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人问万玛才旦，这个电影会像上次一样搞得我们很尴尬吗

11月20日，万玛才旦导演的新片《气球》正式公映。在此之前，这部影片已经去了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全球60多个电影节，并拿下11个奖项。不少影评人评价说，这是“万玛才旦最好的电影”。

电影的“好坏”见仁见智，但这也许是万玛才旦最“好看”的一部电影，节奏流畅，矛盾冲突清晰，人物的两难抉择，即便并非身处藏地有着文化壁垒，也绝不会难理解。

比起上一次《撞死了一只羊》里庄周梦蝶式的哲学迷思，《气球》里人物的命运现实，具体而不失余韵悠长。

《气球》海报

灵感缘起于多年前万玛才旦在北京求学，路过中关村，看到空中飘过一只红气球，觉得气球飘在天空中是太适合电影的意象。当时他已经写了许多小说，对他来说，创作可以缘起于多种多样的灵感，有时候是生活中的一段小对话，有时候是急切表达的一些想法，也有的时候，就只是一个意象、一个画面。

“气球”是个好意象，能承载童真，承载对遥远的向往，以及一戳就破碎的脆弱。许多导演都拍过气球，侯孝贤有《红气球之旅》，帕纳西有《白气球》，万玛才旦把红白气球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催生出一部电影。

《气球》剧照

影片一开始出现在牧羊孩子手里的白气球，其实是藏民达杰家的娃偷了父母的避孕套吹成的。透过这个“白气球”看到的羊，则带出了人和羊群在生育上截然不同的两套价值体系。而影片海报上，大大的红气球重合在女主角卓嘎隆起的肚子上，慢慢涨大的气球又切合了女性孕育生命的意象。

《气球》海报

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生育和信仰的电影。万玛才旦的电影里第一次将视角聚焦在一位女性人物——卓嘎怀孕了，第四个孩子对已经有三个学龄孩子的牧民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而另一方面，影片从一开始就铺垫着另一条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线索——卓嘎的大儿子被认为是已故奶奶的转世，另外两个孩子则追问着爷爷以后的转世会去哪里。卓嘎怀孕后不久，恰巧撞上了爷爷的丧期。上师预言爷爷会转世回自己家，丈夫满心欢喜，而并不打算留下这个孩子的卓嘎陷入两难……

近年来女性议题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被广泛讨论，全世界的众多电影节也开始更关注以女性为主题拍摄的电影，《气球》孕育多时，也终于等到更成熟的契机被拍摄出来。对万玛才旦来说，他并不认可如今许多评论称他第一次或“鲜有”地关注了女性，女性和过往其他的男性角色一样，一直生活在他过往的经验中。他小说里的女性主角出现过许多，只不过是何时拍成电影各有机缘。

而几乎贯穿到他至今每一部电影的那份关于传统与当代，古老信仰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在《气球》中仍有延续。依然尖锐，但更沉淀于生活本身，不像最初《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这“故乡三部曲”那样，更明确集中地去确立某种矛盾并加以探讨。

《静静的嘛呢石》海报

万玛才旦在采访中说起当年拍《老狗》，用词“惨烈”，而如今创作中虽然依然带着一贯的印痕，却已经和自己来时的故乡一样有了一份对两种文化、文明相互影响交融的“习惯”，“藏区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大家慢慢都已经适应、习惯了，并不会刻意去注意，偶尔会有点冲突，就像卓嘎这样。”

影片上映前的一周，万玛才旦携新片《气球》来到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做客温影406剧场，这也是电影《气球》全国路演的第一站。执行院长蒋为民在观影后对电影评价道：“看似稀松平常、愉悦的情节，但实际上全是细节。看完整个电影后一直无法从影片中走出来。”制片人孙孟晋说，“导演的作品始终有一种魔幻的意思，比如颜色鲜艳的处理和梦境的抽离，他一直在用一种平静的心境表达宏大的主题。”

万玛才旦出席上海的路演活动

万玛才旦在影片放映结束后，与嘉宾和同学们共同分享了影片背后的故事。相比于一般的路演，面对学习电影的学生们，万玛才旦说得更多一些，剧本改编、拍摄手法、人物揣摩、形式选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几乎都解读得仔细。

“现在的年轻人很幸运”，万玛才旦回想起自己最初拍片时的艰难，很难找到资金，胶片要省着拍，一开机就为天气焦虑发愁。如今已经在国内多个电影节相继成为评审、导师的万玛才旦也会感叹，如果自己是成长在如今这样的时代，应该就有些不同。

