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欧美是公卫等方面的老师，这次疫情中为何学生做得好？

COVID-19全球大流行持续近一年之后，中国和欧美等国家的防控形势截然不同。“疫情最早在中国发生，按说中国压力最大，为什么现在中国形势好？是不是因为中国临床救治能力强？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基础医学研究更扎实？是不是在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方面中国是领先的？是不是中国在应急管理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好？”

11月19日，在Cell Press 细胞出版社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线上学术会议“新冠直击：认知、防控和预后”上，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抛出上述问题。

曾光表示，“我自己认为，上述4方面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疫情防控好。因为在这4方面欧美国家都比中国强，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中国是向欧美国家学习的，比如说我从事的流行病学，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就聘请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来帮我们做老师的。”

为什么这次“学生”做的比“老师”做得好？曾光认为，关键在于中国的举国体制应对。“举国体制就是当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动用国家机器和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控制，它发生在战争、社会大动乱、传染病大流行、自然灾害出现时，它不是通过它一般的专业应对，它需要通过政府最高决策人走在前面。”

曾光认为，在应急管理方面过去的研究比较重视理论，而中国当下做的是实践体会。“最近100年以来，西方国家经历过一次大的疫情，就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从此以后就没有举国应对过传染病大流行，而中国在2003年SARS时是举国体制应对，2009年新甲型H1N1流感又是一次举国体制的应对，可以说中国具有了一些经验。 ”

对于2003年的SARS防控经验，曾光总结以下几点经验，包括确立国家应对的公共卫生防控策略；战时状态的联防联控指挥部、参谋部等；对疾病进行依法管理，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免费救治策略，中西医结合；科研攻关与疫苗研究；国民参与的社区防控；关闭医院感染严重的医院，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密切合作；专家、官员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

而对于此次的新冠防控，曾光认为“遗产”照单全收，同时有重大创新发展。他总结为：流行规模、防控难度、国际环境远非SARS可比；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联防联控；疫情公开化，通报WHO和国际社会；中国率先分离病毒，公布基因图谱，研制诊断试剂；高级别专家组发声，中央督察组督导进驻；武汉封城，社区封闭，全国驰援；建立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七版诊疗方案和六版防治指南；后勤生产、供应以惊人的速度扩增；经验、物资支援全球防控；宣布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研究进入国际第一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