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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场往事

2020-11-20 19:2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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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哲按：

我虽然是东北人，但从小是听着家里人说山东话长大的。后来我才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爷爷和成千上万的山东人一样，带着老婆孩子，跨越山海关，来到天寒地冻的东北，只为获得一个国营单位职工的身份。

在离我们家一百公里外的黑龙江省五常县，有一个林场。当时有很多山东人去那里成为了林场职工，而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上了山，成了伐木工人。

这些伐木工人被称为「木帮」，每年冬天，他们会组成三十多人的伐木队伍，上山采伐木材。

但是为了保护林业资源，维护生态环境，从 1998 年开始，中国各地陆续颁布了「禁伐令」。伐木这个古老的生产方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于是在 2005 年的春节，今天节目的讲述者、纪录片导演于广义在「禁伐令」生效前，拍摄了五常的最后一伙木帮。

■ 导演于广义（第一排正中）和木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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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木帮

我是电影导演于广义，1961 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山河屯林业局的一个小林场长大。

松花江有一条主要的支流叫拉林河，拉林河的源头在我的家乡。拉林河的水和长白山的黑土地，长出了最好吃的五常大米。我就在那样一块土地上长大。

2004 年的时候，我一直在画画。老家一个同学来看我，告诉我说，自 1895 年开始的百年伐木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家天然林保护即将要求停止采伐。于是我想到，最后的伐木应该有人记录。

离开家乡正好 18 年了，这时候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面对家乡这块土地，我感觉亲切熟悉，又陌生。在纪录片的开机仪式上，在没膝深的雪地里，我对父母分头说，「爸、妈，我回来拍电影了，记录在山里人的生活，是一部纪录影片，保佑我把这事干好。」

2004 年 12 月 16 日，队伍上山。我随他们走进了深山老林，整整一个冬天在窝棚里和他们同吃同住。

他们对自然充满敬畏，因为在山里，伐木是个很危险的行当。

每年木帮上山要开山的那天，都要举办一些祭拜仪式，找一颗很粗的大树砍掉皮，在上面用木炭写上「山神之位」，提前埋好猪头，然后把香和水果供在上边，进行一番祈祷。

■ 木帮用猪头祭祀山神图/纪录片《木帮》

人在高寒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敬畏之心就出现了。不像城市里的人，我们觉得人类太强大了，太自信了。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伐木工人产生了自己独有的生活习惯。

上山下山要请人看日子，上山以后有山规。一些忌讳的字眼不能说，比如不说「小心不要出事」，只说「注意安全」，点到为止。除此之外，屁股不能坐在伐木后的树桩上，他们认为那叫「山神爷的饭桌子」，把屁股坐在上面对山神不敬，会招来麻烦。各种野生动物都不能伤害，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他们觉得自己和这些野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都很弱小。

喝酒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事。他们最盼望的就是我上去，因为我会带很多吃的给他们。一面袋的冻饺子和冻馒头，放在那雪坑里，第二天就都被吃没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广义啊，雪太大，那面袋我吃得就找不着了！」，我说「行，找不着夏天找」，我说「还缺啥」，他说就「缺点冻干粮」，下一次我上去，就能给他带足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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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相依

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每天重复：早晨四点半上山，三点半就起来做饭，天不亮就牵着马上山，把木头用爬犁运到汽车能够着的地方，一天两趟。

爬犁一般是两个人，一人牵马，一人装爬犁。每天运行的木头计件算钱，一立方米木头是 50 块钱左右。如果运下了这一天，产量三米木头，他们叫「三皮头」，也就是牵马的人 150 块钱，装爬犁的人 50 块钱。