很多年前，当万玛才旦作为一位风格独树一帜的导演在文艺片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观众们更多地还是关注于他的藏族身份，看待他作品的时候也难免一份对神秘藏地的猎奇之心。而近年来，松太加、拉华加、德格才让等一批藏族导演的相继加入，《阿拉姜色》《旺扎的雨靴》等藏语电影的相继上映，都让观众对于藏语电影多了一份熟悉和“见怪不怪”。“藏地新浪潮”这个词在近年文艺片的环境中显得当之无愧。如果在当下几年这很短的历史年份中，真的有关于电影创作的某种集体性异军突起，形成能够称之为“浪潮”的群体，万玛才旦和他“领衔”的藏族导演们显然是重要的一笔。

《塔洛》海报

松太加曾任多部万玛才旦的影片的摄影师或美术指导，拉加华曾是《塔洛》的副导演，他们都是在万玛才旦的身边学会了怎么成为一名导演的。而事实上，当年已经步入社会做过教师和公务员的万玛才旦，下定决心去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又“怂恿”了藏族兄弟松太加去学习摄影，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让去学录音。这样，从“学生时代”开始，万玛才旦就有意地培养起自己的主创团队，后来他也做监制、制作人，身体力行地支持其他藏族导演们独立拍片，如今，几乎在每一个电影节的竞赛或创投单元都能看到藏语电影的项目，在藏区，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电影，向往电影。可以说，正是万玛才旦以一己之力促成了如今的“藏地新浪潮”。

德格才让、万玛才旦、松太加

谈及藏族导演的身份，万玛才旦百感交加。他曾经为这个身份苦恼过，因为无论怎样都似乎会被“区别对待”，他并不喜欢被强调少数民族的身份标签，不喜欢人们观看电影时对片中的民族猎奇超过人性和生活本身，也敏感于曾经评论说“一个藏族导演居然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之类的话语中是否带有些许的贬低意味。而如今，这股“新浪潮”让他感受到“曾经的某种孤独被修复了”。

电影上影前，万玛才旦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对话】

我爷爷坚信，我是他舅舅

澎湃新闻：“气球”这个意象最初是怎么和藏地关联起来的？

万玛才旦：就是特别直觉地被这个意象吸引。那时候是在电影学院读书，去民族大学见朋友，就走到中关村，也是这样一个秋冬交替的季节，看到一只气球在风中飘，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当时就展开了一个联想，其实首先想到的是那样一个结尾，就是现在开放式的结局，两个气球，一个炸掉，一个从小孩手中脱落，飘向天空，越来越远。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希望它是跟藏族是有关联的，就想到白气球也就是避孕套，这样的经历在小时候也是经常能听到的、能碰到的。同时我希望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在讲一个困境，信仰和现实之间，处在这样一个两难中的这样一个女性的困境，所以故事的重心会落在女性主人公卓嘎的身上。又加上一个特殊年代的这样一个设置，会涉及到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

澎湃新闻：电影里除了女性关于是否打胎的两难，从爷爷到孙子辈其实跨了三代人，不同代际的人面对的宗教、传统和时代的冲突以及现实困境，是不是也融入了你对当下一些人处境的观察？

万玛才旦：对，一开始构思人物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的设置，老人他是坚信轮回的。故事发展下来，老人会去世，所以电影从一开始就在铺垫，大儿子身上有个痣，根据这个痣的一些认定是奶奶的转世之类的。像丈夫达杰这样的人，他不像父亲那样死守传统，在电视上看到试管婴儿觉得是“世界末日”，他能够接受一部分的科学，但到了自己身上，他还是会选择传统。包括尼姑妹妹这样一个人物的安排，对姐姐的处境有对仗有一个强化的作用。她同样是一个女性，一方面受过伤害，另一方面她在面对姐姐的问题时又是极为传统和保守的。包括她自己选择出家，但面对尘世情缘又有放不下的一面。这些女性都是非常懵懂的状态，有觉知但是又不是觉醒。

妹妹和姐姐

澎湃新闻：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气球》突出了对女性的关注，这在少数民族的作品中是十分少见的。过往的经验里你对藏地女性、生育的这些话题有怎样的观察？

万玛才旦：其实关于女性的这种题材，一些小说里面出现的也是比较早，（《气球》）那个剧本写成之后也是一开始就想拍电影，所以我直接一开始写的就先是剧本，脚本的意义就是拍摄，它是不具有文学价值的。因为当时拍不了，后来才以小说的形式又写了一遍发表。

