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不易”与“变易”：古代知识与文明的产生与传播

11月13-1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隆重举行了十五周年院庆系列活动。其中，“首届古代知识与文明的产生与传播”学术研讨会是本次院庆的主要活动之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近六十名专家学者与会，分为“思想、制度与历史”、“文献、语言与文学”、“西域、文本与宗教”三个分会场发表报告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十五周年院庆庆典现场

与会学者合影

思想、制度与历史

“思想、制度与历史”分会场大致可分为四个议题。

第一组以宗教和思想史为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若晖以《〈诗·商颂·那〉礼制与郑玄更礼》为题，提出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实质上是君主制国体之下究竟实行何种政体的分歧，郑玄提出不同于毛传的新解释乃是为了以周礼改造殷礼，最终落脚点是将“更礼以教”作为原则贯彻到底，使秦汉制度成为先圣所行、孔子所传的神圣制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亦关注了相关问题，他提示《毛诗序》和《毛传》在诗义理解上至少有四十多篇存在差异，甚至存在完全相反的理解，知识的统一性并非他们的追求。但《郑笺》却是一部以《毛诗序》为纲，以诠释体系的统一性为目标的著作，这是学术史上毛、郑异同问题的根本所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屹以《佛灭年代问题的知识化信仰化与学术化》为题，概述了“佛灭年代问题”从早期印度到中国乃至日本绵延两千年的演变线索，介绍了这一“常识”是如何在不同的思想与学术背景下产生和演变的，并强调了其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随后，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张雪松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民族认同发展历程的新看法，重点强调民族认同与祖宗崇拜的缠绕与互动，又提到传统的以炎黄子孙辨别华夏的民族认同因存在政治敏感性而在清朝遭遇了困难，对清朝统治者而言，顾炎武等强调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儒学是最大的异端，故而清廷推出了非排他性的大一统的儒教观。

刘屹教授发言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孙显斌介绍了《物理小识》的版本概况，进而探讨了方以智《物理小识》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贡献，并以方氏为例，简谈了古代中国科技落后的一些原因。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李元骏也以《知识与价值的混一——试论汉代天文历法与〈蒂迈欧篇〉的宇宙论》为题报告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些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五行观念一直以来都关涉价值问题，而混同价值与知识的思维方式则会对求知活动造成一定干扰。例如唐代僧一行实验证伪了“千里影差一寸”，但是认为“区区异同之辩，何益于人伦之化哉”，并未给与太多关注，这体现了强烈的价值本位观念和对“真”的遗落。而古希腊学者较少混同知识与价值，这或许是西方文明最终能发展出现代天文学的原因。

第二组讨论围绕中古史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张耐冬以《“吏治与文学之争”与关陇集团学说之关系》为题，介绍了著名历史学家汪篯先生关于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的经典论断及其在文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影响。这一理论将以姚崇、宇文融等大臣为代表的吏治派和以张说、张九龄等大臣为代表的文学派视作玄宗朝相互对立的两个主要党派，并认为张说与宇文融的冲突、牛仙客官拜尚书这两个政治事件是两派冲突的顶峰。汪篯先生的这番研究并不仅仅是就一个政治史问题进行考证，更是为了弥缝其师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罅漏，在“关陇集团”理论的空白部分进行具体的展开论述。

