他编辑的话说是“人心难测”，觉得双方只是“都缺少一次心平气和的、有理有据的、坦诚的沟通和了解”。

《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现署名“行人文化 活字文化 编著”。经此风波，在豆瓣上遭大量一星劣评，评分已低至3.9分

理论上说，写原创内容的确不是编辑的职责，所以很难说清楚这是委托作品还是职务作品。显然，“易潇雨”认为这原本应是委托作品，因而不给署名权就拒绝进一步沟通；而在公司看来，这是职务作品，因为所有素材都是公司给你的，我们有权随时决定到底署谁的名字。

豆瓣上的舆论，在这次事件中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易潇雨”维权，辱骂“活字文化”的老编辑们PUA的，不计其数；而“活字文化”一边的观点则很难得到支持。

事件燃烧至今，已不再只是一家出版公司的危机公关，而变成了编辑们的集体维权，诸如试用期六个月之类的各种用人不规范，在共鸣作用之下，被翻了个底朝天。

我并没有比别人掌握更多的内幕，也不是法官，无权裁决其中的是非，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一事件折射出什么样的心态变迁，为什么事件会引发如此激烈的社会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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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样的事，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一制度下权责不明。以往可能恰是因为“人好”，大家有委屈也不计较，但现在，你对别人的活不满意又没给够人家觉得自己应得的，那就只有上法庭了。

往深里说，这其实也是社会心态和文化行业转型的缩影。虽然这次是“活字文化”爆出，但远不是说同行的其它公司就不存在，相反，那更多是普遍存在的总体问题。就此而言，即便这次没爆，那也是迟早的事。

对老一辈编辑来说，“权责不明”原本不成其为“问题”。这就像一个大家庭里，彼此和衷共济，无须明确权利职责边界。老编辑和新编辑有点师徒传授的手工业风气，而非资方与社畜的剥削关系。有一些老派的编辑，一贯认为职务作品都是集体成果，甚至多少有点以署名为耻，对现在年轻人把一切都看作个人成果，要把文名带在身上的文化心理其实既不了解也不理解。

现在看1978年之前二十年里出版的很多书，都还会发现经常没有署名，而只有某个“翻译组”之类的集体署名。在当时这是常有的事，集体编纂、集体审稿被视为优良传统和“已肯定了的好经验”，个人不仅没有署名权，甚至往往连稿费也没有——1958年中科院对植物学家胡先骕批判的罪名之一，就是他居然“还争稿费”。WG时期，全国取消稿酬，直至1980年才恢复。

胡先骕（1894-1968），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1948年发现并命名水杉，同年入选中研院院士，也是普洱茶种命名第一人

在1949年后，各立门派的学术竞争被视为“宗派主义”，而强调自己则被看作“本位主义”，这些势力、私利均应消除，统属于正确领导之下，全力合作。虽然有一段时间还是承认个人研究的，故有“集体和个人并重”之说，但个人工作其实已渐渐处于次要地位。到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个人主义受到批判，“集体研究”也就成了唯一被肯定的方向，所有知识分子应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过渡到服从组织制定的集体研究中来。

老一辈知识分子是真心信从这些的。植物学家钱崇澍选拔陈守良等人追随耿以礼，即要求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跟随学习，随后加入编写禾本科植物志的几位，也都以此为榜样，只顾积极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书成问世，稿费1万多元，在当时相当可观，每个年轻人仅拿到百余元，也毫无怨言。其后耿以礼落难遭批斗，有人劝陈守良以稿酬不公，揭批耿以礼，但陈守良说她没有理由出来，因为不为名、不为利是自己当初许下的承诺。

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美谈，体现出一代学人的高风亮节，个人知识积累也毫无保留，否则属“知识私有”、“资料垄断”的资产阶级思想。公平地说，尤其在许多需要多人数十年合作才能完成的大部头著作上，这也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一些虽有价值、但市场销量不高的著作就很难开出稿酬让人不计回报地投入了。

这些还是“集体研究”或“集体创作”，而在编辑这样的行当，原本就更理所当然地觉得这些都是彼此团队合作的工作的一部分，虽已历经市场经济三四十年的洗礼，但整个行业的转型比之更商业化的领域要慢不止一拍。特别很多老编辑都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也不懂市场化机构的管理。

早些年，我一直将出版业看作是文化殿堂，直到前些年逐渐有机会和一些出版业的朋友接触、交流，才惊愕地发现这个按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行业，在商业规范上竟存在着许多问题，权责不明、口头承诺、人情关系大过合同约定的事，比比皆是。这些“雷”一直埋着，但现在终于被一个年轻人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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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之所以防不胜防，是因为老一辈早已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事，忽然发现，在年轻一辈眼里它变成了“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两种理念的冲突。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便在事发之后，“活字文化”方面可能也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因为出版界一贯以来就是这么做的。许多老资格的文化人也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盛年被迫重新进入市场，恐怕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以前那么做没问题，现在同样这么做却遭黑了。

然而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如今收入少、压力大、流动大，自己做任何一点事都是想要带走的，这有什么错？伴随而来的则是一种强烈的权利意识：不管我的工作怎么样，我事先应有知情权（你们要我做什么、是否要改我的稿子），事后应有合理的报酬和权利，不能容忍我的劳动得不到承认。简言之，“我要得到我应得的”。

这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现象。作家邓安庆在事后也曾回忆：

我2006到2011年这五年时间，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没有一家给我缴纳过社保，而且都是单休，工作从最一开始的六百到后面的一千八……年轻时代真是被压榨得够狠，那时却不觉得，认为有工作就很好。各家公司给我的感觉也是“你什么经验都没有，我们招你来都要教你，能发工资就不错了”的信息。

所以现在更年轻一代的，不能再忍受这种事情了。我觉得蛮好，就是应该说出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出来，一些想压榨的企业就越不敢胡来。企业是不是成长中，是不是不完善，应该是企业的事情，不应让员工承担后果。

确切地说，有这样问题的企业，往往并不是“成长中的不完善”，而是以往遗留下来的制度化问题——换言之，那不是“年轻经验不足”，而是“太老而难改”。

更进一步说，这也体现出中国社会的转型之难。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的很多项目，都需要集体合作，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外企文化都特别强调“团队协作”（team work），但必须强调的是：那是一种个人权责明晰的基础上的自愿协作，而非要求个体“不计名利”地投入其中，否则就不要惊诧有人质问，凭什么？

由此还可以反思，中国社会以往那种“集体成果”，除了个人屈抑自己权利诉求之外，真的效率够高吗？《中国植物志编纂史》曾说，这样一部历时数十年、80卷126册的巨著，“所谓集体研究，只是各自领其任务，各自编写，并未有相互揉和、渗透的过程，与过去个人研究并没有实质区别，且还出现新问题。”

相比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群星闪耀，被称为“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相互关联，各自对同一问题贡献和激发一些原创性观点，就能对个人和整个研究的突破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这样，虽然每个社会的个体天才数量都是恒定的，但集体天才则因社会的学习和关联水平呈现巨大的差异。

这无疑是全然不同的“集体”概念，“集体”并不以个体的自我牺牲为前提，反倒呈现出更强大的活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在年轻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一件好事，也只有在权责边界清晰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个人的主动性，在动态调整中爆发出整体的创造力。

原标题：《权责不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