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欣评《离开荒野》︱折叠进化——人类创造物种的剪影

《离开荒野——狗猫牛马的驯养史》，[美]加文·艾林格（Gavin Ehringer）著，赵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出版，337页，48.00元

随着动物权利、动物福利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呼吁人们善待动物的科普作品涌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没有激进的言辞，而是以理性的科学知识与深刻的洞见，向人们表达善待动物的重要意义。来自美国的加文·艾林格（Gavin Ehringer）的《离开荒野——狗猫牛马的驯养史》无疑就是这样一本具有现实意义的科普书。作为多次获奖的记者、自由职业撰稿人，艾林格以专业的文笔以及动物驯养的亲身经验，使本书在颇具思想深度的同时，又不乏可读性与趣味性。为写成这本书，艾林格花费了一年时间走访一些人类和动物共享生活的地区，比如小巧而精致的有机养牛场、纯种狗俱乐部、猫展会以及秀场马的牧场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与相关工作人员交谈，观察着狗、猫、牛、马这四种与人类生活最为密切的动物，考究这些动物的祖先如何融入了人类世界，并经过数万代的驯化与进化，逐渐演化成了今天的模样。随后，艾林格将自己的思考写入这本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人类与这四种动物之间的尊重、友爱、伤害与残忍等复杂与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历史，以及这些关系演变所带来的复杂后果。

我们通常认为，驯养动物是我们的祖先在石器时代，为了自身利益而发生的行为。然而，艾林格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驯养实际上是人类与动物的双向选择与互利合作。自冰川时代起，人类的定居给荒野带来了新的、“不自然的”（unnatural）环境。对于大多数动物，这种环境是不舒服的、不适宜居住的，但有少数动物适应了人类造就的世界，为了种群的生存，成为人类的同伴。譬如，约一万五千年前，那些愿意亲近人类以换取一些残羹剩炙的狼，与人类之间首先产生了合作和友情，逐渐演化成人类的家庭成员——狗。约一万两千年前的农业革命时代，猫凭借着卓越的捕食啮齿类动物的本领，成为高度倚赖种植业的古埃及人的宠儿。家猫由此被驯化而来。随后，人类又为了充足的肉食与奶而驯化了牛，为了强劲的驮力而驯化了始祖马。

这样看来，在万年之前，驯养是一场“互利”的安排。人类驯养动物，从而获得狩猎与防卫的帮手、稳定的肉食与乳品，以及各种珍贵副产品如皮草、牙齿等等。另一方面，动物们也主动舍弃了野外的生活，来到人类的身边，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后者的照料、供给和保护。由此，两者形成了各得其所的“伙伴关系”。这一观点体现在原书名——Leaving the Wild: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Dogs, Cats, Cows, and Horses——之中。“离开荒野”显明了动物选择、信任与接受人类驯化的意向性与自主性。

然而，自人类向大地播下第一颗种子，“自然”就已开始逐渐走入被人类掌控与改变的命运。而今，我们应该再也无法寻觅到一片真正意义上未经人类干预过的“荒野”，满目的“绿色”也不过是“人工自然”的产物。因此，我们可大胆设想，万年之前，即便动物们没有主动选择“离开荒野”，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也会被迫“失去荒野”。自农业革命至今，人类与驯化动物的数量同步激增。本书结语道，“人类、人类的宠物和牲畜占陆地脊椎动物总量的97%，野生动物只占3%，且这一数字还在萎缩”。当我们为这些数字感到骄傲时，也应保持必要的忧虑。驯化物种的膨胀，意味着动物数量过剩将带来各种危机。比如，城市中的流浪猫已经过量，收容所中被“安乐死”的狗已达每年数以百万计，集约化牧场中的牛则时刻加剧着全球变暖，还有那些非必要品种的马被贱卖给屠宰场。