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王庆卫以《安史乱后一个粟特武将家族的发展史：从新出李元谅子李准墓志谈起》为题，利用新见的一批石刻史料，详细梳理了从李元谅到李德余三代粟特人的民族来源、迁徙路线、仕宦经历、政治参与等实证性问题，很多发现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他又进一步探讨了民族史方面的大问题，认为李氏家族虽是粟特族属，却并非是沿丝绸之路东进中国，而是在突厥汗国败亡后作为突厥属众进入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天虹表达了对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的胡化与汉化这一热门话题的关注，他认为北游河朔的士人以及仍然留在河朔本地的一些文化精英成为了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源，书籍的流通与买卖以及巨大的石碑则提供了阅读材料，这对整个河朔藩镇文化资源的传播与分布都有积极影响。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赵璐璐谈及唐与宋选人概念的巨大差异，并认为两者的核心目标都是解决当世的官阙矛盾，宋朝能够维持大量官员长期处于官僚体制之内，反映出在经济结构、国家形态上“唐型国家”向“宋型国家”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张雨也发表了对中古制度演变的看法，他提出唐人建立起的“三公曹尚书—都官尚书—刑部尚书”和“司隶校尉都官从事—都官郎曹—都官尚书”制度史线索影响深远但问题不少，梳理都官尚书的生成史，既不可囿于唐人成说，又要突破史志文本与制度实态之间的断裂，立足于尚书曹和尚书郎曹两个层面去思考其职掌背后的制度内容。

第三组讨论以简帛古书与考古发现为核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程浩指出，“书”类文献脱胎于君臣行政过程中史官对其言论的载笔，这些官方档案历经剪裁、润色，逐渐成为独立的单篇。随着周室式微，王官失守，“书”类文献的收藏与传习也逐渐下移。出于“观兴废”与教化子弟等目的，诸侯国以及各学派纷纷对“书”类文献进行搜集与选编。而在后世的流传过程当中，由于自然演变与主观改动等原因，“书”的文本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国武提出，古书体例研究应该成为先秦秦汉文献整理的基本功课，同时强调裘锡圭先生有关先秦秦汉古籍整理的一些经典论断尤其值得回顾和重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报告了《物质形态对于简牍整理的重要性——谈谈参加北大藏秦汉简牍整理的一点体会》，提到近年来随着出土简牍资料的迅速增加，简牍研究日益走出仅重视“认字”的局限，物质形态在简牍整理中的重要性受到学者重视。他以入藏时基本维持着出土时原始状态的秦简牍为例，重点分析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简册背划线”对于简册编联顺序复原的关键作用。今后的简牍整理工作不仅要重视以文字内容为中心的“文本单位”（篇）的复原，还要重视作为“物质单位”的简册（卷）的复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杨小亮以《五一简“朱宏等臧罪竟解书”的复原》为题，首先介绍了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简牍总数、编联情况、出版情况等基本信息，又详细描述了由简牍揭示的一桩与仓曹史朱宏、刘宫等人相关的“臧罪”案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张明东分析了翼城大河口墓地新公布的三座大墓的发掘资料，对其中几件出土青铜器的定名和功用提出质疑，强调其礼器属性，并进一步认为这属于礼制因革的一个细节。

韩巍副教授发言

第四组报告则以先秦秦汉史为中心。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熊长云以《秦汉度量衡知识的普及与相关问题》为题，强调秦统一度量衡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然而文献所反映的度量衡统一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举措。如何确保六国旧民能够接受新的知识体系，秦在教育层面也采取了必要的制度设计，近来发现的出土文献为此带来了新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报告了《西汉初营河西考——以“新地”接纳史为视角》，认为西汉经营河西以霍去病夺取“新地”为启端，而河南、河西地不仅得益于卫、霍开拓，后续经略也与二人颇有渊源，两汉经略河西，为认知早期中华帝国对新获领土的管理经营提供了启示。最后，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把梦阳以《“服道致士”：战国秦汉士人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化塑造》为题，谈到战国秦汉之际的君臣关系既表现为君主对统治权力的分配，也体现于臣之主体——士人的政治诉求与自我价值的界定。伴随政治思想的剧变，战国秦汉之际的士人试图重塑君臣关系并在其间占据主动，遗憾的是，在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集权的碾压之下，这一构想注定沦为泡影。