好多年以来，藏地的知识分子阶层带着反思，对信仰以及现实的很多方面的东西都有涉及，藏地曾经也有知识分子写过“丑陋的藏族人”之类的书，这些反思中也包括了女性的各种议题，包括生育的问题、女性地位的问题，也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是最近开始关注女性，也不是刻意关注女性，我还是在表达人和生活，正好这一次是卓嘎这个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她来自我从小对身边的亲人、朋友的观察，会听她们说到类似的苦恼和相关的经验，在创作的时候过往的经历和经验都可以被重新调动出来。 

澎湃新闻：近年来，关于女性的各种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广泛讨论，当这个议题放在藏地，会有哪些特别之处？

万玛才旦：它有一些共性，比如第四个孩子来的时候，其实对这个家庭是非常大的负担。而且卓嘎从一开始就去找医生希望做结扎手术不想再生。也会有一些特殊，比如信仰的问题。在藏区，一些孩子出生，会被认为是某个人的转世，刚好赶上家里老人的去世，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进退两难。卓嘎会有一些怀疑，这其中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有对于信仰的怀疑，但还不是全然理性的那种知识分子式的反思，她是不彻底的。

澎湃新闻：信仰和现实、传统和当下的矛盾，这些其实在你所有的电影里都是贯穿的主题了。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困惑于这些矛盾的阶段吗？

万玛才旦：那太多了，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比如从小我爷爷就坚信我是他舅舅的转世。舅舅是个僧人，读过书。我爷爷因为相信我是他舅舅，小时候对我特别好，也总跟我说我后来能上学、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我舅舅有一个前世的积累。我在幼年没有其他的知识体系参照的时候，在那个观念之中长大，那些东西是让你坚信不疑的。后来走出去，有了其他的参照，才慢慢会有了一些反思。后来也是一路的成长里对自己的身份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后来才写了像《乌金的牙齿》这样的小说。

看你的电影搞得我们很尴尬

澎湃新闻：和你早期的故乡三部曲比起来，近年来的几部创作从《塔洛》开始，在影像的风格和形式上都似乎更“用力”了一些，这种转变是不自觉的还是有意为之？

万玛才旦：其实就是每个内容要找到最适合它的形式。形式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虽然我也并不是那么的形式主义，说“形式即内容”地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但确实形式是内容的一个部分，所以从《塔洛》到《气球》，它们有不同的镜头风格，跟内容是有关的。

像塔洛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处境，他孤独的状态，他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他就特别适合有那样黑白影像的呈现。像《撞死了一只羊》，它是一个意念为主，有一点抽象的这样一个电影。构成上它就适合那样比较浓烈的色彩和摇晃的镜头，它涉及到灵魂，以及展示生死的这样一些可能比较虚无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特别适合这个故事。

《撞死了一只羊》海报

而《气球》里面人物的处境，每个人物都几乎处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中，对这样的一些人物，就可能需要摄影机的一个运动用跟拍和手持移动的镜头来呈现。

澎湃新闻：性的这个议题，在内地的电影的整体语境里，还是会有一些表现和表达上的限制，我印象里藏语的电影，涉及到这一部分的就更加少，这方面在拍摄上有带来什么挑战吗？

万玛才旦：确实是比较难的。审查会有一些很具体的要求。另一方面跟文化也有关系的，一个文化当中怎么对待性，这样一个话题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讲出来，肯定是不一样的。之前《塔洛》里面唱的情歌，在藏区一般不会在家庭里面唱歌，只会是比较私密的场合才能唱。但是像内地，流行歌曲都是情歌，不管是不是情人，大家都可以随意地唱。这就是文化上很大的不同。《塔洛》里后来那首藏语情歌成为推广曲，大庭广众下唱情歌，就有老家的老人跟我反映，“看你的电影搞得我们很尴尬”。这次我也看到留言，说“这个电影会不会像上次一样搞得我们很尴尬？”这次大概要比上次更尴尬。

澎湃新闻：从最初的“故乡三部曲”到近年来的创作，大家会觉得都还是有非常贯穿的某些冲突的主题，你自己觉得与以往的电影相比，这次的表达有何不同？

万玛才旦：肯定有。我觉得比较剧烈地表现冲突的阶段，我在“故乡三部曲”那就已经表现完了，而且那种表达是已经到了非常惨烈的地步，今后应该也不会太涉及。虽然后来这些作品表面看起来跟之前的表达是有关联的。但发生在当代的故事，肯定会涉及到这些东西，包括也会涉及到信仰层面的东西，你不可能把它绕过，但它是自然地带到，没必要回避。

