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埃博拉的经验，能否帮到这个全球卫生系统最薄弱国家？

​塞拉利昂是一个西非小国。这个让大多数人感觉陌生的国家昨晚登上了微博热搜，#全球卫生系统最薄弱国家#。

据《金融时报》报道，这个人口约750万的国家，全国仅仅拥有一台呼吸机，而这唯一的一台呼吸机在一家私人医院，当地17家公立医院均无呼吸机。

我第一次听到塞拉利昂这个名字，是因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血钻》。

这片土地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一个市大，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长期充满战乱、奴役。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教育、医疗、购买能力都排在世界末端。

《血钻》剧照

唯一值得我们向往的是，这片土地上矿产丰富，尤其是电影中提到的“血钻”，赋予了这片土地更多惊艳的颜色。

再次听到它的名字，就是谈虎色变的“埃博拉”病毒。

我们都知道埃博拉是非常恐怖的病毒，但恐怖到什么程度呢？

世界卫生组织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等级定为4级（艾滋病为3级），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

死亡率在50%到90%不等。

当这样一种可怕的病毒袭击了贫困、落后的塞拉利昂时，塞拉利昂第一次在世界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塞拉利昂

但这些关注几乎全是负面。

比如媒体报道，这里的物价上涨3到4倍，人心惶惶，大家纷纷去抢购食物。

工人、医护人员因为惧怕病毒，纷纷辞职，甚至把尸体当街丢弃。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数据显示，18119名少女在埃博拉危机期间怀孕，据说她们用身体来交换食物。

但一个如此贫困、落后的国家要战胜最可怕的病毒，绝不仅仅只有混乱、放弃、以及等待国际社会的救援，他们还有更多的故事。

在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塞拉利昂的多位电影人共同合作、勇敢地拿起摄影机，记录下属于他们的故事。

完成了这部非常特殊的，1小时24分钟的纪录片《幸存者》。

现在，大象点映把它引进到了中国，并与爱奇艺达成了独家网络版权合作，这是大象进行海外影片引进发行的首次尝试。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当下，我们之所以推出这部影片，正如主创团队所言，“我们希望《幸存者》这部影片可以为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带来更多希望：在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塞拉利昂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前赴后继，无私奉献和对弱者的关爱。这些都会激励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导演：亚瑟·普拉特
类型：纪录片
时长：84分钟

本片入围了2018年南非国际纪录片节、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2018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2018年卡姆登国际电影节等多个电影节。

关于影片的制作缘由，导演亚瑟·普拉特说，“（因为埃博拉疫情）我的祖国塞拉利昂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但这种关注并没有完整地描绘出我国人民是如何受到疾病影响的”，“这种误解在定义世界如何看待我们作为现代非洲人这一问题上影响深远”。

影片的开始，记录者向我们介绍：这次疫情持续了21个月，超过2万8千人被感染，被感染人群中，仅一半得以存活。

政府在广播和电视中高声呼吁：同志们，国家处于公共紧急状态，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必须阻止其传播，天佑塞拉利昂。

与广播中的紧急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塞拉利昂的平民，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会追着因埃博拉丧生的亲人尸体去抚摸、奔跑。

 民众不肯去就医，就算是要去就医也面临着极大的难度，比如说这位老太太，虽然被年轻人劝说就医，但走到医院她花了整整5天时间。

护士看着死去的孩子，确定带走孩子的不是埃博拉而是魔鬼。

 有的人因为亲人被送到医院的第二天就去世，而不再相信医院能治病。

 主持人在电视里为大家讲的“小常识”不是如何避免感染病毒，而是劝说大家去医院。

 医疗体系的脆弱，瞬间暴露。

临时搭建的帐篷，凌乱不堪。

 埃博拉爆发前，这个国家每十万人只有一到两名医生照顾。

爆发期间，两万病人只有656名医护人员，这其中包括医生和流行病学家。

在电影《幸存者》中，主人公有三位。

第一位是救护车司机穆罕穆德，他是这个国家的首位救护车驾驶员。

整个国家最大救护车调派点的司机，但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就撞车两次。

显然，这位临时上阵的救护车司机非常不熟练。

在最开始，穆罕穆德为这份职务而骄傲，他说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全是那些英语讲的很好的人。

获得权力的兴奋溢于言表，开着救护车在大街上飞驰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来自民众羡慕的目光。

但这份神气的工作慢慢变了味道，在进行培训之后，他才明白，必须保证任何一个环节万无一失。

因为一不小心，只要10秒钟，就可能被病毒入侵。

如果说无知者无畏，那么现在，知识给他带来恐惧。

有一天，穆罕穆德去接一位患者，这个人的家在山上，山路崎岖又狭窄。

无奈之下，穆罕穆德把感染者背下了山。

一路上，他都在重复一句话“司机不应该做这种事”。

在送他上车的时候，穆罕穆德的头很明显暴露了。

 事后，他在一次情绪激动时说“那天，我很想死”。

有朋友的母亲感染了，去求助穆罕穆德。

他再三叮嘱朋友，一定要说是在街上遇到的他，刚好是认识而已。

但到了救治中心，遭遇百般刁难，无人肯收治。

因为没有人想负责，还有人想借此来彰显自己的权力，他抱怨“连黑人都不爱惜黑人”。

比工作更让他崩溃的是，他每天周转于病人、医生和领导之间，每天都在听各方的抱怨。

当然，他的工作受到了政府的认可，穆罕穆德登上了宣传海报，成为了英雄一般的人物。

宣传标语是：救护车很安全。

但在导演跟拍的过程中，穆罕穆德被解雇了。

有人让他交出救护车的钥匙，甚至有人因此拿枪来瞄准他。

大批记者围在他的家门口采访他，记者问道“既然你都上海报了，有得到什么奖励吗”。

他的回答是：“目前的奖励就是，他们炒了我”。

一位朋友非常激愤的说：“在塞拉利昂，我们没有蜘蛛侠。没有超人，或是美国队长。我们的英雄做出的牺牲，我们都能看得到。而他（穆罕穆德）就是其中一员。”

