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除”贫困：广西龙州禁毒扶贫斗争

2019年秋天，39岁的王军决定离开青山环绕的家乡广西龙州县。他挥别花甲之年的母亲，乘坐汽车前往邻省广东寻找新的机会。这是他在两年强制戒毒康复之后的第一次远行。

王军的家乡龙州县与越南接壤，解放前曾因边贸兴旺而繁荣一时，得名“小香港”。如今，龙州以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而闻名，但其经济地位如其地理位置一般处于边陲。近代边境战争频仍、有限的地方财政收入加之匮乏的资源禀赋，导致这座边陲小镇经济发展迟缓。1986年，一场历史性洪水侵袭龙州县，冲毁了庙宇，同年，该县被列入中国政府支持的扶贫计划中，作为首批331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之一。

一

王军和母亲共住的砖房坐落在连绵青山和大片甘蔗地之间，村里白墙上用红漆刷着扶贫标语。操着方言的留守老人坐在门前闲谈或休憩，与其他南方乡村不同的或许是乡镇路旁树立的涉毒判刑人员公示。

根据官方统计，该县有1922名涉毒人员，这意味着每140名居民中至少有一人吸食毒品，王军便是其中之一。小学辍学后，王军以务农为生，帮衬家里。他不记得自己开始吸食“白粉”（海洛因）的确切年份，只记得“当时太多人去玩了”，朋友劝他加入，说“舒服”、“不上瘾”。尝试了第一次，他便染上了毒瘾。

对龙州农民而言，一克海洛因花费约200至300元人民币。在最上瘾的几年中，王军每天都需要吸食“白粉”，并且整日“感到昏昏沉沉”。每月购买这种毒品要花费他10,000元人民币，而龙州2019年的农村人口平均年收入为11,846元。务农收入无法负担毒品消费的黑洞，王军尝试找到一些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但均告失败。他最终掏空了家人的积蓄。2013年，他的妻子与他离婚，并把三岁的儿子从吸毒成瘾的父亲身边带走，王军的父亲也在那一年过世。母亲劝他“不要再碰白粉”，但即便如此，王军感到无法自制，失意让他越发沉沦，“那时我戒不掉它”。

二

在35岁的龙州县禁毒公安谢佩君眼中，中越边境是“毒品泛滥”之地。由于距全球毒品重要来源地“金​​三角”（泰国、老挝和缅甸边境地区三角带）距离近，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成为仅次于云南中缅边境的中国第二大毒品走私入境通道。谢佩君在龙州边境执行缉毒任务七年，曾在一次拦截毒品走私的行动中被6、7人包围，不得不跳崖避险。

毒品价格从生产地向消费区转移的过程中逐步递增，驱使贩毒者铤而走险。据了解，350克纯度为70％的海洛因在龙州县的售价为70,000-80,000元，到了广西首府南宁，价格将至少翻一番。当毒品再走私到富裕地区（例如广东），价格水涨船高。2018年1月至2018年5月，广西警方破获了2539起毒品犯罪案件，缉获了1.4吨毒品。

除了家族经营的跨境毒品网络外，龙州县还存在“零包贩毒”，即贩毒者向农村居民或出入娱乐场所的年轻人兜售小袋毒品，谋取利益。令禁毒公安头疼的是，在毒瘾笼罩的地区，警方打击贩毒团伙后，又会出现新的毒贩子填补市场真空。一些吸毒者陷入贫困后成为毒贩，以贩养吸，以弥补自己的毒品消费开支。

政府官员将毒品问题称为贫困问题的“孪生兄弟”，两者互相影响，形成因毒致贫、因贫涉毒的恶性循环。自邓小平领导时期以来，扶贫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成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施政重心，后者承诺中国社会在2020年前全面脱贫，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目标。2011年，官方贫困线定为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20年，该标准约为4000元。

国家扶贫计划动员各级部门参与——2017年，公安部下属禁毒委员会联合扶贫部门发表意见，将遏制毒品作为国家扶贫工作的一部分，解决涉毒贫困人口的脱毒脱贫问题。      

同年，毒瘾发作的王军在街上被警方发现，他来到南宁戒毒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强制戒毒康复。在戒毒所内，他每天在变压器生产线上工作。戒毒所的劳动没有工资报酬，年迈的母亲只能依靠贫困户的政府扶贫津贴维持生计，王军为此感到愧疚。但值得欣慰的是，戒毒康复终于使他摆脱了毒瘾。

