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会议｜长周期政治论坛：天下与边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编者按】10月21日上午，长周期政治系列论坛第四期“天下与边界：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以汉匈互动为例”举行。论坛由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方盛举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徐勇教授作了“天下与边界：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以汉匈互动为例”的主题演讲。论坛采取线下和线上方式同时进行，线下论坛由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线上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云会堂全程直播。以下系论坛实录节选，由主办方提供。

民族边疆是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在诸多不同看法中，民族-国家理论是运用较多的一种理论。民族-国家理论认为传统社会有边陲无国界，近代逐步发展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国家以后，才有确定的国界，确定的国民身份。近几年，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正是因为这一天下观，使我们进入现代国家以后，国界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确定下来。对此，本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早熟”的现代国家，并非一直是天下国家。早在汉朝时，中国就开始产生包括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举国体制、民族区域治理等现代民族-国家要素。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当时主要由汉匈互动所造成的，战争是冲突双方互动的结果，也是推动国家成长的重要动因。在战争的推动下，国家开始出现固定的边界。对此，我将从“天外有天”，“族外有族”，“国外有国”，“国内有族”四个部分进行讲解。

一、天外有天

“天外有天”意味着对地域国家有了深刻认识，可控制的地域扩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是从“天下”的角度来认识地域国家的。这里的“天下”不能用现代的观点来定义，古代的“天下”范围其实很窄。因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溥天之下”的范围非常有限，只是当时人们所能认知的范围。匈奴与汉帝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当时人们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汉武帝之前，人们将长城作为“溥天之下”的“天边”，而汉武帝时期的战争对决使得人们认识到长城之外还有辽阔的“天下”，大大突破了对原有地域认识的局限，这就是“天外有天”。为了使视野超越国门，中国逐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这样就抛弃了战国时期诸候分割状态下对外界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天外有天”，国家是以行政能够控制的地域为基础，从而增强了人们开疆拓土，强边守民的意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一个固定的边疆，包括一切真正适宜中国的东西，隔绝一切不适宜中国的事物。在汉帝国的对匈战争中，汉帝国在地域拓展方面有三个成就。一是收复失地，同时在收复和开拓的土地上建立军事保卫设施和政府管理机构，大量迁移人口，将边地实体化。二是对西域的开拓。不仅获得了大片土地，而且打通了与西域的通道，将东方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起来。三是对南方大片疆域的开拓。汉武帝时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加强了对南方地区的有效行政管理。以上就是“天外有天”的内容，这是汉匈互动的重要结果。

二、族外有族

汉匈互动过程中，对地域性民族有了深刻认识，使得多民族国家意识得以成长。中国人很早就有人以群分的意识和族群观念。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是以文明看待族群的，直到汉匈冲突后才在族群的双向互动中形成族群意识，也就是“族外有族”。

一是认识到民族差异性。由于秦朝废除封建为郡县，使得经过秦汉整合的大型民族有了较高的一致性，形成了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这就使得“汉族对他们自己文化的优越性非常自负，只当他们的敌人为落后民族而不再加以分析”。但事实上民族性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是一方水土所养育的一方人，不同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民族性的差异。如司马迁所言：“士力能母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此，在汉匈的碰撞中，汉族首次意识到在华夏族群之外，还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强大族群，而这一族群不能简单地用野蛮来概括，必须以较为客观的现实主义态度认识对方。

当下，我们要走向世界，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那么我们就应该增进对沿线国家的了解，认识到其民族性。

二是构建起民族本体性。既然汉匈战争是族际之间的战争，这必然使得汉匈双方在双向互动中增强了各自的民族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是国家的民族性根基，一旦弱化，就难以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甚至面临生存危机。我们当年通过汉匈战争便产生了自觉的汉人意识，有了匈奴人和汉人之分，有了匈奴来使和汉使之别。我们的和亲政策也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匈奴的民族性，但显然匈奴也意识到了强化民族性的重要性。如《史记匈奴列传》中便有记载：“初，匈奴好汉缯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 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总之，正是由于有了“族外有族”的意识，在增加了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也使得汉匈双方都开始自觉的建构起本民族的本体性。

三是民族互动中的统一。长此以往，汉匈之间的冲突和联系必然导致西汉王朝统治者在与匈奴民族的互动中，也认可匈奴与汉族享有对等地位，显示了民族平等意识在中国古代的初步萌芽，并进一步催生了“在战国时期，不同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中国’领域的主要区别；而与该时期相比，把天下想象成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的局面。总之，在族群的双向互动中，不仅强化了人们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而且催生出了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建构国家的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放在今天，就是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国外有国

在长期的历史上，人们认为天下与国家是同一体。中国是天下中心之国，中国之外都是边地，尽管不属于中国的直接管辖，但也属于王土的一部分。人们对国家之外的世界缺乏认识。从夏商周到秦汉，国家具有延续性，并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其他地方和其他人群都属于蛮夷，处于依附地位。这种观念一直到汉匈战争才发生转变。