“思想、制度与历史”分会场现场

文献、语言与文学

“文献、语言与文学”分会场大致也可分为四个议题。

文献方面，多篇论文立足于书籍这一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书籍的创作年代、传播方式以及整理与传承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明借助西方书籍史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作为集部典籍的文学别集研究和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应当有所区别。前者的研究单位是典籍，研究角度包括从史传与作品中勾勒作者生平、运用文献学的版本目录等方法探讨典籍的制作与流传、从读者的角度还原历史上对于典籍的阅读与理解。之后以《董仲舒集》为例，运用上述方法，描绘出董仲舒有别于儒学大师的另一重的文学家形象，还原出董仲舒被淹没的文学魅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陈伟文则将研究对象具体到《汉书》“臣瓒注”，从中国历史上书籍流传的角度指出虽然永嘉南渡之后东晋保留的书可谓“十不存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某部书就此亡佚，而是还有可能在北朝流传。之后根据“臣瓒注”引用汲冢古书以及裴骃《史记集解》引用“臣瓒注”确定了成书当在西晋太康至刘宋以前。又根据“臣瓒注”多引东晋南朝不传的诸多著作，排除成书于东晋、刘宋的可能性。此外，“臣瓒注”中所涉行政区划与西晋时期不符，而与十六国时期相同，这与郦道元《水经注》认为“臣瓒”为前后秦时人“薛瓒”可相印证。最后文章指出洪业针对“臣瓒注”作者为“薛瓒”的说法提出的三方面反证皆不能成立。因此“臣瓒注”的作者当为“薛瓒”，根据上文所述和避讳情况来看，成书时代可能在后秦。

有别于考察某一部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董岑仕全面考察了宋代谱录的流传方式，包括传抄、刊刻、摹拓等。多样的途径使得谱录得以在宋代广泛传播。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袁媛则将目光转向乾嘉时期苏州的校勘活动，通过细致梳理当时的校书群体，总结了校书活动的开展方式和具体环节，指出校勘活动是受到学术风气影响、与学术动态紧密相关、在日常交往中完成的系列动态活动。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朱雯对于清代小说《锦疑团》目录回目多于正文内容，序言与正文刻抄结合等一系列问题的介绍更是激起了与会学者有关该书流传刊刻情况的热烈讨论。

文学作品是作者对于外界知识的主观化表达，其中蕴含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信息。本次论坛中，也有多篇论文以文学意象、文化记忆的形成、传播与传承为关注点。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徐晓以南北朝时期南北相隔交流不便为切入点，分析了南朝士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对北地环境的文学想象和知识建构，对比分析了北上后的南朝士人在亲眼目睹北地后对南北自然地域差异的强化和对南北城市地域差异的消解，并且指出了北方环境意象书写模式对于后世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辛晓娟着眼于汉唐诗歌中的游侠形象对于都城空间的勾连、扩展与重塑，指出游侠阶层根植于都城，受都城文化滋养，而其“游”的特性使之有游走于不同空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通过游侠行为可以完成空间的迅速转换、实现都城空间的扩展与延伸。而游侠相对儒生受到的更少的道德束缚又使之拥有更为世俗化的生活态度，从而出入于通衢大道与青楼市井之间。游侠与文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又可以看作个体与都城空间关系亲疏的外化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梁海燕则梳理了唐宋以来古体乐府发展嬗变的全过程，指出古体乐府的抒情咏怀和纪实叙事功能在其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郭文仪则以晚清文人别集中经常出现的一组京师胜迹题咏为线索，比较同一作者或作者群体在面对晚清变革时代对于同一文化胜迹的不同文学表达，详细勾勒出新旧时代交替之间特定空间图景的意义转换与延伸以及最终形成代表遗民记忆的文化符号的过程。

