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华：怀施蛰存先生

施蛰存先生生于1905年12月3日，今年的这个时候，先生若健在，115岁了。

先生去世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前的11月中旬，沪上秋雨连绵。这样的天气是先生向来就讨厌的，也是先生不愿会客的时日。远行三年多，返沪后原想挑个好天、带上刚编完的书稿去华东医院见先生，我怎么都想不通，直到十七年后之今日，坐在电脑前，感情上我还是无法将键入的文字和怀念扯在一起，还是无法忍住涌自心底的热泪，我该说的太多太多。

当年讣闻里称先生是教育家，第一趟见到先生，是1989年，我不知道在先生几十年执教生涯中到底有多少出色的学生，但我可以说自己是先生非常喜爱、关怀备至、最年轻也是最不争气的私淑弟子。先生指导我研究的第一个专题是“象征派诗歌鼻祖”沈宝基老人，而我半路辄止，我对诗歌理论确实没有特别的兴趣；先生要求我静下心来试译法文版昆德拉作品，我却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于社会调研、杂文时评；先生劝我不要学别人东奔西赶，省点气力，养好身体，完全能写出几本好的小说，做出几只好的课题来，我是意气用事，获无所获。在我工作遭受挫折、病情一度恶化且少人理解的时候，是先生深切关怀，指点劝勉，伸以援手，还提出为我担保，又托人送信给出版社，要将他的稿酬助我捱过难关。而我，也早已经习惯了往常先生老挂在嘴边的“我要死了，我要回‘老家’去了，我不是病倒而是软倒……”这样的“口头禅”；这样的话，从香港回归到澳门回归，一路讲过来，我晓得这是老人信“老法”，先生问我要过一张苏局仙百十寿诞的留影，我始终是相信先生能悄然度过百岁的。先生就这样走了，天人永隔，噩耗传来时的绵绵冷雨，仿佛先生从遥远的地方依然在关照我说，落雨天，侬用不着跑来看我了。

检出过去的日记、先生给我的几十封信，翻阅以往整理的一些对话记录，再听先生的谈话录音，所有的往事，宛在昨天。从1998年到2000年的两年当中，先生一直不让我去愚园路看他，那是我心脏经常出问题的一个阶段，在他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里，也都有“千篇一律”的那几句话，“你不要来，我也不健，话讲不动了”；“我体力大衰，马上就要呜呼哀哉了”；“你也不要出门，尽量少出门，也不要写什么东西”……我父亲是遗腹子，我祖母1948年去世；我母亲3岁失怙，13岁孤身到上海，我外祖母在我8岁的时候病逝于皖南老家，我从没见到过。我自己也是少年失怙。从小我就羡慕人家孩子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先生大我整整一个甲子，与其说我将他视为业师，不如说更多的辰光我在心底里认他为祖父。1994年年底我住在医院里，也不敢告诉老人家，元旦上午家人送来先生寄我的贺片，内中一边是用圆珠笔写道：“不见光临，想必病了，好好养病，从报上看到你还在写，不要再为文字所累，休息半年，恢复健康要紧！”另一边是用毛笔手书繁体“贺岁”两字，钤了印章。次日下午我溜出病房驱车到愚园路看先生，他一见是我忽然出现在他面前，还未及戴好助听器就指着我大声说：“刚刚还有人来告诉我侬住院了，哪能介快出院了？勿在屋里养毛病，跑来看我做啥？”我说收到贺年片了，想侬，就来看侬了，有人陪勿要紧的。先生说：“关照侬噢，今后侬要有人陪，否则就勿要到我此地来了。”这天先生赠我一封沈从文1961年元旦写给他的信及一条漂亮的章草旧体诗稿手书。

