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也谈夏衍与张爱玲     

晚年夏衍

夏衍爱惜张爱玲才华一事屡见论家提起，其中却有尚待厘清之处。先来看夏衍自己对此如何说法。1988年5月《人民文学》第五期“作家对话录”栏所载夏衍、李子云《文艺漫谈》，其中夏衍说：“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给我介绍的。唐大郎也是一个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说，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然而并未说明，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的。

再来看看其他相关人士的回忆文字。柯灵《遥寄张爱玲》（载1985年4月《读书》第四期）云：“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个。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魏绍昌《夏衍同志二三事》（载1996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云：“解放初再生的小报，一扫过去的乌烟瘴气，已然面目一新。特别还吸引了有些著名的新文学家，如丰子恺、周作人、张爱玲等也来发表作品。比如周作人后来结集出书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张爱玲在上海最后所作的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就都是先在《亦报》上连载的。夏衍对两张小报是每天过目的。张爱玲在四十年代上海发表作品时，夏衍远在内地，没有看到，如今他看了报上的连载小说，又补看了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增订本，很欣赏张爱玲的才华。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夏衍提名张爱玲参加。会后张还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回来不久，她就离沪去港了。”

龚之方《离沪之前》（收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云：“一九四八年全国胜利在望之时，夏衍缠着八路军的袖章回到上海，他非常关心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此时特向夏衍介绍读几篇张爱玲所写的小说，他读了之后，对张爱玲的才华作了肯定，认为人才难得。夏衍确是个爱才若命的人。一九五〇年夏天，上海举行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代表中赫然有张爱玲的大名，这显然是夏衍为她安排的。到时候张爱玲持着代表证去出席大会，她不穿时行的‘延安装’，依然穿着旗袍，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不让人注意她。她坐着看眼前的光景，心里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不过，她参加共产党主办的大会，总算有过这么一次了。夏衍出于对张爱玲出众的才华，他想聘她在将成立的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他和柯灵商量过。笔者也受夏衍的委托，在和张爱玲有事接触之时，顺便问她今后的打算和她是否留在上海？我确曾这样问过她，她笑着不给我正面的回答，似乎她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后来向夏衍汇报了。”

这里有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如龚之“一九四八年全国胜利在望之时，夏衍缠着八路军的袖章回到上海”，“上海解放纪念日”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魏之“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上海召开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此外龚文“夏衍出于对张爱玲出众的才华，他想聘她在将成立的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他和柯灵商量过”，亦系直接袭用柯灵文章的说法。

查夏衍年表，1945年9月由重庆抵南京，旋去上海筹办《救亡日报》复刊，10月以《建国日报》名义出刊，不久被查封，1946年7月回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1949年4月离香港赴北平，5月随陈毅进入上海，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文教单位的接收工作。若从柯灵所说，“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应发生在上述两次中的第一次来沪期间。若从魏绍昌所说，“如今他看了报上的连载小说，又补看了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增订本”，则是第二次来沪，且是1950年4月25日《亦报》开始连载张爱玲用梁京笔名所著《十八春》之后的事。龚之方的说法接近魏绍昌，但他讲“柯灵此时特向夏衍介绍读几篇张爱玲所写的小说”，却与夏衍自己所言“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给我介绍的”不合，而唐大郎正与龚之方同为《亦报》的编者。不过夏衍前次来上海，早已与唐大郎相识，他也是龚、唐当时所办《海风》周刊的作者之一；而龚、唐所办《光化日报》曾于1945年4月10日发表张爱玲的散文《天地人》，唐大郎亦在所撰诗文中多次称道张爱玲的作品，所以“是唐大郎给我介绍的”这句话，用在夏衍第一次和第二次回上海时，都是合适的。

所以我们只能判断，夏衍是1945年9月以后“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的，具体时间尚待查考。此前则如魏绍昌所说“远在内地，没有看到”。附带说一下，这里说的“认识”，当作“知道”解。《文艺漫谈》一文中李子云说，“您在一九五○年曾介绍我看她的作品，说她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提到“短篇小说”，可知她说的这时候，夏衍不仅看到尚在连载中的《十八春》，还读了张爱玲此前的作品。    

2004年6月26日《联谊报》发表夏衍《〈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序》，后收入《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第二卷《看山斋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及《夏衍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其中有云：“关于李丽华和张爱玲的离开大陆，情况各有不同。祖安同志原来想把两个人合成一篇文章的两部分，我认为不妥，建议他另写。因为张爱玲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她才华横溢，二十多岁就在文坛上闪光。上海解放前，我在北京西山和周恩来同志研究回上海后的文化工作，总理提醒：有几个原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文化名人要争取把他们留下，其中就谈到刘海粟和张爱玲。总理是在重庆就辗转看过她的小说集《传奇》，五十年代初我又托柯灵同志找到一本转送周总理。但是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这是她自己要负责的。人活在世界上，客观上确有各种影响和干扰，但是路还要自己走。我同意祖安在《遥祭张爱玲》一文中的论述。李丽华并非是原先就研究要争取留下的，但是对这样一位中国四十年代的大明星，我们还是欢迎她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再创新的业绩。后来她走了，有一点是和张爱玲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解放后那几年，开展文艺界整风中，对她们的团结和关心不够，加上当时拍片子少，由于多种因素，当然轮不到她。其中也确实有不符合党的统战政策的做法，所以后来使她们呆不下去。”此文末署“一九九三年于杭州汪庄”，其中“我同意祖安在《遥祭张爱玲》一文中的论述”一句，不由得使人心生怀疑：夏衍1995年2月6日去世，张爱玲同年9月8日被发现死于洛杉矶寓所，沈祖安怎么会早在1993年就写了《遥祭张爱玲》，夏衍又怎么会“同意”呢。《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于此处有注释云：“沈祖安的《遥祭张爱玲》一文正式发表时，夏公已去世，后来的文章夏公未见。”并不能自圆其说。

至于文中涉及周恩来的几点，说好听点是“孤证不立”，更不必说这一“孤证”本身十分可疑。对照前引诸文，“五十年代初我又托柯灵同志找到一本转送周总理”与柯灵所说“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倒是相互呼应；更有意思的是，按照这里所说，无论夏衍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回到上海后知道张爱玲的，周恩来都比他更早地接触到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大凡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人，无论是不是文艺界的，不视在沦陷区发表出版作品为玷污名节之举，竟还“辗转看过”，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举个例子，时在昆明的朱自清即曾致函滞留北平的俞平伯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1943年11月22日）再者如果夏衍1950年4月以后才知道张爱玲，那么“总理提醒：有几个原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文化名人要争取把他们留下，其中就谈到刘海粟和张爱玲”时，他尚且不明白后一个名字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