这一切都是人类对动物施以“过度繁育”操纵的恶果。由于等级崇拜而产生的“纯种狗”热潮，曾经使美国养犬俱乐部一年中注册了一百六十万犬只。人类因自己的偏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创造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猫品种。还有，为通过避税政策获利，美国人仅在八十年代中就培育出数百万匹不必要品种的马。达尔文进化论提示我们，所有的进化历程都需要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基因组学也介入人工育种活动，能够帮助人们“折叠进化”——通过直接对动物基因组序列进行修改，人类可以创造出所需的物种。人类已经失去了等待某一物种历经“自然选择”的耐心。具有直接上手修饰性的“人工选择”，可以节约时间，给人类带来快速而丰厚的利益回报。譬如，某种“超级奶牛”可以平均每六小时产出一次高蛋白奶；而运用克隆技术，人们甚至能够从一块肋眼牛排中繁殖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牛，后者的肋眼肉与它“母亲”的一样完美。倘若将这样的技术应用到人的身上，想必大多数人都会在伦理上报以反对与抗议。那么，为什么我们却能够为着自身的利益，孜孜不倦地在动物身上尝试与使用这些有违伦理信念的技术呢？

如果不是因为经济成本太高或者诸多的伦理约束，或许，生存于世界上的经由“折叠进化”而被人类创造出来的物种类别与动物数量，都将会比现在多得多。动物们，抑或原初的人类恐怕也早已被迫离开“人工荒野”，不知往何处去也。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忘却了：万年前这个世界安排“驯化”的目的是让我们与动物之间结成互利的伙伴关系。科技革命兴起以来，我们已逐渐遗忘了原本的世界或大自然。正如唤醒人们生态意识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作者雷切尔·卡逊所说：“人对自然的态度当今是至关重要的，多半是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力量去改变和摧毁自然。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抗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斗争。”人类为掠夺利益而对大自然所施加的伤害，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报复在我们自己身上。因此，《离开荒野》一书显露出某种严肃的警醒：我们应当反思自身在自然中恰当的“生态位”，在动物的繁育与驯化上保持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应当善待动物，归还它们应有的尊严，我们需要回归至自己与动物之间的平衡关系之中。

艾林格在《离开荒野》所表达的观点，某种程度亦是当今科学领域对“进化与驯化”关系研究的文化印证。达尔文进化论兴起之后，科学家们愈发关注动物驯化的历史。因为，进化论的核心思想“自然选择”理论如何能够恰当地解释物种在驯化历史中的变迁，以及物种进化与驯化之间的关系，成为谈及进化论生物学时，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其中，为了确定物种被驯化的起点，科学家们意识到，两个至关重要的研究任务摆在他们的面前：一、为已经驯化的动物找到它们对应的野生祖先；二、确定这些野生祖先在时间与空间上是如何“离开荒野”走进了“驯化”关系之中。今天，驯化已经成为来自不同学科的许多研究的重点。哪怕是与生物科学方向迥异的人文与社会领域，关于驯化的研究也被视为理解人类自身文明起源的重要途径。

科学家们意识到，如果只是聚焦于眼前的生物学过程，即通过研究已经驯化的动物目前的发育过程而分析清楚这些物种在被驯化的早期发生了怎样的遗传变异，是极其困难的。因此，研究路径必须充分地拓宽，科学家们应当注意驯化过程中的，动物与人之间的某种“社会化”关系。其关键，是检查伴随人类历史而形成的环境因素与受这些环境影响而适应了人类社会的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环境因素与在驯化期间由环境所触发的“选择模式”（patterns of selection）之间的关系。这种富含社会属性的选择模式可能成为进化论“自然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补充。换而言之，驯化不仅是动物与人两者生存形态发展历史的交集，也是“自然”与“社会”这一对更具普遍意义的范畴发生联结的地方，从而具有显著的形而上学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系细胞与遗传研究所的研究组负责人柳德米拉·特鲁特（Lyudmila Trut）认为，驯化是进化过程的一种，使动物的进化与“人为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了行为与生理上的巨大改变（2009）。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动物科学系教授爱德华·普莱斯（Edward O. Price）也指出为驯化直接推动了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至农业（粮食）生产这一剧烈的技术经济革命（1999），以及人类社会深刻的精神变化（profound spiritual changes）（2002）。科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家养牲畜与其对应的野生物种在形态与行为特征上的差异，是通过控制繁殖和持续饲养而造成的。这一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分工中被称为“畜牧业”。这些活动还设计并塑造了不同种群之间在繁殖上的多样化遗传构成。于是可以说，伴随着人类社会对技术与经济需求的发展，动物原本在自然繁殖上所显露的遗传特性，已经被指向人类意图的模式所更替。

