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后“疯人院”依然无处不在：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

原创 看理想编辑部 看理想

"

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你们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你们以为你们是疯子吗？不，你们不是！你们跟街上的混蛋没有什么两样！

——《飞越疯人院》

"

今天（11月19日）是《飞越疯人院》上映45周年，或许无需赘述它的成功，IMDb Top 18，5座奥斯卡奖杯，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也说：“几乎每个人最爱的电影清单上都会有《飞越疯人院》”。

一如片名所写，《飞越疯人院》的故事和内核都非常简单直接，麦克·墨菲（杰克·尼科尔森 饰）试图领导全院精神病人反抗，飞越疯人院的高墙。

电影拍摄的年代，对于精神病人的认定和治疗存在着非常多误会和不合理，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它就变成了一张撕不掉的标签；无论正常与否，“患者”的任何行为都被医院人员视为病理性的，甚至永远都带着病态的烙印。

在这样的背景下，墨菲成了影史上一个再经典不过的反叛者角色，他代表着自由、无政府主义、自我满足以及反体制。

45年后的今天，精神病人不再那么被污名化了，但我们回看现实，却发现过去魔幻的戏码还在不厌其烦地上演着，我们如同处在社会营造的“疯人院”中的“疯人们”，这是《飞越疯人院》的现实意义，也是一个荒谬的事实。

1.

我们在电影里寻找答案，

但最后获得的可能是虚无

完美的疯子，与权威死磕，与生命博弈，一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不可理喻地存活在现实世界与疯人院的暧昧状态中，逃脱一个体制的束缚，又陷入另一个体制的骗局中，这就是电影的主人公麦克·墨菲。

电影开篇暗示了墨菲的过去。他由于强奸一位未成年少女（“她跟我说她十八岁了”）而被判入狱，并要求进行强制劳动，然后又被送到一个精神病院接受“评估”。

墨菲看似到处惹事，然而却极为民主：他从病人们的表象与内心出发进行判断，将他们的疾病看成是可以逆转的选择，试图通过纯粹的意志之力让他们摆脱束缚，一尝自由的滋味。

跟随墨菲的视角，我们会发现，酋长并非真是哑巴，比利无需结巴，而其他人也无需因羞涩或者恐惧而麻痹自己。他们不会被护士长的药丸、自以为舒缓的背景音乐和小组讨论治愈，却被墨菲治愈：他将他们解放为真正的人——一起看电视上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一起去钓鱼，一起打街头篮球，一起一醉方休。

鉴赏文学或是艺术，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单独存在。《飞越疯人院》原著小说成书于上世纪60年代，它讽刺了美国最为魔幻荒诞现实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羸弱，总统暗杀、黑人民权、国际僵局、东西冷战……

当一种体制无法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随之而来的则是滋生的文化戏谑，表现在美国的历史上就是——嬉皮士与垮掉的一代。用和平的方式以及嬉闹的举止反对战乱频繁，寻求僵硬的法律与传统习俗不能带来的精神满足，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内核。

人是自私的生物。当情感体验达到某种抑郁状态时，便用言语以及文字所表达的控诉，来治愈情绪缺失所带来的心理顽疾，小说就充当了一种柔和的中间角色。

《飞越疯人院》能够被奉为经典，首先迎合了社会中人们所渴求的心理状态，即使是现在，电影所传达的困境也是当代人的精神无助。

个人很难将视野完全地扩大到整个社会，由于本身视角的缺陷以及时常处于孤立状态的社会角色，使得一个人在经历某种早期的绝望之后，往往会丧失重新振作的能力，也就是无助感。

当ta有机会再次获得某种刺激时，却因为认识到个人无法控制外界的变化而再一次陷入孤立绝望，最终产生对自己深深的悲哀。这便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效应：习得性无助。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某个电影产生可评价的欲望，首先在于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甚至将自己当作是电影中的角色，从而在影片中窥探到自我的真实状态，产生“这不就是我自己吗？不就是我所追求的吗？”，又或者“我身边的谁不也是这样的吗？”等等与自我相关的情绪。

这些情绪使得我们有话可说，有东西可表达。我们个人处在社会中，并不能够将自己放在社会的制高点看到众生的希望，看到希望的征兆泛滥在城市之上，我们只能立足于自我的天地，孤芳自赏或是顾影自怜。

但生活本身又是空虚的，我们有时根本无话可讲，这时那些深层次的交流自然也需要电影、艺术等“虚无”的东西来获得满足。

然而，《飞越疯人院》又恰恰使我们跌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中去，墨菲在疯人院中一次又一次遭遇自由诉求的被无情驳回，他渴望的东西终究会让位给体制与束缚性极强的规矩当中，这与我们的生活不正吻合吗？

原本看电影是为了摆脱空虚获得自由，但却在电影中无法完全得到答案，从而又陷进新的空虚中。但为何《飞越疯人院》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蔓延至今呢？

2.

