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饭店》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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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94年，卢旺达境内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对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展开全面屠杀，100天里至少有80万人遇害。但如奥斯维辛的“辛德勒名单”一样，在这场大屠杀中，也有胡图族人选择了保护无辜的图西族人。《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的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自1994年开始跟踪报道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先后6次前往卢旺达，采访了众多幸存者，其中包括一位国际饭店的经理，大屠杀期间，他依靠从事酒店行业习得的斡旋能力，常年积累的人脉，当然还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与良知，默默地庇护了一千多名难民。2004年，他的故事被改编成了享誉世界的电影——《卢旺达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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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砍死邻居，同事砍死同事，医生杀死病人，老师杀死学生

“我们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整个国家都不对劲，”基加利涉外酒店的主管保罗·路斯沙巴吉（Paul Rusesabagina）跟我说，“所有人都能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我们就是看不清到底是哪儿不对劲。”保罗是胡图族，一名思想独立的哈比亚利马纳（注：时任卢旺达总统）政权的批评者，他形容自己是“永远站在对立面”。1994年1月，他在自己的车里遭到袭击后，就搬到酒店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和妻子以及一岁的儿子去欧洲度假了。当他跟我说到他在3月30日回到基加利时，他笑了，而且脸上还表现出一丝惊讶的表情。“我必须回来工作，”他说，“但你能感觉到这里不对劲。”

……

“在4月6日，”酒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告诉我，“哈比亚利马纳被杀的时候，我就在这家涉外酒店的露台上喝酒。但我老婆和四个孩子还在家里——我们过去住在机场附近——我老婆听到了导弹击中飞机的声音。她打电话跟我说：‘我刚刚听到了一些我以前从没听过的声音。你赶紧回家。’”一个待在酒店的军人看见保罗要离开，就建议他不要走通常的路线，因为那边的一条路已经设置了路障。保罗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开车回家时，他发现街上空无一人，然后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者是米勒·科林斯酒店的荷兰籍经理，这家酒店和涉外酒店都隶属于同一家比利时公司，即萨比纳（Sabena）比利时世界航空公司。“赶快回城里来，”他跟保罗说，“你们的总统死了。”保罗打电话给联卢援助团里他认识的人以寻求保护。“他们说：‘不可能。现在基加利到处都是路障，人们就在街上被杀了’，”保罗跟我说，“这才是总统被杀后一小时的事，才一小时。”

……

在……宣传和社会各阶层领导者的鼓动下，对图西族的屠杀和对胡图族反对派的暗杀波及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以民兵们为榜样，胡图族的老老少少都拿起了屠刀。邻居把邻居砍死在对方家里，同事把同事砍死在工作场所。医生杀死他们的病人，老师杀死他们的学生。几天之内，很多村庄的图西族人口都被消灭殆尽，而基加利的囚犯也被释放并组成工作队去收走排在路边的尸体。整个卢旺达，大规模的强奸和抢劫一直伴随着大屠杀。醉醺醺的民兵小队，在从药店里抢来的各种药品的催化下被巴士送到一个又一个大屠杀现场。电台播音员提醒听众不要同情妇女和儿童。作为对杀人者的额外奖励，图西族的财产被事先瓜分了——收音机、沙发、山羊或强奸年轻女孩的机会。据报道，基加利一个社区的女议员为每颗图西族的人头出价50卢旺达法郎（当时约合30美分），这个做法被人称为“卖卷心菜”。

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最骇人的一些屠杀发生在教堂和修道院，尽管那里一度是人们寻求避难的地方。”

“你知道所有的企管人员都被杀了吧？”

4月9日早上，由于每天24小时的戒严，保罗·路斯沙巴吉被困在家里，他看到有人翻墙进入他的花园。他想：如果这些人是冲我来的，那就在我的妻儿以及这里所有的人被杀前，让我一个人先死吧。他走到自己的院子里，才得知巴格索拉上校的“危机委员会”刚刚任命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完全由忠于胡图力量的傀儡组成。这个政府想把涉外酒店当作他们的总部，但是酒店里的房间都锁着，钥匙在保罗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于是20名士兵才奉命去找他。保罗召集了他的家人，以及在他家避难的朋友和邻居，总共有30人，他们在这些士兵的护送下开车走了。他们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灾难性的城市——“可怕，”保罗说，“我们的邻居都死了。”——但他们还没走出1英里，他们的护送车队突然靠边停了下来。