第一，中原中心观的打破。最先打破天下观念的是匈奴，正是在强悍匈奴和强大汉帝国的战争中，人们对天下和天子的认识转变为现实主义取向。人们发现天下不仅仅是一个天下，天子也不仅仅只有一个天子。过去，我们把野蛮民族的首领称为酋长，在汉匈战争之后，因为匈奴强大的军事实力，我们开始把他们的首领称为天之骄子，而且在相互交往的信函中，均以天子相称。可见，战争实力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认识，认识到国家地位是需要靠实力来支撑的。

第二，国家实力与国家整合。在匈奴与汉帝国的激烈碰撞中，人们认识到“国外有国”，国家之间有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国家的生死存亡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从华夏民族产生以来，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并不是永远处于中心位置，中心的地位依靠的是国家实力，有实力才有地位。而国家实力是建立在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整合基础上的。匈奴之所以能够构成对汉帝国的威胁，便在于通过整合，形成统一的民族，并以国家的力量争取民族的利益。匈奴以国家的力量聚集人群，并构成对华夏国家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一般的族群争端，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而作为中心之国的中国第一次遭遇到中心之外的国家的威胁。

第三，举国体制与国家化。为了缓和巨大的国家压力，汉武帝时期改变了以往的国策，变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战争推动着整个国家体制发生变化。表现为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面胜利，举全国之力，形成了空前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在秦朝基本成型，而汉武帝时期，无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都大大超越了秦朝。在匈奴与汉帝国的战争中，一个空前统一集权的举国体制形成了，并迅速推动着国家化。对匈奴的战争过程，也是地方权力不断向中央集中，中央权力不断向皇帝集中的过程。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便于对社会的全面支配，从而建立起国家优先的经济社会体制，包括财政统一和思想统一。举国体制推动着资源权力和思想的集中，强化了国家的统一。从秦朝之后，帝制国家还存在大量异质性因素，到了汉武帝时期，异质性因素迅速减小，同质化的因素增多，从而有助于获得政治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为后来的国家整合提供了制度性基础。

四、国内有族

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国先民看来，天下存在着不同的族群，存在着不同的政权，但是这些族群的政权只有在中央之国的认可下才具有合法性。在分封建制下，被视为蛮族族群的政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并经常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由此引发了对国内族群的治理问题。

国内族群治理通过区域治理实现。在强悍匈奴与强大汉帝国的激烈碰撞中，随着疆域的扩大和部分匈奴以族群的方式归顺于汉朝，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在中央统领下，在汉族以外的地方进行族群治理，将不同的族群整合到统一的国家体系中来，从而推进不同族群的国家化。于是，汉帝国通过具有自治性的民族区域建制的方式，即在汉帝国与匈奴交汇的边疆地方，设立皇权中央统领下的民族地方政权实现对非汉族的治理。

国内族群治理是间接治理。汉朝先后在西北塞外设立了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张掖等七属国，用以安置归附的匈奴、羌人、义渠、月氏等族人，属国都尉级及下属官员由朝廷任命，受邻郡节制，下不辖县，保持归附民原有的社会组织，由其首领依本族之俗自行管理。这一体制显然不同于汉帝国在内地设立的郡县制。在内地，法令一统，所有人都是国家的臣民，都要向国家提供赋役，都受到郡县官僚的管理，而郡县官僚又直接服从皇帝的命令，属于中央集权的直接治理。而在设置属国时，只是要求其上层服从中央统辖，原有的社会组织和首领依本族之俗自行管理的方式没有改变，属国之民与属国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不与中央王朝发生直接联系。这种治理是一种间接性治理，也导致其国家化程度较低。

国内族群享有特殊政策和保持民族特性。尽管国家化程度较低，但是通过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充分考虑不同民族的特性，进一步促进了对族群的有效治理。而且，这种特性不是很快就会消失的，更不是用强制力能够简单消灭的。汉帝国通过建立属国体制的方式，实现了民族之间的渐进联结和国家的有机整合，汉宣帝向呼韩邪单于颁发‘匈奴单于玺’，正式确立了他们之间的君臣名分，也就是确定了匈奴是属于汉朝中央政府的藩属的地方政权地位，这极其有利于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交流和民族融合。

【问答环节】

问：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得出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的历史政治学分析范式，有什么新的研究方法将历史资料和政治学理论联系起来？

徐勇教授：政治学和历史学确实不同，历史学侧重于叙事，主要把事情记录清楚，但是历史学缺乏对理论和概念的分析。例如，在历史学中也有对民族特点的分析，但是没有拓展到民族性。而政治学侧重于讲道理，政治学研究的就是民族性，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其中的因果机制，然后再用概念对事实进行整合。

问：国家化是否会消灭民族性，当民族性高于国家性是否就会出现民族独立，建立新的国家？

徐勇教授：国家化不是简单的消灭民族性，民族性可能会消失在国家化进程之中。民族性具有韧性是消灭不了的，但当改变它的生存条件时，民族性就可能会自己消失。例如，我国北方有些民族就可能是游牧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中形成的。当民族性高于国家性的时候出现民族独立建立新的国家这是有可能的，比如在秦朝时期长城以内的游牧民族由于战争和社会分工，迁居到长城之外，通过族群整合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国家。再如成吉思汗整合草原各部落，形成蒙古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征服形成国家，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大蒙古民族共同体，当其政治统治衰败时，国家又被其民族性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