语言文字作为知识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我们了解古代文明的重要途径。本次论坛中有关语言文字的多篇论文从词汇、语音、文字、方言保护等方面展开了论证，使我们对于蕴含在语言文字中的知识文化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李艳红穷尽性地搜集了白居易诗歌中的偏正式佛教词语共86个，涉及佛教文化的各个方面。指出白居易在宗教信仰上更加偏向于佛教，并根据“牛头参道有心期”一句指出其信仰的宗派当是禅宗牛头宗。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王诚则对于《庄子》中耳熟能详的“知也无涯”一句进行了考辨，在梳理历代注解的基础上指出此句的“知”在古代并非如现代一样被理解为“知识”，而是被理解为“心知”，即指“探求外物的分别之知”。并从义理层面指出《庄子》此句本意应当是主张将“知”的运用限定在个体的禀分之内，即所谓“吾生也有涯”，而反对过分的、不自然的“妄知”。直至民国时代梁漱溟化用《庄子》言“吾生有涯愿无涯”仍作此种理解，而今天将“知也无涯”理解为“无穷尽的知识”的原因还需进一步探究。

王诚副教授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讲师游帅的考证对象是《集韵》中“儅，伄儅，不常也。一曰‘了也’”一条中的“一曰‘了也’”。游帅先从《集韵》体例出发证明此处“一曰”应当是对字头“儅”作另一训释，而非前一条训释中的“伄儅”的别释。之后便可以联系到《方言》中“党、晓、哲，知也”一条中的“党”。“儅”与“党”应当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字形，记录的是“清楚”、“明晰”的词义。而“伄儅”一词应当是由单音节的“儅”在缓读的语音变化机制下产生的双声连绵词，“伄儅”之于“儅”，犹“鼎董”之于“董”。而“伄儅”在文献中常见的“洒脱不羁”、“卓异”等义，均来自于“清晰”义的引申。这一点有“爽”的词义引申的平行例证。之后他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了在进行词汇考释时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包括以语音为线索摆脱字形束缚、重视俗文献语料、系统考察词义演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陈青则是从出土文献中“腐朽”之“腐”与“腐刑”之“腐”用字从不相混——前者用“腐”字后者用“府”字——这一现象出发，对学界以往认为“腐刑”得名于“腐臭”、“腐朽”等义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而从“府刑”到“腐刑”的演变是汉字职能分化的结果。之后通过“府刑”和“宫刑”的对比互证，提出这一刑罚或得名于行刑场所，或得名于受刑部位（“府”指人的生殖脏器），但两说均面临一些解释上的困难。前者的困难在于行刑场所可以被称作“宫”，但却从未被称为“府”；后者的困难在于没有直接文献证据表明男子阴囊可以被称作“府”或“宫”。但从刑罚命名的一般规律来看，“府刑”得名于受刑部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一点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认同。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李建强从梵汉对音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不同年代《涅槃经》的汉译本的不同版本当中使用不同汉字来对译梵语同一音节的情况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讹误，而是反映了不同的语音现象，并指出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要将传统材料与对音材料结合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向筱路则通过对比梵、汉、藏本的《楞伽经》中的词汇异写、形态变化混同、句法搭配不一致等诸多现象，指出梵本《楞伽经》带有中期印度语的特点。宁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晓玲从自己进行方言保护的具体实践出发，指出“一带一路”为语言保护带来了巨大契机。而方言作为传递古代声音的重要媒介，保留了许多历史文化信息，对方言进行保护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昕通过分析晚清教育家孙万春的八股文教学理论，指出他在落后的教学条件下能够积极吸收当时社会上的先进文学理论，建立了一套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在不同教学条件下推广国学教育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文献、语言与文学”分会场现场

西域、文本与宗教

“西域、文本与宗教”分会场以对多语种文本的细致解读为主要特色，主要可分为三个议题。

藏学、汉藏佛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维忠指出在敦煌藏文文献现存的五件大事纪年文书中，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吐蕃大事纪年》记录重大事件的同时也是吐蕃政府官员行为的官方记录册。他结合同时期及后期的相关藏文文献，提出该纪年文书并非吐蕃本土政府官员行为的官方记录册，推测其为德论辖区或者吐蕃东道节度使所编的大事纪年，以此或可解释前人研究中存在的疑惑。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以《<拙火十六种要仪>汉藏文本的比较研究》为题，通过广泛比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所传大量与《捺啰六法》相关的藏文密教文献，发现收录于集西夏、元、明三代汉译藏密文献精华的《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十六种要仪》，应是某位西藏密教上师根据捺啰巴上师传的一部题为《四密》的“元典”所传承、演化出来的修习“大拙火”的特殊拙火定传轨。其与同时期由冈波巴上师所传的《拙火十六道次第》内容相近，或为据同一“元典”演化出来的两种不同传承。通过解读《四密》以及竹巴噶举派白莲花上师对《四密》的释论《四密最胜引定之捷径》，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十六种要仪》，以探知拙火定仪轨如何从“元典”演变为“要门”、“引定”并形成不同的传承。而这种细致的文本研究，可以启发对西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形成及藏传佛教于西夏传播等历史的研究。

