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前市长李子彬：8·10事件后，深圳这样重启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了震动中国证券市场的“8·10”事件，此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全国证券市场步入了持续三年的低迷状态，深圳更甚。

对此，深圳是因噎废食放弃证券市场，还是直面现实解决问题？深圳市委、市政府选择了后者。

1995年7月，新一届市政府在深入分析证券市场存在的利弊，总结深圳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后，决定兴利除弊，重新启动低迷的证券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

《我在深圳当市长》，李子彬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0月出版。

“生死存亡”关头，12项整改措施提振了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8·10”事件发生后，深圳证券市场萧条，股市呈萎缩状态，交投清淡，股价超跌，日交易量最低不足亿元，广大股民承受着极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深圳各大银行头寸不足，产业结构调整缺乏金融业的支撑。“8·10”事件导致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深圳证券市场与上海证券市场的差距越拉越大，当时已经不是“沪强深弱”的问题，因为国务院已经开始清理各地的交易中心，低迷的深圳证券市场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994年12月，我根据自己到深圳任职后50天密集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今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五条重点工作思路中，包括“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启深圳证券市场，搞活深圳金融业”。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资金，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成长初期没有多少销售收入和利润，也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用，而且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风险较大，所以，银行不可能给这一类企业提供贷款。换言之，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成长初期，只能从风险投资或者类似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获得股权投资。只有搞活证券市场，打通融通资金的重要渠道，发挥资本市场的强力支撑作用，深圳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才具备相应的金融市场环境。自然而然，被套牢的广大股民也可以因此“解套”而获得解脱。

1995年5月，深圳市政府换届，我当选深圳市市长。重启深圳证券市场被列为新一届市政府的重要工作，我同时兼任深圳证券委主任。7月，分管金融的副市长武捷思到岗后，重启深圳证券市场的准备工作拉开序幕。我是总负责人，武捷思带领陈应春、刘新华等同志组成了强有力的工作班子。1995年10月，庄心一同志被派到深交所任总经理，工作班子中又增加了一员“大将”。

一场历时近一个月的证券市场大调研随即展开。这次调研针对深圳证券市场运作体制的形成和运作现状，重点查找现行运作体制和交易清算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市政府经过调研分析后发现，随着市场的发展，深圳股市原有运作体制和交易清算制度的矛盾不断显现，制约着市场的运行。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现行登记体系与投资者、券商和上市公司的要求不同步；

二是环节不断增加，给上市公司、券商、股民带来诸多不便；

三是登记、清算费用偏高，深圳登记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企业，其收费在范围和数额方面高于上海，这增加了投资者的成本；

四是深沪两地的综合竞争力相比较，“深市”明显弱于“沪市”，吸引力日趋丧失。

这些问题由点到面，日积月累，形成了恶性循环，以至于深交所难以吸引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深圳市场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经过调研，市政府确定了重启深圳证券市场的主攻方向——改革市场管理体制，重建交易清算体制。1995年9月，市政府出台深圳证券市场12项整改措施（以下简称“12条”），其中与交易、清算系统直接相关的就有8项。

在改革市场管理体制方面，市政府果断地将登记公司改制为深交所全资直属的结算公司，建立统一的运行体系，有效实现证券发行、上市、交易、清算各个环节的一体化管理。同时，市政府一并解决了市证管办、深交所、登记公司之前“三足鼎立”、职责不清的情形。市场组织架构的改进和完善，减少了工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深交所全面行使市场组织和一线监管职能，充分提高运行效率，综合提供市场优质服务奠定了体制基础。

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同时，市政府重构交易清算规则，增强“深市”的竞争力。基本原则是：统一股民证券账户卡；通过交易系统实现配股认购；改进股价撮合系统；实现转托管T+1到账；统一管理股份明细账；深交所与登记公司电脑主机联网，就近开户，就地清算；实行 B股中央清算；等等。同时，以“市场服务小组”“技术服务小组”“服务周”“服务中心”等形式走向全国，针对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管理部门的实际需要开展上门服务。在市场费用方面，收费原则上向上海看齐，由深圳证管办、深交所和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让利，大幅降低收费标准。此外，充分发挥深圳证券市场原已实现的“无形市场”优势，显现了高效率、低成本的有利局面。

从1995年8月起，市政府密集推出振兴深圳证券市场的具体措施，对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提振了上市公司、券商、股民对“深市”的信心。

当时，曾经有人建议市政府出资10亿元支持证券市场，我果断地予以制止：“深圳市坚决依法依规办事，绝对不搞‘政府托市’！”

请求证监会“空降”深交所总经理，庄心一被“摁”到深圳

在市政府整顿深圳证券市场的“12条”中，有一条是调整深交所领导班子。在调整之前，深交所的领导班子是一正三副，因为内部不团结，深交所到了无法正常工作的地步，市政府只好派分管金融的副秘书长陈应春去深交所“摄政”——每天到市政府上班之前，先去深交所，处理完需要签字的文件后再回市政府。