“先生，”一个士兵说，“你知道所有的企管人员都被杀了吧？我们把他们都杀了。但你很幸运。我们今天不杀你，因为他们要我们找到你并把你送到政府那边去。”想起这番话，保罗笑得有些喘不上气。“我告诉你，”他说，“我当时全身都汗透了。我开始跟他们谈判，跟他们说：‘听我说，杀人给不了你们任何东西，你们杀了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如果我给你们一些钱，你们有了收益，可以去买你们需要的东西。但如果你把人杀了——比如这个老头，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完结了——你又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车就停在路边，而保罗就在这种心情下跟他们讨价还价了至少一个小时，直到他付了五百多美元，他们才答应继续往前走。

……

1993年，萨比纳比利时世界航空公司任命保罗为涉外酒店的总经理，他成了第一个在这家比利时公司里被提拔到高级职位的卢旺达人。但在1994年4月12日，也就是他和主持种族屠杀的新政府一起搬到酒店的三天后，管理米勒·科林斯酒店的荷兰人打电话给保罗，说他是欧洲人，他已经被安排撤离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卢旺达人，保罗将会被留在这儿。保罗从1984年到1993年都在米勒·科林斯酒店工作，荷兰人要保罗在他离开以后照看好这家酒店。同时，在涉外酒店的胡图力量政府突然决定离开基加利，这里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武装冲突已经加剧，他们要转移到吉塔拉马。一支重型装甲车队已经为这次行程做好了准备。保罗把他的家人和朋友装进了一辆酒店的货车，当政府车队启程时，他就把车开出来在后面跟着，好像他的车也是车队的一部分一样，直到他们缓缓驶过米勒·科林斯酒店，他才转头驶向他的新家。

米勒·科林斯酒店是个奇怪的地方，它是基加利首屈一指的酒店，国际商界威望的象征，那里的工作人员身穿制服，住一晚要花费125美元——差不多是卢旺达人均年收入的一半。客人包括几名武装部队和联卢援助团的军官，以及数百名在当地寻求庇护的人，其中大多是富裕的或出身名门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反对派及他们的家人，这些人本来都是注定要死的，但他们通过各种关系、贿赂或纯粹的运气来到这家酒店并活了下来，他们希望联合国的部队能保护他们。

保罗来的时候还有几个外国记者待在酒店，但他们也将在两天后撤离。于4月13日和14日在基加利度过了24个小时的新闻周刊记者乔什·汉默（Josh Hammer）回忆说，他和一些酒店的图西族难民一起站在米勒·科林斯酒店的一扇窗前，看着一帮联攻派民兵在外面的街上跑来跑去：“你可以看到血从他们拿的棍棒和砍刀上滴落。”当汉默和同事一起出去探索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走不出两三个街区就会被联攻派民兵拦回来。而面对军队的路障，他说：“他们会让你通过，还会向你挥手，然后你会听到两三声枪响，等你回过头来，那里又会出现新的尸体。”在汉默到访的那天，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载着一些受伤的图西族驶往医院，被一个联攻派民兵的路障截停了，所有的图西族都被叫下车“当场”杀掉。远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炮击让空气都跟着震颤。当汉默走到米勒·科林斯的顶楼餐厅时，政府的士兵把门都封锁了。“看起来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在那里，正密谋着行动计划和种族灭绝。”他说。

所以记者都被联卢援助团的车队送去了机场，而保罗则要留下来照看一家困境重重的酒店。除了少数驻守的联合国士兵的象征性保护外，米勒·科林斯酒店几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胡图力量的领导和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官员可以自由进出，联攻派民兵的小队环绕在酒店广场上，酒店总机的六条外部电话线都被切断了，同时挤进房间和走廊的难民人数已经接近一千人，而且他们还时不时地听到有人要把他们都杀光。保罗跟我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死了。”

“死了？”我说，“已经死了？”

保罗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是的。”

啤酒救了很多人的命

托马斯·卡米林迪在逃脱了处决之后走回了家，护送他的那名中士跟他说他仍然是死刑在身。“如果你不离开这里的话，他们还是要来杀你的。”中士说。托马斯不知道该去哪里。他写了一份新的遗嘱，然后交给妻子，说：“我要走了，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也许有一天这张纸能帮你。”