沈卫荣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安海燕介绍并初步解读了一件私家收藏的清代宫廷抄本《吉祥喜金刚修习施食法仪》。她认为这件抄本是明代萨迦派喜金刚本尊修习中的施食仪轨，是由大慈法王传出后以汉文流通的。联系相关明代汉译密教文献，她认为大慈法王、智光、班丹扎释三大高僧及其驻锡的寺院联系密切，互有往来，在北京形成了一个弘扬密教的僧团。她指出，在明封三大法王中，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最为特殊，对汉藏文化交流所做贡献最大，该仪轨是其在北京传播藏传佛教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魏建东以《国家图书馆藏<大威德金刚已怖畏十三尊成就仪轨宝箧经>源流初探》为题，依据该文本经题、序跋等，初步确立了该经的集者、译者以及翻译过程，亦简单探讨了该经国图藏本与“大内译本”之间的异同。

蒙古学、托忒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报告的题目是《<白史>的可汗、浑臣与太师——兼论<白史>伏藏性质》，主要对蒙古文文献《十善法白史》中记载的执掌政道的可汗及浑臣、太师进行探讨，以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解释《白史》的文本性质。《白史》的框架结构和内容深受《汉藏史集》和《贤者喜宴》等藏文典籍的影响，而《白史》中可汗的所谓四种德行编译自16世纪藏文典籍；“浑臣”是藏文“本勤”的安多方言，此称号于16世纪被右翼蒙古首次使用；太师一职并不存在于忽必烈时期，亦非元代最高行政长官，而是明代蒙古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异姓贵族的称号。根据《白史》中这些关键内容，乌云毕力格教授指出了《白史》的伏藏性质，认为其并非成书于元朝，而应当认定为托古之作。

乌云毕力格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苏日朦以《清代八旗察哈尔佐领承袭——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件“察哈尔佐领根源册”为中心》为题，研究一份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形式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察哈尔佐领根源册。随着大量的满蒙文档案公开与整理出版，为重新思考八旗察哈尔内部结构提供了可能性，而八旗察哈尔相较于其他扎萨克旗有其特殊性，基本上没有大量且保存相对完整的地方档案可利用。故而此文本对于深入研究清代八旗察哈尔的佐领承袭及其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萨如拉金报告题为《喀尔喀咱雅班第达罗布桑普棱列生平补叙》。咱雅班第达·罗布桑普棱列是清代喀尔喀名僧，被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认命为土谢图汗部政教活动家昆都伦楚琥尔的转世。他在西藏学佛，又在内外蒙古弘扬佛法，建立寺庙，为加强喀尔喀和内蒙古文化交往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萨如拉金利用了大量新史料，丰富了其生平事迹的相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苏日利格以喀喇沁右翼旗扎萨克多罗杜棱亲王品级郡王喇特纳锡第为切入点，利用大量的汉、藏、蒙、满文史料，梳理了喇特纳锡第与三世章嘉活佛、三世土观活佛、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布的关系。指出清代蒙古王公与藏传佛教高僧的互动，既使得安多地区的寺庙得到重建，也促进了喀喇沁地区佛教的兴盛。突显了清代多语种文本对于蒙古佛教研究的重要性。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叶尔达以《丝路沿线的三世如来心咒：阿拉沟发现的17世纪玛尼石》为题，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一座托忒文藏文合璧的玛尼石进行了研究。根据玛尼石的题记，可知该玛尼石的题记者为伊拉克三呼图克图。该玛尼石是迄今所发现的大体能断定年代的最早的托忒文石刻古籍，也是唯一一块刻有立玛尼石者姓名的石刻古籍，尤为珍贵。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生乌日古木勒以《殊胜之信心：托忒文木刻<二十一度母赞>倡议者索南卓玛》为题，通过《五世达赖喇嘛传》等藏文文献，对《二十一度母赞》的木刻时间、木刻者和倡议者身份进行研究。她指出索南卓玛是土尔扈特部鹏楚克幼子阿玉钖汗的夫人，曾多次前往西藏见过五世达赖喇嘛，而此文本的刊刻正应在1667-1678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特尔巴衣尔报告题为《土尔扈特汗策棱纳木扎勒为祈愿献礼事寄西藏函研究》。他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一份托忒文信件为中心，辅之以档案文书记载，判断出该信件是土尔扈特汗策棱纳木扎勒到避暑山庄陛见乾隆皇帝及拜谒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之际，在避暑山庄写给达赖喇嘛或西藏摄政一世策墨林活佛的祈愿信。蒙古王公将清廷赏赐捐往西藏，西藏以该银换取中原物品，促进了中原货物文化在藏地的流传。

