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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世界难民将何去何从？

2020-04-15 10:0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帕特里克·金斯利活字文化

新冠病毒持续肆虐全球，而对缺乏基本生存保障的世界难民而言，存活下来已经要穷尽全力，遑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所需的医疗设备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新冠病毒对这一群体所产生的致命威胁，但是由于病毒的感染率和致命性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感到不堪重负，为最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绝非易事。

在中东所有人们正在遭受苦难的地方中，叙利亚伊德利卜省（Idlib）可能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新冠病毒不仅威胁着那里的人民，而且它像叙利亚冲突本身一样，对中东及其他地区造成了威胁。在叙利亚西北部，政府尚未采取禁止飞行、关闭边界、暂停贸易以及实施宵禁等任何有效隔离措施，而且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及时作出调整——毕竟那里是一个战区。因此，新冠病毒可以轻易越过伊德利卜的边界侵入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朗的其余地区。伊德利卜省的疫情将使这些国家正在面对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英国《卫报》专职报道移民问题的记者帕特里克·金斯利所著聚焦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我未尽的苦难》一书前言，在这场从地中海深处、从撒哈拉沙漠中、从巴尔干半岛边境不断前行的关于绝望、孤独甚至死亡的灵魂大迁徙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发自内心的呼唤。

本文摘自英国《卫报》记者帕特里克·金斯利所著

《我未尽的苦难》

偷渡

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晚上11点

漆黑的大海深处，哈希姆·阿拉-苏基看不到他身子下面的人，不过能听到她们的喊叫声。她们之所以喊叫，可能也是因他而起。在他身下的是两位非洲妇女——可能来自索马里，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询问此事有点儿不合时宜，身体大张的哈希姆此时正压在她们身上，三个人的四肢交叉在一起。她们希望哈希姆能挪一下位置，那样的话也许能舒服一些，但哈希姆做不到，因为他自己身上也压着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上面可能还压着一层。几十个人就这样摞在一艘小木船里，如果有谁想换个姿势，蛇头就会一脚将其踢回原位。这些靠帮人偷渡赚钱的家伙可不想让这艘塞满偷渡客的小船失去平衡，沉入海底。

3岁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土耳其海滩遇难的照片刺痛了全世界公众的心。

现在大约是晚上11点，不过哈希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时间和地点了。黄昏时分，他和船上的这些人在埃及最北端的一处海滩上一起被带上了这艘小船。现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中海东南部的海域里，这艘船正颤颤巍巍地逐浪前行，船上的偷渡客们则不断发出喊叫声。

从喊叫声来判断，有些人说的是阿拉伯语，有些则不是。船上的人一部分来自非洲国家，另一部分则来自中东地区。他们中有巴勒斯坦人、苏丹人、索马里人，也有像哈希姆一样的叙利亚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瑞典、德国，或者其他任何一处比他们支离破碎的祖国更能给予他们美好前景的地方。为了这么一个渺茫的希望，他们冒险登上这艘船，前往意大利。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将在五六天后抵达意大利。不过，眼下哈希姆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能熬过去，或者说，他不知道这艘船上是否能有人活过今晚。

一小时后，他们登上了另一艘稍大一点儿的船。后来他们又转到了第三艘船，这艘船比第二艘又大了一点儿。每次换船，蛇头们都像搬运一袋袋土豆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扔到船边上。现在船上的空间大了一些，但他们全身都已经湿透了。每次换船，他们都要蹚水走到另一艘船上，而且他们坐的第二艘船里面还灌满了水。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海水浸湿，冻得直打哆嗦。他们还都因晕船而感到反胃，挤在哈希姆左边的那个人还吐了他一身。哈希姆也没含糊，一口全吐到了右侧那个人的身上。他抬起头来，发现所有人正吐得昏天黑地，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沾着别人刚吐出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个能呕吐到其他难民身上的机会，他们每个人都支付了2000美元以上的费用。哈希姆心中暗想：“就当是参加了一场呕吐晚会吧。”

在雨中乞求边境士兵放行的叙利亚难民

欧洲之耻

这一场景最特别之处也许就是它已变得极为常见。现如今，全世界的人正在目睹一场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移民潮，而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正发生在地中海地区。2014—2015年，大约有120万人搭乘破旧又漏水的小船横穿地中海，抵达欧洲。欧盟认为，由于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连年内战，迫使空前数量的人涌向欧洲，2016—2018年，还将有超过300万人紧随其后。多年来，承受全球难民危机重担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声称86%的难民都集中在这类国家。而现在，欧洲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危机。