三

龙州县于2014年建立了社区康复网络，雇用禁毒社工与涉毒人员（包括涉毒贫困户）保持联系，三年内不定期进行尿检，以确保他们不再使用毒品。

26岁的龙州居民张豪威目前正处于社区康复的第三年。他在2015年左右在一家当地酒吧（现已被警方捣毁）与朋友聚会时对K粉（氯胺酮）上瘾。他记得朋友相约吸毒时会用黑话，吸冰毒是“包猪肉”，K粉是“K仔”。“一个人如果不吸的话就显得不合群”，他回忆，“但一旦你吸了，有一次就有无数次”。

因为沉迷毒品，张豪威被当时的雇主——一家快递公司——解雇，并依靠年迈父母的经济支持。毒品成瘾导致他不吃不睡，身体快速消瘦，尿频尿急、全身盗汗，不得不去南宁看病。

在社区戒毒中心接受尿查后，测试结果立刻显示在试剂盒中，显示张豪威近期没有使用当地三种最常见的毒品：海洛因，氯胺酮（K粉）和甲基苯丙胺（冰毒）。他自述三年来告别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整个人显得精神了，只希望社区康复结束后考取驾驶执照，并在城外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来重新开始生活。

位于中国喀斯特地区的龙州县多山少地，贫困地区距城市距离远，依靠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作为该县的主要经济支柱。但是，单一的产业结构为当地人提供的机会十分有限。龙州县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说，大多数涉毒贫困者都选择外出打工作为出路。“一人打工，全家脱贫”，他引用了政府口号。

对于很多涉毒人员而言，背井离乡也是为了脱离原本的朋友圈。当地一名姓陆的涉毒人员说，他于2017年在一个强制戒毒中心接受康复治疗后，又恢复了吸毒状态。那时他找不到工作，“心情郁闷”，正逢沉迷于毒品的朋友再次与他联系，他又一次开始吸食毒品。2019年他因携带海洛因而入狱六个月。“所谓的心瘾比身体上的毒瘾更难以戒除”，上述陆姓涉毒人员说道。

四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王军于2019年离开家乡前往广东南部寻找工作。最初在广东珠海市的一家造纸厂工作，今年他又转到了佛山市的一家管材制造厂，每天做工12个小时，根据计件工作量，他每个月的收入为3,500至5,500元。

尽管车间的高温和设备轰鸣声令王军感到不适应，但他不愿意回到龙州。“家乡的工厂没有工作机会，工资低，”他说。他希望找到月薪六千元以上的工作，给家里的母亲寄去更多钱。

2018年，国务院宣布龙州已摆脱贫困。今年，当地官员告诉王军，因为打工收入，他的家庭即将从贫困名单中剔除。官方数据显示，到今年3月，全国与毒品有关的贫困人口数量已从231,000降至37,000，使194,000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扶贫率达到了84％。

但是龙州一些家庭的生计仍然继续依靠贫困补助。

现年56岁的齐亮于2013年从云南回到广西。在云南省会昆明做理发师14年后，他开始抱怨得了慢性腰痛。他认为，手术可以减轻他的疼痛，但是手术后疼痛意外加剧。

这时，一个朋友告诉他海洛因“可以消除疼痛”。2018年，他被警方发现在朋友家中吸食海洛因。那时，他已经倾尽所有积蓄购买毒品，并且深陷贫困。他回忆当时自己依靠低保金为生，甚至从亲戚朋友那里骗钱来购买更多白粉。

齐亮和他80岁的母亲现在靠政府补贴生活。由于他长期的背病无法继续耕种，因此在他完成社区戒毒康复后，当地官员帮他在村里开了一家理发店。

但是稳定性仍是不确定的。在他位于龙州农村的家中探望时，他正从一次道路交通事故中康复，他的腿部受了伤无法站立，致使他无法经营自己的理发店。他只说：“我希望我很快好起来，然后再拿起剪刀。”

（王军、张豪威、齐亮为化名）

本文原载于第六声：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6198/after-years-of-forced-rehab%2C-chinas-drug-users-struggle-to-stay-so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