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诸暨籍哲学家

我的家乡“古越都”诸暨以西施故里著称，据说自古以来多美女，而以“盛产”哲学家著称则还是相当晚近的事。

诸暨之成为“哲学之乡”——至少是二十世纪的“哲学之乡”，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专业哲学家之一金岳霖先生之族谱的发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在一般知识大众的心目中，以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男二号”闻名的金岳霖一直被认定为湖南长沙人，似乎与诸暨沾不上边儿。

应该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上海图书馆和浙江诸暨金家村，分别发现了纂修于1945年左右的《灵泉金氏宗谱》，此谱辑录灵泉（现为金家村）金氏共30代，其中有关于金岳霖的记载：“涵一百四十五，名岳霖，字龙荪，留学美国，哲学博士，现游欧洲，生于光绪己未年闰五月廿日（即公元1895年7月14日）”。

据见过此谱的记者报道：金岳霖的父亲金珍，是诸暨县学庠生（秀才），因太平天国运动波及诸暨，远赴湖南投奔任永定县知县的堂叔祖金兆基，入幕作师爷。后在湖南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所以学界大多将金岳霖称为“湖南长沙人”。其实金岳霖自己在回忆录中曾提及他父亲是浙江人，还说依照辛亥革命之后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政府颁布的一部法律，里面有一条说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就是什么地方的人，那么他是湖南人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按照以父亲之出身地为籍贯的旧例，则金岳霖之为诸暨籍哲学家同样断然无疑。

金岳霖是个有故事的哲学家，这不但与林徽因有关，更与他自己有关：据说他三、四岁时就凭着天赋的逻辑感从“朋友如金钱”和“金钱如粪土”中“推出”了“朋友如粪土”；据说他在西南联大做过一个题为“《红楼梦》里的哲学”的讲座，而结论是《红楼梦》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据说他对艾思奇在燕园批评形式逻辑的评论是：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很精彩，他讲的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据说他戴着大墨镜（因为眼睛怕光）坐着黄包车（一说平板车）在王府井逛街，对人说是在响应毛主席深入群众的号召；据说他晚年经常讲他对不起人民，培养了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沈有鼎、殷福生（海光）和王浩。

作为中国现代逻辑学的祖师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除了大量论文，金岳霖主要有《逻辑》、《论道》、《知识论》和《罗素哲学》四部著作，共中《逻辑》列入民国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论道》和《知识论》代表金岳霖的哲学体系，而《罗素哲学》则是其1949年以后唯一的著作，且是在其身后由其学生，同样是诸暨籍的哲学家冯契先生委托学生整理出版的。

虽然金岳霖是中国现代逻辑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但据他自己在自传材料中说，他是“先教逻辑再学逻辑”的。金岳霖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邓宁教授的指导下以一篇题为《T. H. 格林的政治思想》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游学欧洲。在到清华教逻辑后又至哈佛研修逻辑。1936年始出版《逻辑》一著。也因为此著属于当时的部颁教材，所以风靡民国学界，客观上造就了作者作为中国现代逻辑学之“开山祖”之地位。

如同与金岳霖一同创办清华哲学系的冯友兰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不满于“照着讲”，而要“接着讲”，金岳霖也不满足于做一个逻辑学家，而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继在1940年发表《论道》，又在抗战后期写作《知识论》，由于跑警报致七十万字旧稿被毁，后又逐字重写，最初在1959年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先行内部出版，又在八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与《论道》一起重印。

金岳霖曾经形容冯友兰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讲简单，而他自己则善于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又说前者的新理学是“新瓶装旧酒”，而他自己的《论道》则是“旧瓶装新酒”。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金岳霖又提出“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区分，并认为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 不同，冯友兰并“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哲学史”，也就是说，冯友兰所注重并得到金岳霖认同和赞赏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

按照郁振华教授关于“科玄论战”之后中国现代哲学中清华实在论、北大观念论和延安唯物论“三足鼎立”的“谱系”，与以熊十力为代表的观念论传统代有传入不同，无论冯友兰还是金岳霖，新实在论的哲学传统一直并没有可与观念论传统相颉颃的哲学家出现。在此意义上而言，清华哲学系之得冯契与北大哲学系之得牟宗三之比拟的确并不是其来无因的。

在晚年所撰的“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冯契回忆他在昆明从金先生受教的情况，尤其是在昆明郊区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师生两人一对一上课的情形：“开始读休谟的Treatise时，只有一本书，由我捧着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我读，读到其间，他说：‘打住！’便向我提问，要我回答……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了。金先生对休谟的书真是熟透了，哪一页上有句什么话，有个什么重要概念，他都记得，并且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

对于金岳霖在《论道·绪论》中区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以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冯契认为这个提法可以商榷：“我认为，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也就是说，认识论也应研究关于智慧的学说，讨论“元学如何可能”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事实上，从题为《智慧》的硕士论文，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一直把意见、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作为自己探索的哲学总问题。他认为金岳霖偏重的是如何能“达”，亦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而他自己则着重考察如何能“得”，亦即如何能“转识成智”，获得智慧的问题。