现实与电影的互文

电影中至少影射了三个场所：监狱，疯人院，除监狱疯人院之外的现实社会。同样的，电影至少影射了三种人：我，旁观者，管理者。

01.场所

第一个场所：监狱，墨菲是不满足监狱的强制劳动才装作精神病人，渴望获得另一种自由。

监狱是一个完备的国家机器，它拥有崇高的法律、严格的制度、严肃的管理者和安分的被管理者。

监狱是被严重体制化的场所，崇高的法律理念渗透到监狱的体制中，衍生出的阶级分层导致了强制劳动的出现。即使法律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可是在监狱内部和与之而来的偏见与恶意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愈演愈烈。对于被体制化的静谧安逸的监狱长官们来说，突然闯入的罪犯们无异于希腊悲剧中带来不幸消息的使者。

在囚犯与警察之间，存在对错，存在高尚与低俗，存在纯洁与肮脏。当然，也存在偏见与误会，许多被误判的可怜人，因法律漏洞和程序的不正义，而做了正义的殉葬品。

监狱里当然有那些真正可恨的人，可是又为何出现可恨之极的人，这是一个无法求解的伪命题，而监狱给了这个伪命题安身之所。

强制劳动就是自由意志的扼杀机器，而服从于强制劳动的人或许服从于正义，也或许服从于无奈。麦克并没有服从于正义，他选择不安分地逃避。

墨菲逃到了疯人院。从某种意义上说，疯人院算是一处与桃花源有着同样魔幻色彩的地方，只不过却往往让人感觉到一种阴森恐怖。

有时很难想象，在我们认知无法覆盖的地方，却的的确确存有生命的痕迹。例如作为一个社会的正常人很难猜测郊外某处精神病院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是否拥有五彩斑斓的情绪，但那里确实有生命的痕迹以及生命的气息。

疯人院也是如此，疯人院在主人公的认知中是理想的幻灭，是他的自由诉求达到之后又再次驳回的证据。

疯人院中有很多种人，他们是社会的弃儿，是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正常人”，患有精神疾病的偏执狂、一个智商紊乱的低能儿……他们只不过是恰巧被不容纳，恰巧被社会所谓的规矩抛弃。

02.人物

疯人院中的三个典型人物，女护士长、酋长和比利。

女护士长是疯人院的直接管理者，也是最能体现当下被程式化的人的典范。

规章秩序在她的眼中成为第一要义，作为医者，并无人情道义与怜悯之心，也并无真实的人的情绪。她是真正的“工具人”，与工具打交道，将病人看作是可发泄的工具。

当然这样一位超现实的人物是被故意设置的，只有在她的打压愈演愈烈的情况之下，墨菲的自由才愈弥足珍贵。

除去变态的外壳，护士长的形象影射在现实中就是一类唯体制主义至上的人。由于社会的约定俗成，使他们不能够拥有女护士长那样随心所欲行驶权利的能力，但他们确实能够将体制的正确性内化为自我品德。

他们端庄威严，扮演膨胀的教育家或者是体面的政府官员的形象。只不过他们的行为太温和了些、小心翼翼，并没有被摊开在太阳底下。

与她的毫无温度相比，酋长则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在主人公追逐自由的途中，他扮演的更是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也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有一种效应：旁观者效应。酋长在墨菲额叶被切除、真正变成白痴的时候将他杀死，这对一向追求自由的墨菲来说，确实是一种解脱。

在这个过程中，酋长意识到：只有自己能够理解墨菲对自由的渴望，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如果自己仍旧做个旁观者，不采取行动，那么他的内疚感不仅仅来自于父亲，更来自于自我的可知性冷漠。正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作用——自己是最可能让墨菲获得自由的人，于是他采取了手段，也同时去获得属于自己的自由。

从这个角度看，酋长是自私的，他将墨菲一系列的追逐自由的行动以及收到的惩罚看在眼里，并权衡利弊，将追逐自由的责任从死去的墨菲身上搬到自己身上获得救赎。

人真的是自私的生物，这真是一个荒谬的事实。旁观者的状态往往是我们在社会中所采取的必然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如同酋长一样，会为了自我的满足感与道德治愈选择不再冷漠；而对大多数社会情景下的人们来说，冷漠才是常态，也算是一种明哲的保身哲学。

比利的悲剧，其实还是来源于弗洛伊德提出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不仅牵涉到当前社会的女性角色，更能够影射我们当今的性别文明。

没有一条通往文明的正确道路，但只要这个社会仍然对女性怀有敌意，仍旧将女性当作生殖器官的良好载体，仍旧强调卵子的使命，甚至让它成为一门打了鸡血的成功学；只要这个社会仍旧存在愚昧、无知，就不会有真正的文明出现。

弗洛伊德说：“任何一个男人唯一最想得到且能得到的真诚赞美是来自他的母亲”。比利是恋母情结的殉葬者，放在当下很多亲情锁链中，像比利一样的殉葬者，不在少数。

父母子女一场，意味着我们互有尊重与爱的权利，我们互有理解和自由的权利，也互有赞扬的权利，我们是对立同一的结合体。倘若比利的父母懂得互相尊重与赞美，不吝啬他们的关爱，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多存在一个乐观的天使。

除了监狱和疯人院以外，《飞越疯人院》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现实世界，倘若现实世界里一切光明纯洁，不存在阴霾，不存在扼制自由的体制，墨菲又怎么会进到入到监狱与疯人院中去？

三个场所的隐喻并不难理解，同样的，三个场所里的三种人也并不难理解。说到底，这三个世界不过是环环相扣的圈罢了。对现实不满进入森严的体系并向它服从，又由于对自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自我缔造出理想的乌托邦。

3.

