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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失范回归：异常事件和过度自杀

2020-11-16 17: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杨芳瑛、杨晓照定量群学

在上篇推送，我们分享了一篇关于的研究。这次，我们想向大家介绍一篇同样与自杀主题相关，但其却在理论立足点上，和上一篇推送构成了竞争性解释的论文——Bringing Anomie Back In: Exceptional Events and Excess Suicide（doi：10.15195/v2.a10）。

这篇论文的作者是Mark Anthony Hoffman和Peter S. Bearman，他们以一种批判的姿态确认了Durkheim关于社会失范和自杀率的理论观点，从心理学、流行病学对自杀研究的乱象中，夺回了社会学的阵地，在模仿论、传染模型的研究丛中开辟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此外，论文的研究策略，和作者在讨论部分中对定量学者提出的“警示”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在开始正式介绍这篇论文的内容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放到自杀研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Tarde和Durkheim身上。他们之间关于道德生活的社会基础的争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学的发展，也左右了后世学者们对社会自杀现象的考察。

众所周知，《自杀论》是Durkheim享誉世界的经典著作之一，也可能是很多社会学初学者早期阅读的入门读物之一。在这本书中，Durkheim以社会整合和社会失范对社会自杀问题进行了阐述。但有趣的是，当今学界关于人们为何会自杀这个问题的解释，大多是基于“模仿”的理论立场——这恰恰是Tarde对自杀问题的解释——Durkheim理论观点中的“失范”却被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们所遗忘。在明面上，这场争论以Durkheim的胜利告终，Durkheim不仅成为了“a founding father of sociology”，他的关于自杀形式的论点也被视为社会学科的重要成就。然而，在被流行病学、心理学严重影响的自杀研究领域，Tarde因其理论的简易性反而更受重视。

Tarde（左）与Durkheim（右）

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么，是不是正因为几近所有学者都对自杀问题持“模仿”的观点，我们也应该延续这种“套路”呢？

答案当然是错误的。社会学必须坚持本学科的理论根基。

此次要介绍的论文的作者，Hoffman和Bearman便以实际行动和研究结果，拒绝顺承学术议题的研究传统，也拒斥了心理学、流病学界对“模仿自杀”的解释。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这一个由Hoffman和Bearman构造的，充满反思精神的学术空间。

在过去的研究中，一些实证数据“证明”了名人自杀，或某一自杀事件被高度宣传会造成社会自杀率的上升，即“证明”了Tarde的观点。而当许多得出同样结论的研究者为自己顺应和深化“模仿自杀”概念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作者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大肆报道的名人自杀事件不一定就是一个传播的起点，这些事件代表的不是自杀的”传染源”，他们反应的其实是社会失范这个事实。

作者认为，如果在自杀笔记中表明自己的自杀行为的确在模仿名人的自杀，那么我们便能得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大多数自杀者都不写笔记，并且我们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确在模仿他人的自杀行为（更不用说名人了）。因此，“模仿自杀”的观点还有根本性的漏洞，我们也不能因为无法拒绝这个假设而去接受它。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考虑Durkheim的“失范”概念对自杀率的影响呢？

“我们是时候要让Tarde的观点‘沉睡’了。”

——Hoffman & Bearman

在Durkheim的观点中，社会失范是造成社会高自杀率的主要因素。不仅负性事件会导致社会失范，一些意想不到、无规律可言的事件（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因其动摇了社会原本的秩序和自我预期，成为了造成社会失范的原因——论文统称这部分事件为“异常事件”。而名人自杀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而且，我们也有必要将异常事件和非破坏性、有发生规律可循的事件区分开来，后者是Durkheim所说的“建设性事件”，包括了体育赛事、颁奖仪式和政治议程等等。

在Durkheim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认为：一些广为人知的自杀可能是破坏性的，不是因为自杀本身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而是因为自杀本身挑战了社会运行的既定规则，即自杀引起了社会失范。

既然我们无法拒绝自杀的“模仿”假设，也不能忽视自杀的 “失范”观点，那么，我们只能认为：自杀率的增长可能是由于模仿或破坏。而自杀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是作者需要去探究的问题。

How？

为了探究影响社会自杀率波动背后的真正机制，作者吸取了Bollen和Phillip 1982年的论文中的样本和做法，在公开的媒体上搜集所谓异常事件的新闻，并使用新样本和新数据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作者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将研究的案例分布时间线限定为1973年-1988年，最终选定了94个发生日期在节假日之外的，被广泛报道的异常事件为研究案例（可见图1）。

在这里，“被广泛报道”是指选择的事件不仅应该至少被两家电视台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进行宣传，还要出现Info-Please Online Encyclopedia的重要事件列表中。而事件则出于不同的分析目的，在不同的分析环节被分为“名人自杀事件”、“异常事件”和“积极事件”三类。其中，“名人自杀事件”在统计时不包含于“异常事件”范畴中；“正面事件”若无区分，则包含于“异常事件”的范畴当中。

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延续Bollen和Phillip的研究，采用了准实验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则采用稳健性检验，证明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对“什么事件会造成社会自杀率的提高”问题的分析以事件发生当天和事件发生后六天间的自杀人数为依据；对“模仿机制在自杀率的提高方面是否发挥作用”问题的分析基于“模仿自杀”涉及的双方对象应该在自杀形式和个体特征两个方面应当具有同质性的前提假设。

Result

在论文的定义下，事件发生一周内的自杀率高于事件发生前一周的自杀率的现象被称为“过度自杀”（excess suicides）。经过分析，作者发现：异常事件（在图1中，异常事件用黑色、空心圆圈表示）和自杀事件（在图1中，自杀事件用红色、实心圆圈表示）在导致过度自杀事件的发生比率上不具有明显的分布差异，即一些异常事件和自杀事件并不总是导致过度自杀。而且，我们也无法用“模仿自杀”来解释一些负性事件发生后社会自杀率（即过度自杀的程度）提高的现象。

图1

为了控制时间对社会自杀率的影响，作者分别用1973-1976、1973-1988年自杀事件和异常事件的四个独立的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自杀事件和异常事件均会对社会自杀率产生影响（只不过影响起作用的时间节点略有不同）；整合一周内的过度自杀数据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名人自杀对社会上自杀率的影响，和其他异常事件并没有什么区别，由异常事件引起的过度自杀的人数还要高于名人自杀带来的过度自杀的人数（见表2、表3）。名人自杀反应的或许只是整体社会失范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