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流动与链接：来华跨国商人治理与全球价值链重塑

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许多曾在昆明的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不得不选择返回国内，暂停生意。事实上，在疫情发生之前，这里曾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跨国商人纷纷抵达昆明，怀抱着淘金梦，想要大显身手一番。

从2015年开始，我便持续关注这个流动性极强的跨国群体。五年的田野调查经历让我结识了众多来自南亚东南亚不同国家的跨国商人，他们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商历程，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我也记录并理解了他们在异国他乡昆明的生意与生活。

上月最新发布的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中国国家报告指出，2014至2019年期间，中国移民融合政策指数的增长超过了被评估的52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仍然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事实上，来华移民与跨国流动人口中从事跨国贸易的不在少数，他们在各地的社会融入呈现出一定差异，对于国家治理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多元权力空间之间的跨界经济行为不仅体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化实践的内在张力，也对于跨国流动人口治理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结合提出了要求。

“我想先来昆明试一试”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文化习俗相似、直航航线密集，许多来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商人会选择昆明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首站。缅甸翡翠、泰国水果、老挝大米、越南沉香、马来西亚燕窝、巴基斯坦黄铜、印度纱丽、尼泊尔唐卡、斯里兰卡宝石，琳琅满目且具有浓厚本地特色的商品成为他们来到中国的敲门砖。

2016年6月，尼泊尔商人在昆明售卖唐卡。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澎湃新闻经授权使用

2017年3月，在昆明的缅甸翡翠商人群体

在这些跨国商人眼中，包括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昆明新春购物博览会在内的四大展会以及“昆明-泰国节”、国际佛教文化艺术用品博览会、国际石博览会等专业型展会都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商品交易场所与平台。

2016年6月，巴基斯坦商人在第四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售卖玉石工艺品

斯里兰卡商人通常以售卖宝石为主，但在中国-南亚博览会上,Gihan特意带了黑底手工绒布画，他告诉我：“从2015年开始，我就在兰卡卖这些画，那个时候来我们国家游玩的欧洲人比较多，我卖的价格贵一些。中国人对黑色接受起来好像有点困难，但我想先来昆明试一试。”没过多久，一位云南彝族人在Gihan这里买了50张手工画，他说：“我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黑色看着挺特别的，我们彝族比较喜欢，我想买回去在我们那里卖一下试试看。”

2016年6月14日，斯里兰卡商人Gihan在昆明售卖黑底手工绒布画

疫情发生之前，来自缅甸、泰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商人已在昆明开起了店铺、办起了餐馆，形成相对固定和稳定的经商空间。在多元化的商业节点上，南亚东南亚商人在跨越国家与文化边界流动的同时又重新在昆明聚合成为一个以交换作为根本特征的松散却有机的共同体，他们在经济层面链接起本国的商品生产者和中国的商品消费者，在文化层面链接起南亚东南亚各国与昆明乃至中国之间具有差异性的文化惯习。

来昆明已有八年时间的缅甸商人Kyaw拥有自己的翡翠店铺。自2013年起经营多年后，由于近年行情不好，他的朋友建议不要再弄这个店了。Kyaw对这件事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诉我：“我还是留一个店吧，缅甸的老乡来了昆明也好找我。我想让更多的缅甸年轻人来昆明看看中国的文化，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会带一些朋友去翠湖看看中国人怎么休闲，中国大妈怎么跳舞，也让他们来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我希望未来在仰光、瑞丽、昆明和广州这一条线上，慢慢做起来供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交流的平台。”

作为中介的跨国商人在异国的商业行为实质上是在处理文化异质性的问题。位于中国边缘地带的昆明成为了许多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想要率先“试一试”的前沿交流地区。

昆明、广州和义乌

对于来昆明的南亚东南亚商人，中国是一个世界级的销售市场，他们以寻找客源为主，尝试将本国商品带来相邻的中国西南地区售卖。实际上，唯有建立在社会文化间的相互了解、接受和交融的基础上，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商品才能真正进入中国市场。因此，跨国商人对于建构同当地政府、商人及消费者的社会网络联结有着较高的诉求，在现实中虽因语言问题存在一定沟通困难，但在疫情前，整体的社会融入呈现充满活力的态势。

相较之下，对于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广州和义乌的跨国商人来说，中国是重要的生产制造基地，拥有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他们主要从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购买商品返回本国销售。

我曾在2018和2019年分别走访广州的小北路天秀大厦和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鸡鸣山社区，与这里的跨国商人和该领域的研究学者进行了多次的访谈与交流。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当我走进天秀大厦边观察边访谈时，被中国商家和陌生的非洲商人当作同行质疑了很久，而这在昆明是较难遇到的，由此可以看出跨国商人在各地的社会网络类型具有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到了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