面对自己的学生的批评和修正，金岳霖一方面承认《知识论》只讲名言世界，而把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达的领域交给元学去探讨，另一方面又鼓励冯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并敏锐地意识到冯契所论“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金岳霖还提出可能有两类哲学头脑，一类是abstract mind，另一类是concrete mind，并认为自己偏于abstract，而自己的学生则更喜欢concrete。

有意思的是，作为金岳霖和冯契这个哲学传统继承人的杨国荣教授也是一位诸暨籍哲学家，而他的主要哲学成就，亦即“具体形而上学”的系统建构，正是秉承着这个由知识论和形而上学、抽象和具体的讨论框架所做的“具体”推进。而其与金—冯哲学传统的内在关联以及学术上的相关阐释，则尤其体现在《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一著及其不同版本的附录中。值得注意的是，杨国荣在这种哲学传统中所做出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呈现出了一种“迂回-detour”式的“战术”——用《迂回与进入》的作者，法国汉学家Francois Julien的话来说：“意义的到来像所有东西的到来一样不属于行动，而是属于等级秩序，属于过程。总而言之，迂回的价值在于：借助自己引起的距离，迂回通过摆脱意义的所有指令（直接的和命令的），为变化留下了‘余地’，并且尊重内在的可能性。”

十月的最后一天，秋光明艳，在诸暨籍哲学家郦全民教授的筹划和操持下，我和几位同事一起踏上了诸暨籍哲学家的寻根之旅。我们首先来到了现在属于东和乡的施家坞村，在当地乡人和乡贤委员会的向导下，来到了冯契先生的故居，虽然祖屋已经整修过了，但是冯先生少年时的读书处，那片苍翠的竹林依然，那环抱着小山村的群山依然。

“冯学”专家晋荣东教授还从冯先生族人的介绍中找到了足以补正当年认知的某些重要细节。而我作为冯先生的同乡，除了在同事们的鼓动下用家乡方言朗读冯先生的名句“不管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似乎更多关注和引起共鸣的是那些细节中所体现的所谓诸暨人的某些品性特点，例如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之类。虽然我笑称诸暨人的这些“特征”有时只是为了刻意与例如萧山人和绍兴（城里）人“区分”开来而自我暗示和强加的标签，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地理环境、从业惯习以及所谓“民风”在局部解释某些品行特征时的“参考价值”。

从施家坞村所属的冯蔡行政村文化礼堂出来，我们驱车直奔位于金家村的金岳霖先生祖居，终于在夕阳西下时分来到了传说中的这个所在。这是一所老旧的宅第，只有那残存的高大围墙还在暗示主人当年的身份，而其余的一切仿佛都已淹没和流失在时间的尘埃中了。其实这个村子离开我的高中草塔中学只有不到三公里，我的金姓同学中就有几位是那个村子的，想来他们中应该也有属于金先生的族人的吧。

次日上午，纪念冯契先生诞辰105周年座谈会在诸暨市社联的热情安排和张罗下在浦阳江畔召开了。在陈卫平教授主持下，晋荣东和郁振华两位教授分别介绍了冯契先生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以及冯门后学传承和弘扬冯契哲学的具体举措。“冯学”研究第一人晋荣东果然名不虚传，用近一个小时报告了冯契学生时代的上半部分，以从延安回到昆明复学为界。报告图文并茂，尤以冯契参加“一二九运动”前后的资料为翔实。在听报告的过程中，我还按图索骥，在孔网上下单了两部相关的回忆录，分别是赵德尊的《征程鳞爪》和仅印600册的《赵继昌回忆录》。

作为“金-冯学脉”的主要诠释者和阐发者，郁振华区分了拥有传统的三种方式：博物馆式的拥有，牢笼式的拥有和工作坊式的拥有。从其阐释来看，冯契对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所采取的方式其实已经例示了这种工作坊式的拥有，这尤其体现在堪称其毕生最重要的论文“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之中。此文分别从作为认识的自然过程、作为科学的认识方法和作为实现理想的活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具体内涵。无论如何，作为从金岳霖的“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引申”而来的“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这一原理的“引理”，把“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从形而上学的天国拉回到人世间来”，至少为同样作为冯契门生的童世骏教授——这是一位与诸暨相邻的萧山籍的哲学家——把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奠定了部分学理基础。

职业哲学家的报告结束之后，与诸暨籍“民哲”们的“对话”开始了，当几位冯门弟子与冯契先生故乡的哲学爱好者们开始就知识与智慧、“转识成智”、“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时，在一片短暂的空白之后，我脑海中浮现和盘旋着的除了头天黄昏看到的秋风萧索中的金岳霖祖居，更还有金岳霖对冯契说过的这句话：“哲学既不会终止，也不会至当不移。哲学总是继续地尝试，继续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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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