两个人运木材下山，每匹马拖着三到四根两米长的木头，总重量在三吨左右，下坡惯性特别大，对人和马来说，都非常危险。

那一个冬天他们累死了六匹马。

印象最深的是上山半个月左右，马下山后就被累死了，这一下对我震撼很大。当时下了小清雪（注：东北人管雪片小的雪叫「小清雪」）。

影片中有一段就是马静静地在那躺着，好像一场葬礼，十几个人把那匹马拽到离窝棚再远一点的地方开始扒皮。

■ 死去的马匹被就地扒皮图/纪录片《木帮》

还有一次我本来准备要在山上住一夜，打算第二天早上再拍他们起床做饭，结果下午拍多了，机器没电了，我就打算下山回林场招待所。

窝棚离林场有 10 公里左右，我想找个人送我下山。当时找到了个叫于三的人，于三很高兴地牵上他的骡子，套一个耙里，顶上铺个木板，把我送到了亲属家的招待所。

那一路都在下雪，他坐前边，我坐后边，那一个多小时感觉特别冷。天黑了以后什么也看不见了，就看着一个马屁股和马尾巴在面前晃来晃去。爬犁和雪地摩擦，震动的声音很均匀。

到了亲属家，他们赶紧开始做饭，给我弄了 4 个菜，给于三烫了酒。喝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差不多了，我也提醒他别喝多了，觉得他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结果一出门，发现马不见了，马的脚印向山上去了，缰绳都拽断了。

第二天早上我再上去问于三，他说当时一个木帮赶着一匹母马，从马身边过去了，公马闻到了母马的气味，就挣脱缰绳去追那个母马，跑到人窝棚里边去了。他追到人的窝棚，把自己的马牵回来，再回到我们的窝棚，已经夜里 12 点了。

这件事对山里的那些木帮们影响也很大，他们开始当笑话说，最后说得所有人都想家了，「马都知道追母马，跑到另外一家窝棚里，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在山里待了一冬天了，谁不想家？」

这时候有个叫张秃子的，从铺下边抠出了一点辣白菜，拎上一壶酒招呼大家来喝酒：「我知道年轻人都想家了，我告诉你们，等到下了山，把工头给咱贴完证，每人手里掐了这么厚一沓子钱，回到家里二话不说，在老娘们面前往炕上一拍，拍的炕直冒烟，多的能有一万块，少的也有八九千，那时候咱心里多得劲。」

那时我觉得他们真是被逼无奈才走向深山老林，干起这么一个古老的行当。他们也想家，他们也是人，但是在生存面前，一切都可以放下。

那种环境下，只有人、马、风雪和森林。他们没有高低贵贱，这三种生命合在一起，在山神的保佑下，拼命地挣扎。

■ 伐木工人和马

这最后一伙木帮里，有些人就是于广义儿时的伙伴，有些则是他的父辈。拍摄的日子里，和这些人一起在窝棚同吃同住，于广义本来已经模糊的一些儿时记忆，忽然变得清晰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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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的童年记忆

我的所有童年记忆好像都与下大雪有关。每年从十月份一直下到第二年的四月末，有时候五一还要下最后一场雪。冬天，雪给我们带来没完没了的烦恼和寒冷，又为生活带来一些不便。

后来在 90 年代，我知道在南美哥伦比亚有一个叫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实际在我童年记忆中，我家乡的生活就充满了魔幻。

我家的小林场从南到北只有二里地（注：二里地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公里），住着 400 多户伐木工人。1937 年，日本人修的那条森林铁路从我家林场南北横穿过去。铁路两侧都是泥草房，用圆木垒起黄泥，上面铺着草，屋子不隔音，十家八家都是这一套房，每家只有 50 平方米不到的空间。林场里，整个空气中飘着一种烧木头棒子的苦唧唧、甜丝丝的气味。

林场最有标志性的东西就是森林小火车。白天，一辆小火车拉着木材「喀嚓喀嚓」上山去，因为海拔高，火车非常吃力；半夜，我又听到火车「喀嚓喀嚓」地往下去，那声音震得黄泥墙土都在掉渣。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座宝山，木材没完没了地运。从我记事起，火车就往外拉木头。到了我二三十岁甚至四十多岁，它依然在往外拉。

春秋草木干，那个时候要求特别严，5 级风以上的时候都不许做饭。所以林场有个防火旗杆，中间又绑了个大喇叭，这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播放着各种山外信息。

■ 人工搬运圆木图/纪录片《木帮》

那个喇叭好像每天都在用激昂的声音骂人，我就在那个骂声中长大，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喇叭每天在骂美帝骂苏修（注：指苏联），说苏修侵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没什么骂的了，又骂一个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中国人好吃好喝地供他拍一部纪录片，结果这个没心没肺的人拍了一部对中国很不友好的纪录片。后来因为自己在拍纪录片，我突然理解了安东尼奥尼当时的工作。

