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的再思考｜打破科技作为“救世主”的传说

今时今日，我们如何思考与反思生态问题？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警报已经拉响，法国驻华大使馆将携手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带读者翻阅数篇文章，它们均出自法国知识分子之手，主题涉及环境、生态变迁、生物多样性。文章刊载于微信号“法国文化”，“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也将陆续转载该组文章。以下是该系列的第五篇，菲利普·比胡克斯（Philippe Bihouix）的《打破科技作为“救世主”的传说》（En finir avec le mythe de la technologie salvatrice）。

菲利普·比胡克斯 （Philippe Bihouix）曾在不同工业部门担任工程师、顾问或高管，主要从事交通和建筑行业。他目前在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下属的跨学科建筑机构AREP集团担任总经理。他撰写了几本关于不可再生资源及相关技术挑战的书籍，比如《低科技时代——走向可持续技术文明》（2014年Seuil出版，其英文版由布里斯托大学出版社发行）以及《幸福属于未来：一位孤独工程师的白日梦》（2019年由Seuil出版）。

地球生态令人担忧的现状以及采取应对措施的紧迫性已经成为共识。即使发达国家的某些环境指数（比如空气污染或地表水污染）有所改善，全球整体的情况仍在不断恶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崩溃、森林被砍伐、某些原材料出现短缺、污染物遍布每一个纬度，耕地受到侵蚀或发生退化……

悲观主义者担心生态系统失衡，乐观主义者则认为一切照常运行，局部改善就能解决问题。两派阵营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采取行动，而在于生态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需要什么时候采取哪种强度的措施，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可能性有多高，以及能源过渡需要采取什么政策（监管、税收、激励措施、公众支持等）和投入（财政和技术）。

在这场争论中，科技进步的问题尤为重要。我们能否依靠技术创新解决目前面临的难题，从而“走出困境”？我们是否应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数字科技的未来效益，以期打造一个更优化和高效的世界？人们期待这个世界通过“智能电网”配给绿色能源，自动驾驶汽车承载着拼车的乘客， 在“智能城市”里畅通无阻地穿梭……

乍一听，高科技工业不仅会继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扮演“变革者”的角色，更将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比如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以低碳科技英雄的面貌出现，承诺给我们带来太阳能电动汽车，超级高铁（Hyperloop）和火星航班。由此可见，21世纪大部分的设想都体现了向前飞奔的趋势：人口数量上升，消耗的能源增加，人和商品的流动也更加频繁。人们设想科技手段可以经济有效地应对这些需求，比如给能源“去碳”，规划未来交通模式，提高或保持农业产能。作为其中最大胆的预言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甚至认为未来“突破性”的技术将让几乎所有商品服务都能免费提供，进入“零边际成本”社会。

虽然技术创新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但问题是困境已经深植，而大量技术方案还未及时跟上。问题和方案之间存在着时间差，比如有些技术仍处于初期或概念阶段（二氧化碳的捕捉和封存，氢动力汽车或飞机等）。此外，暂且不去讨论我们能否提供研发所需的巨大投入，先想想我们未来会进入物质富足的世界，还是反之进入物资匮乏的乱世？

人类强大的创造力

“我们总有办法”： 必须承认，人类成功推翻了大自然和物理条件带来的限制，从就地取材到学会发明工具。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不是因为火石枯竭才进入了青铜时代。当持续增长的消费超越了可再生资源的能力，物资稀缺也会刺激人们发明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工业革命大部分创新得以问世的原因。直到19世纪末，以动植物为原材料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当时人们的生产资料是植物染料（茜草、菘蓝、靛蓝、苔藓）、动物油脂、天然胶黏剂、蜡烛油脂（来自动物残渣和骨头）、发酵产生的酸醋和酒精、皮革、毛皮和纤维（羊毛、亚麻、棉花、麻纱）。那个年代，火车头和蒸汽机用抹香鲸油作润滑剂，轧棉机用海象的胃壁做内衬！

由于人们砍伐森林用来做柴火和木材，欧洲从17世纪末开始就发生了木材危机。18世纪初，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泵和蒸汽机，为英国煤田地下水位的矿井增加了排水设备，使巨大的煤炭资源得以被开采。

同时，矿物化学也将满足工匠和工业生产的要求：酸用来处理金属，也用来制备染料和纤维；碱化物（苏打和钾肥）用来生产肥皂、洗涤剂、玻璃、羊毛脱脂等。18世纪中叶，用于地窖制冰的硝石和用来提取碱的海藻和盐角草已经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原材料发生的用途冲突越来越多，以至于18世纪末诞生了一种用盐、白垩土和煤生产碱的制造工艺。至于有机化学，它的发展归功于染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得益于苯及其衍生物的发现：苯是从用于照明的煤气产生的焦油中提取而来的物质。最后，1930年代诞生的聚合技术使人们能够从石油和天然气提取多不胜数的人工材料（塑料、合成纤维、树脂和黏胶）。