先生的老朋友周退密最早对我提起，先生准备整理收藏多年的碑版，要周老协同编辑，二老寓所相距不近，有困难；先生在信中说，最好有年轻人从中做“通信兵”，但担心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事实上酷爱此道的我也失去了一趟研习良机。记得1995年夏天，新民晚报的摄影画刊专版要发一组沪上文化老人的“消夏图”，我介绍其时还在中新社工作的林明杰兄、市收藏协会的冯钟兄去给先生拍几张照片，事后冯钟寄给我一份先生写给他的信的复印件，老人家说：“请你转告何振华，叫他必须医好心脏，我是自然衰朽，他是认为损伤，他的心脏可以修复的。”老人其时住在华东医院，还不忘提醒我这个小他六十岁的小朋友。现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泪光一遍遍摩挲先生1996年深秋给我的那封信，“为何不用本名？赶紧把‘何苦’改掉，这个笔名不好。你还年轻，省点气力保持老本，先养好病，我再提一提，不要抓笔杆子了，像我一样，‘蛰存’。”像他一样的“蛰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反复提醒过几次。我没有听先生的叮嘱，身体透支，光阴虚掷，大部分更重要的工作搁浅了。

先生在1992年11月给我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陆谷苇为我写了许多报导，我也无法阻止。你叫陆或你自己给赵清阁写点东西吧，这位女作家近来很冷落，该为她吹吹风了！”1993年4月来信中说，“近来拙文常被选用，连书也不送一本，也不求同意，法制观念一点没有，我也不能为一小文打官司，无可奈何！《随笔精品大展》我尚未收到，那篇序引是很勉强写的，我知道这本书选得不好，有许多不是‘随笔’，你看我的序引，可以猜出‘言外之意’。”同年10月信中问我，“牧惠何人？向未问知，《歪批水浒》极好，妙论连珠，灯下阅十数篇，颇足解颐。”1994年5月先生信中有对一家杂文刊物的评价，“据说这个杂志是个‘高档次的人文杂志’，我实在看不出‘高’在哪里？现在散文刊物多，没有一个好的。”同年7月信中说，“出了这么多的刊物都不见佳处，看来刊物多于作家，编辑也无高手，不会组稿，恐怕就要办不下去。你写沈宝基的那篇文章看了，开场白写了1000字，太多了，第三页还是开场白，有1500字，废话太多。不适当的谦虚反而害事。你访问过沈先生，应该多记一些访问时的谈话，这是你的独家材料，我觉得你在做‘文章’，而不是介绍人物。”我在这里摘录这些内容，我是觉得对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文坛上的地位、创作上的贡献和他的处世哲学及其生荣死哀，已经没有必要也用不着我们这些后辈作什么评论。读历年怀念先生的文字，凡让人愈加沉痛、更乃回寻的，总是其中所能够感受着的逝者身上发散出的睿智的光和自然的爱。睿智，并不尽然出自学术，也是源于天赋；自然，无疑是一种率真的绿色，像施蛰存先生的原名德普，那是任何高超的画笔无法描绘的风景，给予我们的是再漫长的岁月也淘洗不掉的爱。

这些天来，每看着先生的照片，任泪水模糊视线，努力使自己相信先生还在。忆味自己轻步走上雪茄香弥漫的楼道，门虚掩着，能看见先生坐在临窗的藤椅里，温暖的黄炽灯光下，拿着放大镜浏览报刊，再轻步走近，先生抬头扬手示意我坐到他书桌边，遂从抽屉取出助听器像话筒一样伸到我的面前，一边用他那双柔暖的手翻阅让我带去的书，一边问我“现在比萨饼几钿一只？涨过价伐？”、“有了检察院为什么还要成立反贪局？这样会不会就有人多送一只红包”……

那一年，几乎是缠绵病榻的巴老度过百岁的同时，施蛰存悄然超脱于尘世。沪上那个忽然风雨交加的深秋，两位世纪老人无意合唱了一曲大喜大悲的歌。只是这歌声，余音缭绕，总教人不免沉思，不免怀想。目之所及，耳之所闻，依旧都在这歌声的旋律之外喧嚣、徘徊和漫舞。至于执著的寂寞、坚韧的真挚和神圣的使命，是不是照样还继续成为闲适的文苑里某种奢侈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