虽然通识或科普类读物的读者，大多数都不可能谙熟专业化的生物科学研究，但《离开荒野》一书却可以将他们引向科学界的某种希望，即大众能够意识到：生物科学及潜在的应用，很可能为我们当下所身处的社会之中许多重要的挑战提供答案。如前所述，对于动物驯化问题，科学界已将环境的变迁视为重要的研究要素。那么，连接起环境、遗传和繁育操作等因素的研究方式，就有望实现一种更好的跨学科整合形态，以研究被驯化的动物与其野生祖先之间的关系。在此，科学界已经具有前瞻性的看法，即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及生物的总体健康现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对于关切社会公共事务的各界人士而言，摆在他们面前的便是这样的任务：在维护自然资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宗旨之下，动物驯化应当上升为一种政策议题，包括如何减少驯化给“自然-社会”带来的冲突与危机。因此，在专业的科学家与思想人士致力于建构一个更为完整的关于动物驯化的生物学、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同时，社会公众也应当同步地建立起相应的常识范畴。

随着各种技术的介入，人类实际上已经“折叠”了整个生态圈进化过程的方向与速度，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影响的趋势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其中，因人类对生态与经济利益的需求而被创造出来的驯化物种以及其他生物，通常无法迅速适应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环境变化。这一系列现代性难题，愈来愈威胁到动物的健康、生物多样性，甚至驯化历史的本身。进一步地说，由于物种无力迅速适应环境的变化，地球的第六次物种灭绝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那么，公众对动物驯化知识发生积极兴趣，甚至直接与间接地参与知识的生产，则无疑有助于科学界、思想界与公共政策发生领域提高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来自自由职业文本创作领域的艾林格著就的《离开荒野》，在知识与思想传播方面，不啻起到了鲜明的示范作用。

从专业的科学视角看，在《离开荒野》背后的，是科学界对早期动物驯化的遗传与地理模型知识的渴求，同时还有他们在探索与研究驯养动物进化途径清晰背景方面的丰硕成果。正如该书所呈现的，动物驯化的早期阶段显示出，众多物种沿着不同的轨迹，在不同阶段获得扩展的协同进化历程。人类的干预增强了驯养动物的繁殖和生存能力，使得后者从“自然选择”的压力中被释放出来，从而出现了新的基因突变，并被允许具有独特的性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离开荒野》一书中被“剪影”式刻画而出的重要的动物驯化事件，代表了科学界对有关物种驯化的遗传基础的理解与定义。而这样的知识，为各界研究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相当独特且必要的视角与路径。从本质上说，那样的联系属于驱动人类文明进化与生物进化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

可以看出，传统的生物学研究范式，从未如此地密切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议题联结在一起。在这样的视角下，作为现代生物科学根基理论的进化论，从以解释“人类的起源”为原初旨趣的热烈探讨，再一次地着眼于关于人类自身的议题，即“人类的发展”。然而，大凡当思想与科学的探究触及到人类自身，伦理问题总是如影随形般地在每一个领域凸显出来。在关于驯化的研究中，伦理关切亦是显而易见的。自离开荒野之后，处于人类生产与生活场域中的动物，便获得了它们的道德地位。这是较为狭隘的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一种必然延伸。关于伦理的叙事，显然不太可能以生物科学作为话语资源与载体，它需要回归到“讲述人类生活故事”这一基本行动中来。是故，我们也可以预见，《离开荒野》一书为那些希望在“故事”中发现思考问题——譬如动物驯化的历史中的伦理问题何以由专业的科学方式给予解释——的新方法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最后，我们也不难领会“离开荒野”这一书名的潜台词，即“走进社会”。这里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离开荒野的，只是动物吗？同步于动物被驯化的进程，人类不也加深了对自身社会结构的塑造吗？是故，离开荒野，是动物与人所共同经历的。两者都不断将“荒野”开拓为“社会”。而这漫漫长路所指向的，是共同处在新型伦理叙事结构下的人与动物关系问题。作为唯一的善于思考的物种，人类应当担负起重新省察“驯化”这一地球上特有现象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