移民欧洲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很久以前，非洲移民就曾设法经摩洛哥前往西班牙，或者经塞内加尔抵达加那利群岛。多年来，那些想去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人也一直以利比亚、土耳其和埃及为中转站。但之前移民数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庞大。

在希腊边境，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

最初，在2014年，像钉钉子一样一点点儿楔入欧洲的主要是叙利亚人、厄立特里亚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那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经由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的余波中，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动荡不堪）前往意大利，只有一小部分人从埃及进入欧洲。2014年，约有17万名难民进入意大利，这一数字几乎是之前的三倍。到了2015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难民依然从利比亚和埃及出发，迁移人数与前一年差不多。但在这一年里，有一个国家改变了游戏规则——希腊迎头赶上了意大利，成为最受难民欢迎的入欧门户。改变叙利亚难民的签证限制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松地逃到北非，而由于利比亚内战，他们也不愿意再借道利比亚。因此，难民们开始大规模地从土耳其出发，与来自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一道前往希腊群岛。几乎在一夜之间，爱琴海上那一连串沉寂无声的度假小岛变成了中东难民危机的“火药桶”。挣扎在经济崩溃边缘的希腊人对此没有丝毫准备。

一位叙利亚儿童渡过爱琴海，来到陌生冰凉的希腊海岛。

就这样，之前只有西欧才会遇到的难题突然变成了东欧也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2015年，超过85万名难民从土耳其沿海出发，踏上了逃难的征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穿过巴尔干半岛向北行进，希望前往既安全又稳定的北欧。5年前，只有2400名难民从匈牙利南部边境穿过，而现在匈牙利不得不应对逾百倍的难民。无奈之下，匈牙利政府只好在南部边境一侧建起了一道隔离墙。

难民们改变路线，进入克罗地亚，匈牙利政府又在与克罗地亚的边境线上建起了一道隔离墙。这场危机让欧盟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分化。意大利和希腊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单独应对如此巨大的移民潮，于是便想尽各种办法让其他国家来分担它们身上的重担。

一位叙利亚儿童大步走在欧盟国家克罗地亚的土地上

起初，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按照现行的《都柏林公约》的规定，只是疏导难民们继续前进，而不是鼓励他们踏入自己国家的领土。后来这两个国家又试图通过谈判协商，劝说邻国主动接收这些难民。然而，持续数月的无休止的谈判与协商收效甚微，欧盟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愿分担意大利和希腊身上的重担，只是象征性地接纳了为数不多的难民。

2015年秋天，欧洲各国最终达成一项协议，同意从难民集中的一线国家转移12万难民到其他国家。在布鲁塞尔的那些政策制定者看来，这是一个初步的胜利，开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但他们的实际做法令人遗憾。被转移的12万名难民，只是2015年抵达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总数的1/9，这一结果也使得欧盟各国达成的协议变成了一张废纸。欧盟组建的一条重要纲领，即成员国之间必须团结一致，似乎也已形同虚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边境线上建起隔离墙，用以疏导逃难的人流，有几个国家还威胁要完全封锁边境。它们这是对欧盟的另一条核心准则——在欧陆国家自由通行——视而不见。1985年签署《申根协定》时，倡导者们曾将这一原则奉为信条，大肆鼓吹。难民危机和希腊经济的崩溃成为欧盟成立以来影响其内部凝聚力的两大威胁。

2015年，匈牙利在与塞尔维亚及克罗地亚边界区域建立起"边境隔离墙"阻拦难民。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8月31日报道，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要求欧盟为"边境隔离墙"分摊约4亿欧元建造费用。

威胁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在某种程度上，“难民危机”这个说法也有点儿用词不当。我们将其称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对难民问题的认识，而非来自难民本身。85万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很大（回顾一下欧洲移民史，这个数字确实也不小）。但它在欧洲5亿人口中只占不到0.2%，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只是如果），这片全世界最富饶的大陆完全可以吸收这股细小的“水流”。因为难民危机，很多国家的社会基本结构遭到了破坏，但欧洲不会发生这种事。最明显的例子是黎巴嫩。这个国家人口只有450万左右，到2015年却接纳了120万名叙利亚难民，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难民——这一比例足以让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无地自容。