当他再次走出家门，外面下起了雨。他往外走，走到广播电台的时候他很紧张。“我很害怕，”他说，“因为这个广播电台实际上就是一座军营。”但没有人注意到他。“我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跟她说我在广播电台，我在桌下的一张垫子上过夜。我没有东西吃，但睡得很好。”托马斯无法想象如果自己是图西族该如何生存。翌日清晨，他跟电台总编说他差点被杀了。“去播早间新闻，也许他们就会认为你是我们这边的人。”总编说。

“所以我就去播早上6点半的新闻了，”托马斯跟我说，“但我没法继续干下去了。”他给各个国家的使馆打电话，发现他们都已经撤离了。然后他试着给米勒·科林斯酒店打电话：“前台那家伙听出了我的声音，‘托马斯！你还活着，真是不敢相信，我们还以为你死了。’他说，‘如果你能到这儿来，可能就没事了。’”当时没有护送者或证件是禁止驾车的，所以托马斯说服了一名士兵开车带他走。到达酒店后，托马斯已经没钱了，但他还是得到了一间房。“如果有人来了，我们就说钱的事我们以后再说。”一名酒店员工跟我说。那晚托马斯刚安顿好，他的电话就响了。来电者是一名陆军少校，奥古斯丁·西扎（Augustin Cyiza），他也在这家酒店里。西扎同情难民——他最终背叛卢旺达武装部队并加入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但那时托马斯对此并不知情。他走到西扎的房间，猜测自己可能会被杀，或至少会被逮捕。但情况正相反，两个男人喝着啤酒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西扎就出去了一趟，回来时带着托马斯的妻子和女儿。

在米勒·科林斯酒店，啤酒救了很多人的命。考虑到酒价在处于交战中的城市只会上涨，留守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通过不同的中间商来充实酒店的酒窖，同时又利用这些酒换取了足够多的甘薯和大米，以避免他的客人挨饿，这样的交易需要广泛地来往于军事指挥部，而保罗很擅长和这些人打交道。“我用酒贿赂那些人。”他笑着跟我说，这些受贿的人都是胡图力量的领导，而贿赂的意思是给他们提供烈性酒，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保罗的屋檐下杀害难民。“我给他们酒，有时甚至还给钱。”他说。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司令，奥古斯丁·比齐蒙古（Augustin Bizimungu）少将就是一位时常造访酒店的令人厌恶的客人，而保罗和他的关系非常顺畅。保罗说：“任何人来了，我都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这都不是问题，我的问题是不能让任何人从我的酒店里被带走。”

保罗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身材结实，看上去很普通——毕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酒店经理——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就是一个没做过什么特别事情的普通人，只是拒绝屈服于环绕在他周围的疯狂。“人们变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说，“我一直告诉他们，‘我不同意你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我现在跟你说的一样公开。我是一个习惯于说‘不’的人。这就是我做的，也是我想做的事。因为我从不认同那些杀手，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拒绝了，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当然，很多卢旺达人都不赞同种族灭绝，也有很多人放弃了他们的异议去杀人，而更多的人只是想保住他们自己的性命。保罗试图拯救他所能救的每一个人，如果这意味着要跟所有想杀死他们的人协商——那就去做。

一天清晨，军事情报机构的阿波里奈·哈基齐马纳（Apollinaire Hakizimana）中尉来到酒店前台给保罗的房间打电话，说：“我要你在30分钟内把所有人都弄出这间酒店。”保罗当时已经睡着了，他起来就跟对方协商。“我说：‘先生，你知道这些人都是难民吗？你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吗？他们要去哪儿？怎么去？谁带他们去？’”哈基齐马纳中尉说：“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我们要所有人都出来，半个小时以内。”保罗说：“我还在床上，给我30分钟。我要洗个澡，然后再把人弄出去。”保罗很快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好几个他最信任的难民，这些人和当局的关系很好，其中包括卢旺达的前司法部部长——弗朗索瓦·泽维尔·恩桑祖维拉（François Xavier Nsanzuwera），他曾调查过哈基齐马纳这个胡图力量的敢死队头目。保罗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开始打电话，打给比齐蒙古少将和各个上校，以及任何他们认为可以强制命令这个中尉的人。就在快到30分钟的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酒店，向哈基齐马纳下达了离开的命令。