广播骂完了，我家的邻居刘嘟嘟也骂，骂老婆骂儿子，骂邻居家的狗在他拉屎的时候不好好吃屎，拱了他的屁股，然后又骂林场的领导对他不友好，40 多岁让他退休，一个月才开 18 块 5 毛 7，养一家人太艰难了。他们都骂完了，大喇叭里边又开始放样板戏。每天都要放的是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段，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好像踩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个锣鼓家伙。

印象最深的是，一到晚上五点半，山上下来了几台通勤车，也就是老破解放车。前面挡块铁板，顶着风雪，100 多个伐木工人下班了。天也黑了，广播在放着打虎上山的音乐，100 多双冻得邦硬的棉胶鞋，「咔嚓咔嚓」同时踩在雪地上。人们好像伴随着锣鼓家伙的鼓点在走，后面逆光中有三台解放车向他们打来强烈的灯光，非常神秘，又很激昂。

偶尔有人喊了几声，喊的也没什么内容，可能是干一天活又累又饿，又坐了一个小时的敞篷车，冻得嘴都张不开了，马上回家要吃饭，吃饭之前要把下巴活动一下。有时候突然停电，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了，瞬间都会停下来看看喇叭，然后脚步变得非常凌乱，走路也没有精气神。

林场大喇叭每天都在响。早晨 5:30 ，有一个广播员会在广播里讲「林场播音室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那个声音实际是一个信号，告诉伐木工人的家属，你该起来给老公做饭了。因为抱柴火，把锅烧热，米煮熟，得有一个小时，然后他们要带午饭上山。

有一年冬天，广播仍然这样喊，突然有一天，广播一喊「林场播音室，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这时不知从哪就跑出来一条大黄狗，抱住防火旗杆，像狼一样在叫。开始大伙也没在意，结果时间长了，广播一喊，这狗就准时在叫，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工棚中有一个朱疯子，他平时磨一把板斧，站在山上，在村里喊骂。冬天冷，他可以把棉衣脱了，光膀子喊叫，一到这个时候，家家门窗紧闭，特别恐怖。朱疯子偶尔清醒，看到这个狗在喊叫的时候，他就说「要出事，要出大事」，大伙说「林彪都摔死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

我邻居家有一个三大爷，他是广播员的父亲。他听说这事后也觉得奇怪，他女儿在广播上一喊，这狗就叫，他就害怕，拿棒子满村在追这条狗，要跟这个狗拼命。最后他一去，这狗就跑，他一走，狗再回来。然后他干脆拍一个破棉袄，拿一壶酒就坐在防火旗杆下，等着这个狗。

那个冬天雪特别大，事也特别多，真叫老疯子给说中了。

快过年的时候，山上有一个伐木工人出了事故，在山上死掉了，在抢救伐木工人的途中，有一个工人从车上摔下来，也在当天死掉了。那一年很不幸，两个老伐木工人都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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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棚里的老光棍

那个时候我们小孩绝对是野生的，不像现在又接又送。那时的社会治安是非常好的，没有现在这么多问题。山上一个老伐木工人下山就成为我的老师，一口山东话伴随我成长。放学以后也不用写作业，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老伐木工人住的窝棚。

窝棚是林场企业给盖的，三五十米长的大厂房，北面是走廊，南面因为采光好，兼并成十几个屋。一进屋，两面是对面炕。我那时候还小，每次进屋的时候就像掉坑里，扑通一下子就进屋了。因为那是泥土地，每天扫地都会带出一些泥土，长年累月屋内就比走廊低出半尺多深。我那时候才十几岁，站在炕沿边上，炕到我胸那个位置，好像我爬上炕都很费劲。

上面住着许多老光棍，光着腚，披着被，顶上挂着一个 200 度的大灯泡，灯泡上面结满了苍蝇屎，还挂着一些蜘蛛网。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计划经济，林场用电也不花钱，用多大灯泡也没人管，大家都免费住在那屋里。