2018年4月，非洲女商人正在广州天秀大厦采购假发、服饰等商品

中国制造的女士假发是最受非洲采购商人欢迎的商品之一

在广州的跨国商人主要来自西部非洲、阿拉伯国家以及韩国等地。由于文化差异、交往隔阂、三非问题等因素，非洲商人与当地人的相处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同时，由于这一群体的经济活动多在族群内部进行，这使他们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以商人群体为主，呈现较为完整的商业闭环，这也成为非洲商人在广州的社会适应始终出现深度区隔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地，作为世界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吸引了许多跨国商人前来采购商品，返回本国售卖。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是义乌跨国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饮食、宗教等文化层面与当地人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跨国商人与当地人相处较为融洽，在义乌形成了一定的聚集空间，并产生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国际老娘舅”的治理模式，充分利用跨国商人群体自身来调解纠纷，解决内部问题。

2019年9月，义乌跨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结束一天的生意后聚餐休闲

可见，来华跨国商人群体已经形成一定的地域特征、商业模式和社会网络差异。本质上，他们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居留地的经商方式和社会融入程度。

处于价值链中游，作为采购者的跨国商人，其在中国的社会交往和文化适应主要为协助完成采购行为，所以在中游价值实现地呈现出“过客”的区隔状态。处于价值链下游，作为销售者的跨国商人需要更大程度地沉浸入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以完成销售行为，因此需要与当地的商家和消费者的社会联结更加紧密。

因此，对于跨国商人的治理是一种对于全球化经济活动的节点和流向的治理。中国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摸索出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将流动的人群与流动的价值相结合进行治理，才能突破现有的治理困境，反过来细致化、创新化中国对于跨国流动人口的总体治理政策。

跨国流动人口的治理是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商业的本质在于交换，而跨国商人是全球交换链条上的流动人、链接者。

从节点视角来看，跨国商人的中介性使其不仅处于众多商品和世界市场的交换点上，也处在异质性文化的交融点上，与不同的社会接触越是频繁，跨国贸易才越可能成功。跨国商人的中介性本质意味着这个群体既有能力也有必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跨越界限、突破结构。

从链条视角来看，跨国商人的链接性意味着这个群体在依靠自身的商业实践去切身摸索人类社会的不同群体拥有什么，又需要什么，在细微之处敏锐地发掘出新的商业机遇，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商品的价值，就需要进行创新链接，这种职业诉求和主观能动性形成了跨国商人链接性特征。

从流向视角来看，跨国商人的流向性与全球价值链的塑造有关。跨国商人是跟随资本流动的群体，资本的流向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商人。换句话说，跨国商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流动方向决定了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停留节点嵌入当地社会文化空间的程度及类型。

来华跨国商人不仅仅是一群跨国流动人口，更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要素。

全球价值链将产品的研发、生产、服务以及销售等多个环节布局在全球不同的国家，以进行最优的资源和市场配置。跨国商人根据自身来源国家的产业优势等条件分布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因此也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治理主体。为保障链条的畅通，跨国商人的经济行为多是受大型跨国公司或小型进出口公司所治理。然而，对于来华跨国商人，中国是一个流入地和接受国，为保证流动人口的稳定性，避免风险等问题，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政府并不能像跨国公司一样的模式来治理商人群体。

因此，面对来华跨国商人，国家可以针对全球价值链中的特定环节进行治理。位于价值链中游进行采购的商人，应重点关注其经济交往空间，不必强求其社会融入程度，需注重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风险及社会问题。位于价值链下游进行销售的商人，应重点关注其社会和文化交往空间，尤其是该群体在当地的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情况会成为贸易活跃程度的重要标志，需积极营造适宜跨国商人融入的经商环境。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面向位于双循环交叉点的跨国商人群体的治理需张弛有度。当国家治理主体不把跨国商人仅仅看作是他者，而是全球价值链的塑造者时，宽松且有序的营商环境将使许多来华跨国商人发现新的商机，从销售转为购买，从购买转为销售，价值链流向将得到重新塑造，而这种深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开放包容和有益约束有利于国家内部的主权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互联互通，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可以为维护世界秩序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象的宏大商业交往，在诸如此类的大动脉之外，仍有许多细小的毛细血管，这些毛细血管看似微小，实则数量巨大。受疫情影响而不能马上实现的跨国贸易，在商人群体的不断探索中埋下了伏笔。作为世界经济联系的细小线索，虽然没有能够迅速转化为可见的经济价值，但这样的潜在线索被跨国商人埋下得越多，一旦条件成熟，机遇来临，这些隐藏着的链接将迅速由量变转为质变，迸发出极大价值，而这些细小链接在最初是由位于世界经济运行基底的跨国商人所最先体会和知晓的。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个体或群体所接触的他者的数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我们所接触的他者的种类，亦即异质性成为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跨国商人在充满异质性的人类之网中流动着，链接着。人类之网越是具有流动活力，它所能链接和传送的事物越是具有复杂的异质性，这意味着人类彼此之间的合作也越发紧密，被地域性束缚的人群将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去共享世界性的多元文化，在互动过程中拓展了自身的生命宽度，也进一步编织了人类的意义之网。

[本文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博士后。本文根据作者的个人学术专著《南亚东南亚在昆商人的商业实践与文化互鉴》提炼而成，该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