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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赛迪顾问秦海林:建议国家出数据保护标准,细化地域分工
数据已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资源,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据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全国数据产业的分工将会有怎样的特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此专访了赛迪集团总经理兼赛迪顾问总裁秦海林。
此前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第六部分明确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从去年提出“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并参与分配”到“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秦海林认为这意味着数据将在社会生产、个人生活等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工业信息化、制造业领域,大量数据的生产将推动人工智能的应用,带动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
秦海林是赛迪顾问总裁,曾任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产业规划、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问题研究,为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国家级园区等部门提供智力支撑。
对于我国数据产业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秦海林表示,我国数字产业化还处于探索阶段,当前影响数据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数据流量、数据延时性、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到位、光缆覆盖率等,要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找到应用场景。
数据显示,2014-2019年期间,我国共成立356家数据中心企业,其中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三地成立的数据中心企业占全国总量近六成。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数据资产生态白皮书》也指出,和自然界生态系统类似,数字生态系统的失衡会导致“数字霸权”、“信息茧”、数据垄断等乱象,应建立一个平衡的数据资产生态。对此,秦海林表示,一线城市的市场机制相对完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必然会先向技术水平更高、资源配置更有利的地区聚拢。
但他表明,从长远来看,要想更高效率地利用数据要素,要细化数据产业专业化分工:一线城市以数据研发、应用为主,二三线城市则主要进行数据的生产、储备,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始终受到很多关注的数据安全风险方面,秦海林认为,当前我国的大数据产业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标准和法律上的空白,也需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以降低数据安全的监管成本。
在采访中,他用经济学“外部性”的概念对记者进行解释,“数据和技术不存在好坏善恶之分,关键是用于什么。”秦海林表示,在产业发展之初,用数据谋取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的同时,很有可能会占用别人的成本、影响别人的利益,这种成本被推向社会后就意味着更高的外部成本。
“数据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产生负的外部性。”因此秦海林认为,要把数据当作公共资源,统一其用途和使用方式,对其进行分类标准设定及法律建设。
数据要素催生新业态,标准法律技术三方面监管
澎湃新闻:近期,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从去年提出“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并参与分配”到今年“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意味着数据下一步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秦海林:数据要素的概念产生于移动互联网、或者说5G产业信息通信的发展过程中,以前我们其实也有数据这个概念,但是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当前,随着互联网、物联网、5G以及下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对于社会经济生活而言,在管理上、个人生活习惯上都会产生重大的作用。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的产生会对组织生产、企业内部发展的效率起到重大的提升作用。同时,在数字化转型中,数据要素的生产还会衍生出一些新业态。
例如,以前4G网络的建设发展催生了移动互联网用户,而现在的5G网络将支持电商、物联网等新业态的出现与成长。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数据应用将会逐步衍生出来,进而会对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数据作为要素将对企业的管理效率、组织效率、数字化转型都起到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算法,而算法的升级需要有原材料,这个原材料就是数据了。要对大量数据编译解析,才能够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因此,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将极大地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
澎湃新闻:您刚才也提到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很多数据进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隐私方面,安全方面。
秦海林:市场是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的架构机制,所谓“利益最大化”就是刨除了法律、道德的约束。因此如果仅仅以市场机制来发挥数据的作用的话,会由于没有限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说市场机制会产生市场失灵的问题。
在企业层面上来看,如果一家企业的数据得不到保护,其他企业可以随意模仿、造假、假冒,那么它的数据安全就存在很大风险;而如果从社会层面来看,数据安全风险就意味着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例如我们的行踪、习惯,我们的自由权就得不到保障。作为一个现代人,谁都不希望裸露在外面,毫无保护的。
澎湃新闻:这些问题需要怎么解决,比如说监管这些方面是不是要加强?