■ 伐木工人居住的窝棚图/纪录片《木帮》

老伐木工人愿意给我们讲故事，因为他们没儿没女，见到这帮小孩来的时候就特别兴奋，讲他们早年在深山老林里那些生猛故事，比如土匪拜把兄弟给他们白背鸡养，还有和狐狸变的女人拜天地。这些有的是传说，有的是真事。

这些光棍许多都是伪满洲国时期来到林场的老伐木工人，还有一部分人是 1960 年山东闹大饥荒来到林区的。到了 1962 年因为招得太多，林区准备遣返一批，当时叫「下放返回原籍农村」，谁都不愿意回去，所以当时留下来的这些人就住在了工棚，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他们冬天伐木挣点钱，夏天就全挥霍了，到了冬天依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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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李上访

我记得那里边有个叫李上访的人。其实只知道他姓李，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

他是 60 年代初期来到林场，他工作两三年，有个探亲假（国有企业都有这样一个说法），他就回山东关里老家了。之后得了一种怪病，类似于精神病，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家里人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六个月以后他才醒过来，赶紧回黑龙江，回到林业局。

在东北，国有企业规定，超过三个月不上班就算自动离职。林场说，你已经半年没来了，按照我们的规定你已经被除名了。他一顿解释，说「我有病了，我自己都不知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他是一个非常老实厚道，还略有文化的人，身高有 1 米 75 左右，60 年代他刚 20 多岁。这事林场也解决不了，就上报到林业局。

李上访只能住在林场的工棚，好在工棚还允许他住食堂吃饭。山里人天然有一种很善良的品质，规定是规定，但也有人情味。毕竟他原来是林场工人，和后来闯关东来到这里那些盲流还是不一样，就住下了。

上访就开始了新的生活，由林业职工变成了这样一个盲流。冬天他上山打猎。那时山上的猎物有很多种，马、鹿、袍子、野猪、黑熊，甚至还有东北虎。最值钱的是貂皮，我们叫大皮，现在是很高档的皮草。当时一只大皮好像 70 多块钱，相当于林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夏天他就挖人参，弄草药。

■ 林场的凤凰山

当时六几年，也就是在他 20 多岁的时候，他为了给自己的身份讨个说法，不断地去林业局告状。我们林场到林业局要坐 80 公里的小火车，他每年都要无数次坐上小火车去告状。

因为觉得很卑微，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坐在凳子上，每次去就在墙角一蹲，掏出旱烟抽。

开始申诉的时候还有些文字材料，后来越弄越没有希望，他这个病也越来越重，什么也说不清了，每次就去蹲着。到了中午下班，工作人员说该下班了，他就拎个破兜子走，下午再来。等他蹲那么两三天还没有希望，就坐小火车再回林场。他为了这件事上访了一辈子，最后真实的姓名也丢了，就留了这么一个外号。

80 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疯了似的喜欢画画，全林场的人都快让我给画遍了。我觉得这个上访最适合给我做模特，他能一动不动坐几个小时。

他是我父辈，所以我叫他李叔，我对他一直很尊重，问他话他几乎什么都不说，就是笑一笑。

大概到他 50 岁的时候，山上的野生动物也少了，人参也少了，他改成了种黄芪。这是一种中药材，两三年才能长成，也就手指头那么粗，一尺多长，可以弄去买钱，到秋天有了黄芪籽，也可以卖一点钱，能够维持一年的收入。

1985 年前后，有人看到他在工棚的房后烧了很多纸，大家就很纳闷，问他：「上访啊，你家人也不在这，这是给谁烧纸呢？」他什么也不说，大家觉得奇怪。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大家以为他上山了，到了第三天还是没看到这个人。有人就跟林场领导反映，但他不属于在编职工，丢了也就丢了。

一两个星期后，有人在下游几公里处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人们怀疑这个就是上访，于是好心人把尸体拉上岸，就地埋了。

这个人的消失就和他的存在一样，没人关注他究竟怎么样。

但他没了以后，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他种下的黄芪，春天的时候在那片山上长满了，风一刮，花瓣满天飘，漫山遍野，布谷鸟也在叫。李上访已经没了很多年了，但我觉得他的生命好像还没有消失，布谷鸟的出现就好像是李上访回来了。