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中，赞恩的饰演者并不是职业演员，而是真实的叙利亚难民。被导演发掘时，当时12岁左右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然而，欧盟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歉疚。相反，它们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貌似想解决海上偷渡问题，却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其取得理想效果。它们首先终止了在地中海南部的全面救援活动，理由是采取救援行动，只会吸引更多的人从海上冒险偷渡过来。随后它们意识到，即便停止救援，难民们照样渡海前来，于是又恢复了救援行动。接着它们又商定了一个十分牵强的军事战略，承诺出动海军军舰打击利比亚蛇头。这个计划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

在制订一个又一个令人绝望的计划的过程中，这些政策制定者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受欢迎，难民们仍然源源不断地赶来。结果就是，政策制定者们没有意识到阻止难民偷渡并非易事，唯一应该做的是把这事处理得更好一点儿。如果它们能够在中东地区系统地建立大规模安置区，并尽早做到这一点，且覆盖的救援范围足够大，那么欧洲也许早就能控制住这次危机所带来的混乱局面。这个计划很可能会促使很多难民短时间内留在中东地区，有计划、有组织的安置也会让他们对未来产生信心。反过来，这也会让欧洲更加有条不紊地安置抵达欧洲的难民，并且还有可能说服土耳其采取更多措施，包括允许难民在其本土申请工作、加强边境防御等，以此来阻止难民离开土耳其沿海。然而，整个2015年一直没有类似措施被付诸实践，从而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做出他们唯一的选择：渡海前往希腊。这可以说是一场完美风暴：难民们没有理由再留下来，中东各国没有理由阻止他们离开，欧洲国家也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当代“奥德赛”的漫长旅程

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混乱的难民迁徙陷入低谷。调查显示，9名恐怖分子中有两人于事发前一个月刚刚乘坐某艘运送难民的船只抵达希腊。一些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担心难民们的到来会将欧洲大陆置于危险境地，惊慌之余，他们开始呼吁完全封闭接纳难民的大门。其实，想出如此偏执的做法情有可原，也在预料之中，但最终行不通。

2015年11月13日晚，在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此后，法国本土和科西嘉岛进入紧急状态。

首先，这种做法正中恐怖分子下怀：这将成为西方道德衰落的确凿“证据”，并成为“伊斯兰国”招募新人的有力工具。其次，即便欧洲真的想把吊桥拉起来，它过去没能这么做，那么现在再选择这么做，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欧洲不比澳大利亚，无论如何，澳大利亚有拦住偷渡船只的天然屏障：它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相距数百英里，而欧洲东部边境距离土耳其只有五六英里。

成千上万的难民选择前往希腊，其中显然有着安全方面的考虑。鉴于上面提到的几个原因，唯一能够缓解难民忧虑的，就是让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通过合法渠道有序地进入欧洲。这一举措将能够减少经由爱琴海入欧的难民数量，还可以更容易监控入欧人员的身份。然而，没人能够提前预见这一点，相反，担心造成社会混乱被他们用来当作自己反应迟缓的借口。

就在人们坐立不安之际，难民们继续以创纪录的数量穿越茫茫大海——遇难人数也不断创下新高。为了先到达渡海的船只那里，大部分难民都要经历一场堪称当代“奥德赛”的漫长旅程。在一个旅行已经变得十分惬意的时代，这些难民如同古代埃涅阿斯和奥德修斯等大英雄一样长途跋涉。难民们大多徒步，或是乘坐木制渔船，或是坐在越野车顶上穿越撒哈拉沙漠、巴尔干半岛，或是横穿地中海，进行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

很多难民没有撑到欧洲大陆，他们在地中海的汹涌波涛中丧失了生命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其联系起来，尽管如此，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还是显而易见。正如那两位古代英雄为了避开中东地区发生的冲突而横渡爱琴海一样，现如今的许多难民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在现代，扮演海妖角色的是那些口口声声称会确保难民旅途安全的蛇头，而那些粗暴的边防警卫人员则可被称为当代的“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在他们那些名垂青史的先辈创造欧洲大陆神话原型3000年后的今天，现代的旅行者们正在谱写将影响欧洲数年的新的历史篇章，只是不知道这种影响是吉还是凶。