西域语言与历史方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阿卜拉江·玉苏普利用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的《高昌馆来文》，对其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和详细的注释，通过语文学的分析，发现两篇来文中存在着介词用法不当、格附加成分遗漏及误用以及否定词误用等种种语法问题。并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明朝中后期高昌馆译者很可能是对于回鹘语一知半解的汉人或已汉化的回鹘人，因此《高昌馆来文》多以汉语语法堆砌而成，漏洞百出，未能体现当时回鹘语的语法特点。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令志报告利用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卜达什于乾隆二十一年赴藏熬茶的满文档案，研究清朝接待土尔扈特使团的情况及该使团顺利完成熬茶事宜的过程。通过此次赴藏熬茶，土尔扈特人加深了对清朝的认知，亦得知哈萨克汗国也已归附清朝，自此可以打通土尔扈特与清朝的联系道路等信息，或对土尔扈特部台吉渥巴锡东归有重大影响。探讨土尔扈特此次熬茶对研究土尔扈特东归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柱以《传闻与想象：清朝对布鲁特的早期认知》为题，利用大量档案文书，研究清朝在与准噶尔的战争期间，与布鲁特的接触和联系。清朝关注布鲁特的动向是为了以之牵制准噶尔，故而有意识地搜集布鲁特与准噶尔关系的情报。然而清朝对布鲁特的认知更多地建立在传闻之上，并无实据。布鲁特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准噶尔的力量，却也并未与清朝形成反准噶尔联盟。其反对准噶尔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非为了配合清朝的军事行动。因此清军经常基于不准确的情报，盲目乐观，率军冒进，造成了很多失误。其意图联络布鲁特夹击准噶尔的愿望和计划也并未实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英卡尔以清朝所搜集的有关浩罕额尔德尼伯克军事行动的信息为中心，探析额尔德尼时期的浩罕以及18世纪中后期河中地区的政治状况。通过比对浩罕史料与清朝的档案文书，发现两者关于浩罕伯克易位和权力斗争的记载大相径庭，而清朝档案文书的记载更为清晰可靠。清朝以喀什噶尔、叶尔羌等为中心，通过自浩罕贸易归来的穆斯林商人获取情报，密切地关注中亚地区的动态和形势。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对于研究新疆乃至中亚地区的形势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斯钦巴特尔以《清朝儒学经典翻译与精髓借鉴——以满文“四书”版本渊源关系为例》为题，通过体例、内容、译法等方面的变化等对比研究了1677-1890年五种满文“四书”版本的渊源关系，经典著作“四书”的多次翻译也反映了清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繁荣。

“西域、文本与宗教”分会场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