穆罕穆德这个黑皮肤的壮汉子，瞬间泪目。

在这场战役里，还有太多的战士和穆罕穆德一样，没有奖章，没有回报。

第二位主人公玛格丽特·西塞，她是一个在弗里敦埃博拉治疗急诊工作的护士。

她并不想让的家人知道她在做抗击埃博拉的工作。

因为这样，家人会认为她也感染上病毒。

虽然她拿着每周一百美元的“高薪”，但吸引她来做这份工作的并不是薪酬。

因为她明白在生命面前，金钱太轻薄了。

护士们所面临的的局面是什么呢？

是每天新增的感染者，以及连他们的培训者都不熟悉的病情。

更让人沮丧的是，越来越多的同事被感染。

看着一位又一位去世同事的照片和事迹，她的内心无比恐慌。 

医务人员在这场疫情中的死亡比例是十六分之一。

一位医生说，在巨大的恐惧中，他每天都要用超高浓度的加氯水来冲淋，包括手机、内裤、双手、汽车，结果衣服都因此褪色。

 影片的最后，玛格丽特拿到了新的聘书，她将在康诺特医院开始工作。

显然，玛格丽特是幸运的。

很多临时上场的护士们，面临的不是拥有工作，而是感染、死亡或者被解聘。

第三位主人公是一位12岁男孩。

因为父母离异，流浪街头已经两年的福戴·科罗马。

 福戴和相同状况的孩子们结伴为生，当大家都在谈论病毒时，他们却跳进最肮脏的垃圾堆，寻找可以回收的废品。

好不容易攒了一些钱，几个孩子去租最便宜的房子，却因为那个地方有了埃博拉病例，被拒绝。

几个孩子只能继续流落街头。

他们也明白出入垃圾堆的危险，但想清洗却没有水和肥皂。

当拍摄者问福戴“你希望找什么样的人来照顾你”时，他回答“任何愿意接纳我的人”。

 和福戴一样的孩子有很多，他们还会因为抢地盘而打架。

 没有庇护的他们，小小的年纪已经可以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除了穆罕穆德、玛格丽特、福戴，在这场疫情中的每个普通人，都无法逃离埃博拉。

一个女孩家中有八位亲戚感染埃博拉，死去五位。

孕妇因为疫情无法去正规医院，即使她需要剖腹产。

 妇产科医生遇上快要生产的疑似病例，愤怒的冲摄影机大吼“我不想为这个丢了自己的命”“你想让我怎么办”。

妇产科医生的天职告诉她必须接生，但高烧的情况又让她们望而却步。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亚瑟·普拉特是塞拉利昂的一个牧师，电影制作人。

本片导演亚瑟·普拉特

他的同伴也曾在影片中出镜。

我们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他们是如何拿起了摄影机，如何把镜头毫无保留的对准了那些被隔离者和感染者。

他们完整的记录下许多普通人的故事。

司机穆罕穆德从骄傲任职到被解雇，福戴从流落街头的孩子，变为有家的孩子，甚至还去上了学，生活刚刚有了起色，父亲却又去世。

让我印象最深的例子是，一岁的孩子感染了埃博拉，救护车来接他的时候，母亲把他抱在怀里大喊“为什么，为什么”。

影片的最后，这个一岁的孩子神奇的出院了，父亲抱着他痛哭。

无国界医生也为他流泪。

病人可以活下去，就是医生最大的动力，何况还是这么幼小的孩子，他的生命力给了医护人员强大的干劲。

塞拉利昂爆发埃博拉期间的混乱、恐慌，一些机构行动迟缓、平民英雄以及个体闪闪发光的生命力都在这部影片中一一呈现，没有包庇谁，更没有将谁妖魔化，他们仅仅是记录。

我们能感觉到，这些电影人怀着巨大的诚意和赤诚，想把祖国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界。

而且，他们深深地思考了祖祖辈辈深信不疑的信仰，在这个时刻，究竟带来了什么？

有的人因为埃博拉开始尝试接纳和改变，有的人则更加深信不疑。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影片中，所有的成年人都反复提到信仰，唯独那个小小的12岁少年福戴说了一番这样的话：上帝没有怜悯他们的死亡，给他们处理后事的是政府工作者。

塞拉利昂因这次疫情的改变究竟有多少？暂时还无法估量。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依然无法摆脱“脏、乱、差”的基本情况，“血钻”也依然会是他们最常被提起的标签。

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积极的改变。

这个曾被西方媒体定义为“悲剧”的地方，“只能以无知和恐惧来应对埃博拉”的国家，究竟是如何战胜埃博拉病毒的？

也许片中那些被记录的普通人已经给出了答案。

在电影的最后，摄制组问12岁的福戴，既然你爸爸去世了，你还会回到街上去吗？（意即重新当小混混）

福戴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我没有这么想过。爸爸把房子留给了我，我要换个屋顶，加固墙壁，找一张新床，甚至还要通上电，这样我就能过自己的生活了。

然后他又说出了一句颇具哲学意味的金句：

生活就像一场挑战，你必须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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