“他们把这个家伙弄出去了。”保罗说。然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停留了一会儿，他的视线望向远方，所以我想象了一下他透过窗户凝视着米勒·科林斯酒店的样子，他说：“我们的周围，酒店这一片场地的周围是什么？士兵，装配着枪支、砍刀的联攻派民兵，什么人都有。”保罗似乎决心要恰当地表明自己的分量。他没有说“我把那个家伙弄出去了”——他说是他们做的——通过向我展示酒店门口聚集的杀手们的级别，他强调了这一点。

《卢旺达饭店》剧照

在我们讨论这种“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大众暴力事件的时候，现在流行谈的是群体仇恨。仇恨可以让人生气勃勃，但它也会诉诸人的软弱。被卢旺达人称为种族灭绝的“始作俑者”的那些人明白，为了让大量的弱者干坏事，就有必要唤起他们对力量的渴望，而真正能驱使人们的灰暗力量就是权力。仇恨和权力，在不同层面上都是激情，区别只在于仇恨是纯粹消极的，而权力本质上是积极的：你会屈服于仇恨，但你崇拜权力。在卢旺达，导向种族灭绝的滥用权力的狂欢是以胡图主义的名义展开的，而当保罗这个胡图族打算反抗凶手们之时，他就利用了他们对权力的热情：“他们”是一些选择去夺取别人生命的人，而保罗抓住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可以选择把保住他人的性命当作一种馈赠。

“发传真，打电话，打给全世界”

保罗·路斯沙巴吉还记得米勒·科林斯酒店在1987年购得了第一台传真机，同时还安装了一条支持传真的辅助电话线路。1994年4月中旬，当政府切断了酒店电话总机的进出线路之后，保罗发现这台——用他的话说是“奇迹般的”——老传真线路还可以拨号。保罗把这条线路视作他在保护客人的战役中最强大的武器。“我们可以打给比利时国王，”保罗跟我说，“我可以马上直接打给法国外交部。我们给比尔·克林顿本人发了很多传真。”一般而言，他说自己会一直等到凌晨4点——“发传真，打电话，打给全世界”。

基加利的胡图力量领导人都知道保罗有一部电话，但，他说：“他们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所以他们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切断它。而且他们还有好多其他问题要去考虑。”保罗非常小心地保护着他的电话，但也并不绝对；那些拥有能提供帮助的海外关系的难民也可以使用它。奥黛特就定期给她在华盛顿的前雇主和平工作队总部发送传真，在4月29日，托马斯·卡米林迪用这部酒店电话接受了一家法国广播电台的采访。“我给他们描述了一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没有水，只能喝泳池的水——以及屠杀的情况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进军情况。”托马斯跟我说。这次采访播出去了，第二天一早，西扎少校告诉托马斯：“你完了，他们决定要杀你。要是有可能的话，你最好赶紧离开这儿。”

托马斯无处可去。他搬到了一个朋友的房间，那天下午他得到消息说，有一名士兵已经到达酒店要刺杀他。通过酒店的电话，托马斯让他妻子查到了这名士兵的名字，让-巴蒂斯特·伊拉杜昆达（Jean-Baptiste Iradukunda）。“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个朋友，”托马斯告诉我，“所以我就打电话跟他说：‘行，我这就过来。’然后我就去了。他解释说是军方司令部想要我死。我问他是谁下的令，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他来的。他就犹豫不决了。之后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要杀你。我不会杀你，但我离开酒店以后，他们肯定还会派其他人来杀你的’。”

“再没有其他人来找我了。”他说，“情况正常了，没多久我又出来到走廊上活动了，我们就一直待在那儿。”

当我向保罗问起托马斯的麻烦时，他笑了。“那次采访对难民们可不是什么好事。”他说，然后补充道，“他们想让我把他弄出去，但我拒绝了。”

我问保罗这怎么会有用，为什么他的拒绝会被重视。

他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又一次笑了，“我不知道这怎么会有用，但我拒绝了很多事。”

与此同时，在整个卢旺达正在发生：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

最“乐观”的估计是：在100天内有80万人被杀害。平均每小时有333.33人被杀——相当于每分钟有5.5人的生命被终结。还要考虑到这当中大部分的杀戮都是发生在前三四周，加上大量未计入的因大屠杀身负重伤却未直接致死的人，以及一系列针对图西族妇女的强奸——然后你才能了解米勒·科林斯酒店这个唯一能把一千多名原本会被屠杀的人集中到一起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就像保罗轻声说的：“没有人被杀，没有人被带走，没有人挨打。”