■ 凤凰山现在变成了著名的旅游景区

在这样特殊的极寒气候里，人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那几年，村子里每年都有几个人疯，李上访并不是例外。窝棚里，当时还住着一个叫朱疯子的，就是那个会拿着板斧，在防火旗杆下面光膀子嚎叫的人。

1962 年的那波遣返，也降临到了朱疯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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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疯子的信件

朱疯子实际不疯。在老家的时候，他还是乡里的民办老师，喜欢上了同事里的一个女孩。民办老师在当时是没有身份的，不属于国家老师，只是临时雇用。

他跟那个女孩恋爱了，但女孩的父亲在当时公社里算一个干部，不同意他俩的关系，说民办教师这个身份没有保障，希望自己的女儿未来有更好的生活。于是女孩的父亲就跟朱老师说，混一个公家人身份两人再谈。

当时是 1960 年前后，朱老师在当地山东混不上这样的身份。于是他随着闯关东的队伍来到了黑龙江林场。来到林场，身份就变了，起码算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了，家里那边也认可了。

他和姑娘一直书信往来。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方便，信从山东发出到我们林场，大概得花几天时间。所以林场邮递员，就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

他总是跟在邮递员后面，然后到收发室去翻找他的信件。他心里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林场工人的身份，将来把爱人也接到这里，一切就都齐了。

然而两年以后，正在他要和姑娘谈婚论嫁的时候，林场开始下放了。多余的人员要往回遣返，这件事也落到了朱老师身上。对他来说这个打击太大，不仅是林场职工的身份没了，他的这段爱情也结束了。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疯了。

疯了以后，他每天跟在邮递员后面，总觉得信袋里有他的信。刚开始，他每天到食堂还能吃三顿饭，后来没钱，变成吃两顿，最后一顿也吃不起了，自己胡乱弄一口就完事。

他也像李上访一样，回不去，也不想再回去。冬天打猎，夏天挖参，这是在当地最古老的行业了。

我记事的时候他也就 40 多岁，满头白发，头发也挺长，偶尔醒过来的时候跟正常人差不多。

到了 1976 年前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十五六岁了，看到他仍然跟着邮递员。人家下班以后他也到邮递员屋里，自己推门进去翻信件。有一次翻出人民日报，看到「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逝世」，一下把他吓醒了。

从 60 年代初期到 1976 年，这十多年，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混沌的，但唯一没有混沌的，就是他相信邮递员那里有他心爱姑娘的信件。

■ 于广义在林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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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围困

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寒冷封闭的林场依旧蒙着头靠山吃山。林场开始走下坡路，曾经为了过好点的日子而来到林场的山东人，陆续把工作关系调回了山东。

1981 年，于广义从部队复员回到林场，当了一名计量员，六年后，他也选择走出大山，去往更发达的大城市。

80 年代中期，整个社会开始改革开放做生意了，而我们林区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远远丢在了后面，不知道做生意为何物。

我感受最深的一次是 1985 年办理工作调转的时候，我走了三个村坐火车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又倒车来大庆。途中我看坐我对面的一个人拿起了皮夹子，里面有一打 50 元钱。那时候 50 元好像是最大的票，我一看那一沓子起码有 100 张，也就是 5000 块。不知什么原因，他反复在数钱。

当时我就吓一跳。那时候我上班一个月才四五十块钱，我爸也就将近一百，我俩挣几年也挣不来这么多钱。这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山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被抛弃了。

因为资源已经没有了，有些地方无树可采，林场职工面临下岗和工资不能足额发放的问题。

我爸那个时候开支也不到 200 块钱。他 1949 年来到林业局参加工作，60 岁的时候退休，目睹了林区兴衰。遗憾的是，在 1992 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刚要惠及到每个家庭，他就去世了。他的去世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在林场工作一辈子，还是个干部，到最后治疗期间费用一分钱都没法报销，不知道找谁报销。

林区围困逐年加重，我们林场过去有 300 多个在编职工，到了零几年的时候，据说一个林场在编职工只剩 19 个了，几乎只剩厂长、副厂长、工会主席、会计出纳这些人。其他人干什么去了，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