无处不在的“疯人院”

在左拉主张的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看来，文学作为一种公正的法官，只能依据客观事实，尽量再现整个事件。而电影作为可视化的文学，应当也是自然地创造，而非被窒息地机械制造。

当淳朴的想象力和真实的人与世界串联起来时，被创伤的个人和时代的顽疾交杂在一起，此时，它才成为电影。苦难持久的发生，死者无奈的呐喊，生者的悲哀，都可在电影中窥见一斑。

诚然，现实社会中不一定有疯人院这样极端的、实体意义上的场景存在，但疯人院却又无处不在。

这个时代饲育出一种悖论：当被压抑成为常态时，痛苦被发酵成浓腻的养分，贫瘠的生活却创造了悲剧性的电影。

现在的舆论环境是这样被塑造的：随意的好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在流动过程中，盲目的获得自我和排他的本能反应，再加上一些模糊的表态“我觉得”或是“我认为”，便获取了某种安全性，最后群体的好恶，便成为兼具同理性和安全性的行之有效的观点或态度，舆论就被制造了。

在这个急速膨胀的环境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过度娱乐化的商品，输出被过度娱乐化的“价值”，以完成“上架”的使命。能看出自我价值的匮乏并始终保持怀疑，在这个过度娱乐化的时代里弥足珍贵。

因而，《飞越疯人院》的现实意义不只局限于自由和体制两方面，还应该看到影片当中自我价值的多元化，和实现自我价值手法的多元化，更应该看到群体的麻木和迟钝。

一个人的觉醒，往往不能带动一个群体陷入反思；一个人懂得自我价值的可贵，也不能够解救群体官能的迟钝。电影的悲观意义不断在过去和现在被印证，这个时代技术如何日新月异，也都无法解决个体突如其来的孤独与焦虑。

焦虑是一个太普遍的东西，它存在于各个阶层，存在于各个领域，存在于人生的不同时区，人是没办法拥有焦虑这个东西的，但却无时不刻不再受焦虑感支配。倘若不是这种焦虑感，这部经典作品也不会被人大谈特谈。

《飞越疯人院》影射了一种满是污垢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允许正直的人发声，不允许真实的话被讲述，相反，它在隐讳地规劝一部分正直的发言者，通过巧妙的规训给一部分人贴上标签，给另一部分人在标签上胡写乱画的权利；一旦有人被刺痛，便出于整个社会的道义群起而攻之，酣畅淋漓地行使“胡写乱画”的特权。

很常见的一件事是：有人抨击一个观点、一些建议、一篇社论是如何平庸，并送上一句：“这很容易”。试图借此挽回在比他更宏大的事物面前被动摇的地位，以至于评价得太过轻浮庸俗而显得拙劣，并否认自身真实感受到的震撼。

这个世界有另一种宏伟的蓝图是由很多个“他”来描绘的，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各得其所，他们有伟大的构想，为陈腐的令人生厌的准则筑就坚固的盾牌，并在上面刻上正义的牧歌。当惯性蒙蔽成为常态，他们便安详地活，也安详地献祭贫瘠的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当一个人选择沉默，群体沉默就即将发生。那时我们会变成一个沉默的，在沉默中死亡的社会，因为我们没有在沉默中爆发的正义群众。

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言论同时饲育了沉默感和社会戾气。我们应当看到当前社会营造的“疯人院”：网络生态恶劣加剧社会压抑，法律漏洞百出，正义迟到等等都促使社会个体的信任瓦解，个体自尊被迫低头……

不难发现，我们正在一个伪自由的时代。善恶很难分辨，受害者并不总是人们认为的“弱者”，大众的舆论即将或正在成为暴行。“疯人院”中的“疯人们”与“护士长”们，也正在反复上演着过去的戏码。

只是，在一个介乎于存在与徒劳的暧昧状态的社会中时，我们依然渴望墨菲，究其原因，这个角色永远代表着一种不时闪现的洁净的灵魂，赋予我们以新生。

也提醒着我们，如果渴望文明的重建，其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既英勇又谦卑，既独立思考又处世坚毅，既热爱名誉也热爱自由。

配图：《飞越疯人院》

撰文：付雨涵

原标题：《《飞越疯人院》45年后，“疯人院”依然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