秦海林:刚才我们说市场机制是“无形的手”,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我们也需“有形的手”,即有为政府来进行监管。
如何对数据使用进行有效监管?数据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产生之后首先要对其制定分类标准,分体系划定管理标准。比如制造业领域是一个大门类,工业领域是一个大门类,因为不同行业领域所产生的数据完全不一样。
数据生产运用过程的标准化意味着,在不同的领域要构建出不同的标准。首先,宏观来看,在国家层面上要出台一个框架性、顶层设计的数据保护标准体系。其次,有了标准以后,才能够界定什么数据可用、什么数据不可用,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进行界定。如果违反了标准,踏过了红线,那法律就要按照不同程度进行一种监管。
当然这个过程中还存在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刚才说道标准界定和法律层面上判定之后,实施的时候需要足够的技术手段。目前,我国数据生产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法律空白的地方,就是因为目前在技术上无法监督,或者说现有的技术监督成本非常之高,所以我们还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来降低监督的成本,降低法律执行层面的成本。
全国数据市场将形成专业化细化分工
澎湃新闻:现在来看,大部分大数据中心的设立会选择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基本上这三个地方成立的数据中心和相关企业也占了全国总量的大概六成左右。在全国数据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怎样避免可能出现数据歧视、数字霸权等问题,怎样让数据资产的生态更加平衡?
秦海林:首先我们要分析,为什么这些数据中心或数据企业都集聚在一线城市?
我刚才说了,数据要发挥价值的话,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一线城市的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相对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法律体系机制更为透明,更为公平。
因此,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必然是先向那些能够充分发挥要素价值的地区汇集和聚拢。另外,一线城市相对而言有更强的科技实力。目前的数据企业更多的是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要发挥数据价值的话,肯定是首先在市场机制相对发挥比较充分的地区。
对于数据产业来说,技术要是不迭代的话,如果只会生产数据,那就跟原来只会挖矿的矿工一样,是不行的。
这些数据企业在一线城市聚集必然会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的话,在产业发展的初期,一线城市的数据企业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利润垄断和利益集团,要利用自身竞争优势来占据市场,这是很正常的企业行为,不必用道德层面去批判它,这是要素市场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一个阶段。
但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要进行一些引导,因为数据产业是一个产业链,要通过市场化的专业化分工来提高效率。随着产业链越来越完善,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分工也会越来越细化,供应链才会越来越明晰。
我认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线城市仍然主要是以研发数据、开拓应用为主,而数据的生产储备,可能更多是在二三线城市。也就是生产要素先向市场经济发展更充分的地方集聚,再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使得数据的生产、组织、研发、应用这一产业链逐步细化。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包括人的行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数字经济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全球服务贸易中也将有很重要的应用。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有哪些的特点?
秦海林: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原有的全球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通过货运贸易、货物贸易等来提升进出口的贸易模式变了。
疫情发生前,中国出口的更多是货物贸易,同时在服务贸易上市较大的进口商。比如在中美之间,中国对美国长期是货物贸易的顺差,服务贸易的逆差,我们购买很多美国的服务贸易,比如“美国大片”、法律咨询、研究咨询等。
而疫情的发生加速了我国对于服务贸易出口的推动,在发展阶段上,我国要调整进出口贸易的结构,形成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结合的进出口贸易结构。
当前,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我国的互联网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地位,正在成为“领头羊”。因此当前我们要形成一种领先战略,领先去输出我国的服务贸易,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贸易产品。
所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很大作用,对调整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作用也很重大。
如何既不影响疫情防控,又不影响经济复苏?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流动的要素变了,技术、数据的流动将打破原有要素(人)流动的阻碍。
一种新的业态即将成为现实,即不再需要人作为要素去流动,只要数据进行流动即可。
以我们开会的方式为例,以前我必须得飞到另外一个城市,而现在的技术发展来看,我们已经有视频了。目前视频的效果可能还差一点,这和我们的端口、设施、5G建设还不够到位有关。
随着技术数据的应用更加充分、技术的进一步突破,我认为像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里面的三维投影、虚拟现实将会很快实现,通过技术手段,参会的人不再需要坐飞机去另一个城市,就能达到“这个人就坐在我旁边说话”的现场感。
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不要觉得要达到上述效果需要几十年,我觉得大概5到10年之内,现在出现在影视作品里面的那种虚拟现实的效果就会在我们一个会议室里面出现,不用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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