重启深圳证券市场，必须调整深交所领导班子。无巧不成书，1995年，上海因为“3·27”国债期货事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的领导班子也面临着调整。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调整交易所的领导班子，深圳和上海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上海方面坚持自己选派总经理，深圳方面坚持由证监会选派，并力促尽快“空降”。深圳市副市长武捷思还特地派人到北京盯着，并告诉此人，“证监会什么时候定人，你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事情就急到这个程度。但是在这个时候，证监会一时也确定不了合适人选。为什么呢？因为深交所已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据说，原来选中的几个人都望而却步。最后，证监会党组告诉我们，决定选派庄心一同志来深圳救急。庄心一曾在筹建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期间担任过副主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与证监会合署办公后，他重新回到建设银行工作。

庄心一在1995年10月20日到深交所走马上任。后来有人告诉我，庄心一曾笑称自己是被强“摁”到深圳来的。来之前，他也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在熬过两个失眠之夜，憋出一句“大不了老子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就是了”之后，才毅然决然南下深圳。

深交所领导班子调整后，深交所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市证管办的紧密配合下，按照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原则，推出了一系列合规措施，迅速制止了“深市”下滑趋势，深沪两地差距逐渐缩小。到1996年9月深交所第四次会员大会召开时，深圳证券市场已经全面恢复了元气，从低迷不振转向持续走强。

向证监会打包票，自主妥善处理B股开户异常情况

1996年6月，市政府以最佳方式平稳妥善处理了一起可能引发重大市场危机的事情。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之后，庄心一从海南走访上市公司回来的14日当晚，在查看股市数据时，发现B股开户增加了许多，直觉告诉他，这种情况不对头。庄心一连夜把深交所有关人员叫来了解情况，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深市”B股开户出现了排长队现象，开户数剧增，而且都是境内居民以境外人士的身份虚假开户。

按当时的法律规定，B股是专门给境外投资者提供的产品，境内居民不允许买卖。境内居民以境外人士身份虚假开具B股账户的行为已经违规，而且还将带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境内居民不断地用境内港币购买B股，境外投资者不断地出售他们的股票，必然会造成境内支付的港币越来越多，却出不了境，境外卖出的股票却收不到钱，结局就是B股市场清算交割断裂。

当晚，我和武捷思就接到了深交所的报告。随后几天，境内居民B股开户者越来越多，几百人排着长队在等，事态变得更加严重。

北京方面关注到这个异常后，证监会决定派工作组来深圳调查处理。深交所担心，此时证监会直接介入，可能会对深圳市场造成不必要的冲击。我知道情况后，觉得调查组进驻深圳后，不但可能永久性关闭深圳的B股市场，而且会冲击刚刚恢复元气的深圳A股市场。

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急事。我当天晚上就给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打电话：“B股开户异常这件事我知道，深圳正在紧急而妥善地处理解决。目前情况不至于失控，请你们暂缓派工作组来，这件事我来负责，如果出事的话，我李子彬对国务院负责。”我的保证打消了证监会的顾虑，调查组深圳之行取消。

从6月14日至6月25日，在近半个月时间里，我和武捷思、庄心一、陈应春等人每天晚上开会到9点、10点，针对当天B股市场波动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按照“内紧外松、热事冷办、依法依规、务实低调、特殊事尽量用常规化方法处理”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有力措施，以最低成本，自主、平稳、妥善、迅速处理了这起可能引发市场危机的异常情况。

一年磨一剑，“深市”恢复元气，确立全国性市场格局

事实证明，重启证券市场的决策为深圳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铺开了一条康庄大道。1996年3月，深圳证券市场发展态势良好，4月，“深市”就出现了赶超“沪市”的势头，到六七月份已势如长虹，出现了“深强沪弱”的态势，带动了全国证券市场的新一轮发展。

一年磨一剑。从1995年7月做出重启深圳证券市场的决策到1996年年中，“深市”经历了从由低迷不振到持续走强的巨大转变：市场规模快速扩大，融资功能日益增强，越来越受到来自全国的关注和重视；市场交投日趋活跃，市场份额逐步加大，成交总额从1995年只占全国份额的26.11%，到1996年已发展到占全国份额的一半还多；市场辐射面日益宽广，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中，70%是市外上市公司，全国性市场的格局得以确立。

搞活证券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既是承续前人改革创新探索的宝贵成果，又是深圳进入“第二次创业”阶段的一项重要举措。证券市场存在着利与弊的两重性，但利大于弊，搞得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其弊端。“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冒点风险是必需的，否则市场搞不活。”当年在决定重启深圳证券市场时，我给自己壮胆，20多年后，它依然赐予我前行的力量。

证券市场从1992年“8·10 事件”之后，极度低迷了三年多。深圳市政府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监管下，采取了强有力的积极措施，重新激活了证券市场。这段经历，值得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书写一笔。

（作者李子彬为深圳市委原副书记、深圳市原市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本文节选自李子彬所著《我在深圳当市长》一书，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