澎湃新闻：你对“故乡三部曲”的表达用了“惨烈”这个词我还挺震惊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变得温和了？

万玛才旦：我在想是现在大家对于那种碰撞习惯了，大家身在其中也找到当中的一种平衡，也没有像一开始那么去在意冲突感。有些人适应了，有些人麻木了，有些人平衡了，有些人“淘汰”了。 

《气球》剧照

所有的创作都不是刻意的

澎湃新闻：看到之前的一个采访，有谈到作为一个创作者，确实希望自己的身份能够去族裔化，那么你怎么看待藏族和藏地的题材对你创作的意义，是必需的土壤，还是也有一定的“限制”？

万玛才旦：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重要的土壤，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这方面题材在国内可能会相对敏感，审查总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层层把关，肯定是有一些限制。评价体系方面，甚至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认识，好像你拍了一个藏族题材，你就是为了去国外获奖的。或者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你能获奖，是占了题材的便宜。其实所有的创作者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创作者它要解决的是创作层面的问题，我自己也是一样。说我选择了藏族题材，我的创作就变得容易了这个肯定是没有的。

还有好像总有人会刻意地提你这个身份，藏族导演，带着这样一个目光去提的时候，我确实是很反感。在创作这个层面上，我希望是去掉这些东西，你把我看做一个纯粹的创作者，未来哪怕需要竞争或者在某一个层面，需要放在一起，我觉得至少是平等的。

澎湃新闻：目前你所有的七部电影，都是藏语和藏族题材。如果想要去这个标签，是否考虑过去拍摄一个脱离民族的故事？

万玛才旦：对，我有这个考虑，应该这两年就会拍。

澎湃新闻：关于藏族这个“标签”，对你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带起了一波“藏地新浪潮”的导演，他们一开始都是和你一起开始拍电影的伙伴，如今纷纷扛起导演大旗有了这个“浪潮”，我有点好奇这是一开始就有意为之的一种“布局”，还是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

万玛才旦：出发点肯定是有意为之，你希望有团队嘛，要不然那么多人来北京干吗对吧。逐渐的随着作品一部部拍出来，在国内外获得了一些肯定，也慢慢地激起了藏地电影的热潮，算是有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拍电影，想做和电影有关的事情。所以大家去学习电影，慢慢地作品质量上就显得相对好一点，就有了这样一个群体的，相对群体的力量的呈现。那之后这样的群体的主创的成熟，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它不是一个针对某一个创作方向或者方法，所以被归类或者总结、称呼为一个“浪潮”，那是一开始肯定没想到的。

澎湃新闻：这样一个群体的形成，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会让你就比起从前来说没有那么孤独吗？

万玛才旦：孤独……对，这样一个群体出现，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肯定是不会太孤独。你本身的那种孤独，我觉得是跟人本身还有跟创作本身有关。但某些孤独我觉得是被修复掉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逐渐看到现在打开一个局面，比如说从《静静的嘛呢石》到《气球》，包括其他藏族导演的电影出来，大家其实对藏地的电影，有一个逐渐的认知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都在做一个铺垫的工作。一些影片进入院线系统，很多的人看到，然后票房也逐渐有了相对不错的表现，对他们也是一种信心，另一方面市场对藏地电影也是一种认识，肯定之后是会容易一点好一点。我觉得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很艰难，但是有了过去的基础之后，对后面的工作，包括后面的这种群体的力量的崛起，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气球》剧照

澎湃新闻：看到不少评价说《气球》，这是截至目前万玛才旦最好的一部作品。这个说法你自己认同吗？你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产的状态，对未来的创作还有什么样的野心？

万玛才旦：这只是一个说法，我自己对这些没有什么概念。我对我的片子也不会有偏见，所有的创作都不是刻意的，比如说这次大家说好像拍的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之类的，或者《撞死了一只羊》也是说是风格转变之作什么，我都没有很在意这些说法。创作上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调整，逐步在继续成熟，但不会做根本的大转变，我觉得我在学电影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很多东西已经成熟了。

反正创作层面讲，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拍一部电影，或者写个中篇小说都差不多。创作的本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但是电影涉及的事情很多，不可能让你那么顺利地完成每一次创作，我觉得我的产量也不算多。

未来还是希望自己能更纯粹一点，因为电影这个行业它还是很浮躁的，创作者大多处于一个浮躁的不安定中。有些有可能是对创作的焦虑，也有和创作无关的这种焦虑。我自己这么多年走来，然后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年龄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所以希望更纯粹、更安静、更理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