技术的反面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这段时期，生产规模发生质的变化，重要的技术突破层出不穷。20世纪则继往开来，生产力随着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不断提高。人们通过先进技术获得丰富的资源，同时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尤其缩短了成品生产过程的工作时间，使民众的消费水平由此得到大幅提升 。

总的来说（不提财富分配的敏感问题），技术融入了社会、道德和文化体系，并随之变化而发展，可以说很好地满足了“需求”。然而，这需要付出一个代价： 资源短缺的风险越来越大，新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于是人们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和风险，导致对社会环境造成的空前污染和破坏。

当然，工业化学之前，环境污染的现象早就已经存在了。在中世纪的手工业城市里，生活用水和制造用水混在一起，市区里充满鞣革厂、洗衣坊、制皂厂和染坊排出的污水，空气也经常被木材和煤炭燃烧排放的颗粒污染。然而，第一批化工厂的排放造成的污染远比这些要严重得多。

除此之外， 与木材、纤维或皮革相比，化学材料的缺陷在于它们无法进行生物降解。所以， 废料问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污染现象，比如废弃的塑料已经多到可以单独组成一个海洋“大陆”。在农业技术方面，为了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人们以前采用传统的方法（城市污泥，农作物轮替耕种），之后则改用效果非常显著的合成硝酸盐（在20世纪初智利鸟粪耗尽之后），但代价是造成河流富营养化，土壤生物死亡，以及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今天我们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集装箱货运方便了人与商品的流通。运输成本变低，使我们的行动（消费）远离了它们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生产）。生产一件汽车或电器等复杂的工业产品需要依赖十几个国家成千上百的供应商进行接力和流动，而简单的产品则集中在劳动力成本较低且环保法规较宽松的国家生产。

绿色发展（没有实现）的承诺

每年2%的增长率，相当于每37年翻一番，每100年增长7倍，每一千年增长390倍。从长远的经济增长角度来看， 我们能否借助新科技，让原材料消耗与废料生产，让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就此“脱钩”，不再形成正比例增长呢？

“去物质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早在1930年代末，著名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就举过无线电短波取代电报铜缆的例子，说明我们可以在减少消耗材料的同时得到同等或更好的服务。他的例子也符合现在的情况：光纤传输的信息比铜缆多得多；电子产品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比如智能手机同时也是摄影机，定位仪及手电筒），所以消耗的资源也相应减少了。而且大家都认同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于服务、无形资产与知识，消耗资源的制造业将逐渐减少份量。

然而时至今日都不存在“脱钩”这回事。相反地，人们加紧开采原材料，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快。社会也没有进入去物质的后工业时代，反而变得“超工业化”。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因为工业的分类分化和全球化依赖于各种物质相互衔接和流动，而我们大部分人都看不见这些产业背后消耗的资源。

数字科技不是“虚拟”的，因为它调动了整套基础措施、服务器、无线网络终端、中继基站、路由器、陆地与海底电缆、卫星和数据中心等。为制造这些设备，首先得提取各种金属（银，锂，钴，锡，铟，钽，金，钯......一个看似“简单”的智能手机里就含有40多种金属），而采矿和冶金必定对生态带来影响。然后，加工这些部件时需要使用众多化学产品，而这些化工产品来源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说的“高碳”资本主义。

为了使整个信息系统运转起来，需要耗费世界10%以上的电力。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数字系统”排放的温室气体就已经超过了航空业。最后还有电子垃圾的问题。电子垃圾之所以难处理，是因为其成分里20种金属（都在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的六十种金属里）的回收率不到1%。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浪费。

完全依靠技术创新是很危险的，原因可以总结成为下面三点。

首先大部分科技产品需要稀有金属，这就加大了回收的难度。究其缘由，要么因为稀有金属越来越多分散地运用在材料里（纳米技术和电器里会使用极少量稀有金属； 层出不穷的联网电器也需要这种成分）导致难以回收，要么因为它与其他生产材料混合（合金，复合材料等）而质量变差，导致回收材料降级。