“我以为很多人都做了跟我一样的事”

温塞斯拉斯神父在某次来到米勒·科林斯酒店期间，他邀请保罗·路斯沙巴吉到圣家教堂去陪他喝一杯，但保罗从未离开酒店，温塞斯拉斯应该为此而心存感激，因为他把自己的母亲也交给了保罗并安置在酒店接受庇护。事实上，有很多隶属于胡图力量政权的男人都把他们的图西族妻子安置在了米勒·科林斯酒店，而他们的存在当然也为酒店的整体安全做出了贡献，保罗觉得对这些男人来说这是种耻辱。“温塞斯拉斯知道他甚至都没法保护自己的母亲，”保罗说，“而他把她带来时还显得很傲慢，他跟我说：‘保罗，我把我的“蟑螂”交给你了。’你明白吗？他说的是他的母亲，她是图西族。”

保罗跟我说，温塞斯拉斯“就是个——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私生子。他不认识他的父亲”。但这又能解释什么呢？很多有父亲的人也和温塞斯拉斯一样坏甚至更差劲，但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母亲称作“蟑螂”，很多人的出身很难以启齿，但他们也没有走上疯狂的犯罪之路。我对是什么让温塞斯拉斯变得软弱没有兴趣；我只想知道是什么让保罗变得强大，但他不告诉我。“我并不是真的强大，”他说，“我不强，但也许是我用了一些其他人不想用的办法。”只是后来——“当人们谈起那段经历时”——他才想到自己竟如此与众不同。他跟我说：“在种族灭绝期间，我不知道，我以为很多人都做了跟我一样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想做，他们就能做到。”

保罗（右）与他的扮演者唐·钱德尔（左）

保罗相信自由意志。他清楚自己在种族灭绝期间的行为就像他清楚其他那些人的行为一样，都是出于选择。他似乎不认为自己可以称得上正直，除非和那些对其他人犯下罪行的人比较，而他拒绝这种比较。保罗竭尽全力去避免死亡——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死亡——但比死于非命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生于或死于他所谓的“愚蠢”。从这一角度来考量，杀人或被杀的选择就转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而杀人？因什么而被杀？——这个问题还没有面临过严峻的挑战。

让保罗迷惑不解的是，这么多同胞都选择欣然接受不人道的行为。“这真是让人大失所望，”他跟我说，“这真是让人失望。我对大部分的朋友都很失望，他们很快就转向了种族灭绝。我以前只认为他们是些绅士，但我看到他们和那些杀手们在一起时，我很失望。我还是有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但种族灭绝改变了太多事情——包括我自己，我的行为方式。我以前出去觉得是自由的，我可以和任何人喝酒，我相信别人，但我现在倾向于不这么做了。”

保罗有一颗难得的良心，而且他知道孤独将与其相伴，但考虑到他为米勒·科林斯酒店的难民所做的努力，他的谦虚也没什么错。他并没有拯救他们，而且他也没有能力拯救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没有。除了一台酒柜、一部电话、一处国际知名的地址以及他的反抗精神外，他没有任何武器，他仅仅只能为了保护他们而全力以赴，直到他们被其他人拯救的那一刻到来。

*本文经过删节与编辑，小标题为微信编辑所加。

内容简介

1994年，卢旺达境内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对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展开全面屠杀，100天里至少有80万人遇害——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卢旺达大屠杀的累积死亡率几乎是死于大屠杀中犹太人的三倍，这也是自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死亡率最高的大规模屠杀。

本书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自1994年开始跟踪报道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先后6次前往卢旺达及其邻国，试图探究这场人道灾难的成因，倾听幸存者的讲述，并报道其余波。借由对各方当事人——幸存者、国际组织成员、包括现任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内的高级政要——的采访，古雷维奇以一种极具推进感的叙事，重构了卢旺达种族冲突的起源、恐怖和混乱而尴尬的劫后现实——大量的人口迁徙，复仇的诱惑和对正义的要求，人满为患的监狱和难民营。

这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故事还是一个只有坏人的故事？国际社会对此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一个多半由行凶者和受害者构成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社会吗？这些内驱于这部见证文学的问题，使它成为一份绝无仅有的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深刻剖析。

编辑|艾珊珊

原标题：《《卢旺达饭店》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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