其次，我们很少从系统规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按照地质学家或经济学家的说法，未来不会出现资源匮乏的问题，因为只要提高原材料价格就能增加供应量。然而，如果开采贫矿或不易开发的矿源，就必须耗费更多能源。拥护清洁能源的人也认为因为地球上存在庞大的可再生能源，所以不会出现能源短缺的问题。然而，捕捉、转换、封存和使用这些清洁能源需要耗费大量金属。而且由于这些资源分散在各地，不那么集中，所以生产同样瓦数的电力需要耗费更多资源。如此展望未来，我们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我们把自动驾驶汽车或智能城市当成未来减少能耗的解决方案……但它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系统、传感器、基站、网络和数据中心才能良好地运转？而这一切又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反弹效应：技术带来越来越高的生产力，但我们不懂得适可而止，所以整体消费总量持续增加。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第一次提出了这种发展困境。在1860年代，英国为世界提供了半数煤炭，所以大家担心煤矿储量很快枯竭。同时间，蒸汽机性能日益改善，人们用更少的煤炭就能达到同样的产出，因此按照一般的逻辑，煤炭消耗量必然随之减少。然而，杰文斯否定了这个结论。因为每台机器节能了，成本降低了，使用次数却增加了，反而导致煤炭需求更大了。在规模化的驱使下，每台机器的消耗减少，但机器的总体数量也随之增加。

杰文斯的观点得到了验证。这种反弹效应适用于各个领域：建筑的热力改造（因为我们所需的温度提高了，所以节省的热力没有专家计算的那么多）；高速列车没有让人们抛弃搭飞机，但创造了新的出行需求；虽然最新的涡轮机发动机节省了煤油，但也使得廉价航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信息领域也是如此。数据处理的效率得到惊人的提高（传输或储存定量信息所需的能耗越来越少），然而每18到24个月，信息数据的产生、交换和存储量就会增加一倍。

推广节制而弹性的科技？

所以，让全球能源和资源消耗维持现状的“技术性”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更遑论减少这种消耗。如果我们继续给“进步的锅炉”添加炭火，地球迟早无法承受。如果提出“解决方案”，那么应当监管其用途和行为，顾及除了技术之外的社会技术革新。

首先要从源头减少需求。除了替代供给，还要在减少消费需求上下功夫。也就是说，“节制”要比“效率”优先。这不太容易做到，因为人类往往因为攀比而产生种种“需求”。“必需”物品和多余物品的边界很模糊，而非必需的消费有时会给生活带来亮点。

我们可以设想一系列可以采取的行动。这些措施或多或少较为复杂，或多或少能被接受，或多或少可以快速实施。只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有些措施能够顺理成章被采用。另一些措施则会遇到障碍，因为它们需要世界发生改变，人们积极参与，社会付出“努力”，法律和法规加以调整，甚至需要真正的系统性社会技术和文化变革。

比如在交通领域，应该开始让汽车文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无论从能源还是资源的角度看，汽车的“可持续性”都不够强。对比之下，由千百个基础零件组成的自行车更绿色、更简单、更“自主”，比汽车更容易维修。汽车含有大量电子和高科技金属元件，每一件都需要符合环保标准，增加了生产与维修的难度。 就此看来，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减少汽车的份量和需求。在建筑领域，可以通过加强对旧楼的利用来减少建造新楼。我们要把技术和资金集中在修复、翻新和美化旧楼上，不要用来扩大地产开发或增加住宅密度，因为这两种都有其弊端。

其次，对我们周边的物品应当物尽其用，延长它们的寿命并优化资源回收率。如果不是基于可再生和零污染的材料，则应当禁止绝大多数一次性用品和不利于回收的产品。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大幅减少相关资源的使用量。

环保产品的设计应当足够简单、耐用且亲民（引用伊凡·伊里奇的描述）。它们可以维修，可重复使用，被标准化和模块化，基于简单的材料且容易拆卸。它们只使用极少量不可再生资源，因为这些成分是稀缺且不可替代的。此外，在保留基本功能的同时，还应该限制产品里的电子含量，即使这意味着接受较低的“规格”和较低的业绩，意味着需要面对变慢的生产节奏和减少的产量，也意味着牺牲产品附加的“便利性”以便减少维护的需求……

最后还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生产模式。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追求生产效率，追求巨型工厂的规模效应？这不是号召大家“去机械化”，回归到纺纱转轮和牛马拉车的甘地年代！我们可以在工厂里规划大小适中的车间，每个车间保留必要的几台简单坚固的机器，比如数码操作台等基本设备。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降低能耗的同时保持现有生产力的一部分。这种制造单位虽然生产率降低，但人力投入更多，产量更加接近实际消费需求，有利于建设一个日常用品的回收、维修、转售和分享的网络。

转型过渡的可能性？

为了促使如此深刻的变革，每个层级的公共权力机构都需要给予支持并参与配合：通过规范与监管来调整产业，包括禁止高污染制造业；通过硬性规定，把财政支出和补贴投入到劳动力和当地经济活动中；通过税务手段进行干预，因为现行制度把生产率排在第一位，更倾向消耗能源和资源而不愿惠及劳动人民。

面对扎根的现实和发展趋向，上述意见看上去像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也可以保持现状，让工业文明继续马不停蹄追求那份不稳定的指数式增长轨迹。但我们也不妨尝试着过渡到“充分就业的后增长”经济体系，在新的“社会环境契约”里健康发展？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法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